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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儘管日理萬機，由於身體素質好，一直很少生病,而“文革”中長期超負荷的工作狀態和內心的極度焦慮，使得周恩來的身體每況愈下。
由於長期的勞累與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醫生診斷周恩來患有心臟病。2月3日，工作人員和幾位老帥在周恩來的辦公室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勸周恩來注意睡眠，保重身體。周恩來看到後，在上面簽字答覆：誠懇接受，要看實踐。而在4月處理廣交會的問題時，他又連續工作長達84小時未睡眠。周恩來終因過度疲勞、緊張與嚴重睡眠不足引發心絞痛與“頻發室性早搏”。自此以後，周恩來每晚睡覺前開始吸氧，並每天服藥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來應要求為國慶節兩次試寫“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八週年”，均因手發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過度勞累導致心臟出現異常。此後，周恩來辦公時均有醫護人員守在門外以便隨時搶救。這年10月19日與老朋友斯諾談話時，周恩來在談到自己的健康狀況時說：“在身體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減弱了，近4年心臟有毛病，年紀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了4個紅細胞。5月18日，74歲的周恩來被確診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現血尿，接下來兩個月病情持續惡化。直到3月10日，周恩來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此次檢查，腫瘤直徑只有0.5公分，呈絨毛狀，很表淺。治療效果非常顯著，電灼術後數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然而，10月下旬，又出現全程血尿，惡性腫瘤再次復發。周恩來的病情已較為複雜，原有的心臟病加重，膀胱癌復發，血尿日益明顯，實際上已不能再拖了。然而他又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第二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
第二次治療的效果不理想，術後不久，腫瘤再次復發，並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來病情日趨嚴重，膀胱內每天的出血量從幾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來的體質日漸虛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輕微蒼白，走路、洗漱等活動都會使呼吸與脈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來在西花廳生平第一次接受輸血，直到逝世，共輸血89次。
1974年,周恩來的癌症繼續惡化，病情越來越嚴重。由於腫瘤發展快，惡化、潰爛、出血量增多，膀胱裡淤積了大量的血液並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內口，排尿嚴重困難。初時，凝結的血塊較小，小便時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後來血塊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時異常痛苦。工作人員看到周恩來用晃動身體、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動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內的血塊移開，或是擠出來。當一些小血塊隨尿液一起比較痛快地排出來後，周恩來往往會長噓一口氣，額頭沁出汗珠。此時，精疲力竭的周恩來會躺到沙發上靜養一會兒，積蓄力量準備下一個回合的“戰鬥”，真是令人見之心痛，聞之動容。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告別了生活26年的西花廳,住進了位於北海公園西側的解放軍305醫院,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最後一段時光。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
本文根據已經出版的幾種讀物，對周恩來做過的幾次大手術，作一綜合梳理。
第一次大手術
1967年，周恩來患心臟病後仍是日夜操勞，本來不太嚴重的心臟病日益加重，以至後來發作時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又患了不治之症膀胱癌，由於一再延遲治療，加上過度的操勞和不斷的折磨，周恩來的病情愈加嚴重了。從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來每天便血達到100多毫升，確診為癌症復發。
然而在身患絕症的情況下，周恩來根本不聽醫生的囑咐，依然擔負著連健康的人都難以承受的極為繁重的工作。他這時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只有8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個月裡共計139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時以內。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它會議和談話57次。
1974年為籌備四屆人大，周恩來不同意接受醫療組做大手術的建議。這時，政治局內部的鬥爭正處在重要時刻，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毅然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每天靠輸血和其它治療堅持工作。
“四人幫”的干預，是周恩來的病情一拖再拖而不能入院治療的另一個重要原因。1974年5月，周恩來的病已經出現了更為糟糕的情況，檢驗結果：“發現脫落的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這說明腫瘤長大較快，癌組織壞死脫落，很可能是惡性腫瘤發生轉移的信號。醫療組感到情況實在太嚴重，不能再拖了。他們向負責周恩來醫療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報告情況，請求中央下決心批准周恩來及早住進醫院進行手術治療。張春橋講幾句“總理的工作實在太忙，我有機會也勸勸”等空話打發，說不要急，急也沒用，並建議暫時不要把化驗報告單上的結論告訴總理，以免他分散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負擔，甚至說如果總理堅持要看，可以先改一下結論。王洪文也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詞，不解決任何問題。在保健醫生張佐良的回憶錄裡，提到了江青、王洪文一夥干擾周恩來治病的一個典型例子。那是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來正在臥室床上接受輸血治療。江青、王洪文那邊卻一直催著周恩來去開會，工作人員不得已叫醒總理，停止輸血趕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事後方知，那次政治局會議並不是非要周恩來出席不可。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醫療組的報告，決定對周恩來進行手術治療。於是，周恩來告別了他工作、生活20多個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廳，住進了305醫院。這個醫院自建院以來，周恩來是住進來的第一位黨中央高級領導人。當天，做了第一次大手術——膀胱癌切除手術。手術的效果比較滿意，手術刀口癒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轉。
第二次大手術
第一次手術後的康復情況雖然較為順利，但醫療組的專家對此並不太樂觀，心裡很不踏實。因為自從1973年3月在玉泉山做第一次電灼術以來的14個月裡，已經復發3次了，特別是1974年3月第二次電灼術後，不到一個月，腫瘤復發，血尿更加厲害。果不其然，1974年8月7日、8日，周恩來病情出現反覆，尿血增加，被診斷為癌症轉移。經與醫療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決定進行膀胱鏡檢查後，實施局部切除手術。8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彙報病情及治療方案，並告：“在上次手術後，體力雖較弱，但自信尚能經受這次治療。”經毛澤東批准，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術治療。手術後，病情比較平穩，起居也可自理了。10月，周恩來醫療組就周恩來施行第二次大手術後的身體恢復情況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組作了報告。報告提出，手術後自8月16日開始會客，且之後會客次數增多，談話時間有時較長，批閱的文件也增多，這樣很影響白天休息和夜間睡眠，最近幾天顯得很疲勞。建議最近期間減少送閱文件及會客次數，並縮短談話時間。而這時四屆人大的籌備正在緊張地醞釀著，“四人幫”也圍繞著組閣人選問題想找藉口打擊、整垮周恩來等支持的鄧小平，以實現他們的組閣夢。周恩來對很多事放心不下，仍然殫精竭慮，辛苦操勞。12月23日，他又和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行前，醫務人員再次發現周恩來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檢查治療。周恩來也清楚自己如此長途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他對醫生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因此，去長沙的計劃未作改動。
第三次大手術
1975年1月四屆人大開過、中央人事安排確定後，周恩來完成了一件大事，心裡感到踏實了。他告訴醫生，現在我可以安心治療了。2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近3個月來的病勢及治療情況，表示待下一步檢查後，“不論有無病變，仍繼續住院療養”。2月4日，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組批准的治療方案，再次對周恩來做膀胱鏡檢查，醫務人員對發現的癌細胞做了電燒處理。之後，周恩來的病情仍不穩定，幾乎每天都有便血。3月6日、18日做腸胃檢查又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有一個楊桃大的腫瘤。鑑於周恩來病情複雜，而且有不斷髮展的趨勢，周恩來醫療組已由最初的幾個人擴大到幾十人。針對周恩來罕見的病情，醫療組成員全力以赴，潛心研究、揣摩中外各種治療方案，運用各種先進的技術手段，希望能在周恩來身上創造出奇蹟來。對新發現的周恩來體內的腫瘤，醫療組向負責這項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組作了彙報，並提供有關技術鑑定資料。四人小組經過研究，同意報毛澤東批准後在近期內再次手術。3月20日凌晨，在病房的周恩來支撐病體，寫出一份長達700字的報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澤東詳細說明了幾年來的病情發展、變化的過程。
3月26日，經毛澤東批准施行住院以來的第三次大手術。在實行結腸腫瘤治療手術前，周恩來與秘書一起清理住院以來未批的積案。秘書離去前祝願總理手術順利。周恩來坦然回答:不一定，有兩種可能。手術中，發現右側結腸癌與多發性息肉。切開腸腔後，見到3個(3釐米，1.5釐米，0.5釐米)向腸腔內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狀。專家們當即決定手術分兩步進行，先做右半結腸切除，腹腔內未發現腫瘤轉移，完成腸道手術後，再做膀胱癌電灼術。這次手術長達8個小時，醫生們竭盡全力，手術是成功的，但周恩來的身體卻更加虛弱了。6月16日，周恩來就第三次大手術後的病情及治療情況致信毛澤東，告知這一段時間“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斷”，癌細胞屢有發現。信中提出，“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
第四次大手術
從1975年6月以後,周恩來拖著重病之軀，繼續同病魔、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搏鬥，繼續頑強地工作著。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當賀龍子女勸說周恩來保重身體時，周恩來回答：“我的時間也不長了!”全場一片悲泣之聲。不過，周恩來對自己的病情看得比較坦然。9月7日會見外賓時，在回答客人的提問並介紹自己的病情時坦然說到：“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1975年8月，周恩來住院已一年多了，病情並不見好轉。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吳階平為首的醫療組按慣例為周恩來做臨床檢查，吳階平用手觸摸到了周恩來下腹部的腫塊，約有雞蛋大小，比較硬，推斷可能膀胱內已經長滿了腫瘤，並已擴散轉移了。幾天後，檢驗報告出來，已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因“鱗癌”的惡性程度高，很快擴散到盆腔內臨近器官、腹腔內臟，並轉移到全身內臟器官。
9月20日，實施第四次大手術治療，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在醫院守候。手術前，吳階平向中央領導人報告，周恩來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質發生了嚴重的變化，已成為惡性程度很高的“鱗癌”，不可能再進行手術切除治療，經醫療組研究，確定只做內科保守治療。周恩來也清楚，實施這次手術的後果很難預測。於是，進入手術室前，他要工作人員找來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會議所做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衊地登載所謂lt;伍豪啟事gt;問題的報告》的錄音記錄稿，隨後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註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手術過程中，醫生髮現癌細胞已經擴散至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當即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10月24日，周恩來又做了一次手術。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最後一次手術
1975年11月，周恩來以極大毅力與病痛作鬥爭。12月中下旬，病勢危重，靠鼻飼、輸液、輸血等維繫生命，時常進入昏睡狀態。在病痛中，周恩來同守在身邊的鄧穎超低聲吟唱《國際歌》。病重期間,周恩來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死後要他們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希望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當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時，周恩來一再叮囑鄧穎超：一定遵守過去的約定，死後不要保留骨灰，要將骨灰全部撒到祖國的江河裡和土地上。喪事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來還向鄧穎超表示他心裡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
1976年1月1日，周恩來生命垂危，長時間處於昏睡狀態。周恩來已經到了“油幹燈草盡”的地步。幾日來，又出現了“麻痺性腸梗阻”症狀。儘管周恩來已有兩個多月沒有進食，並且連水也不喝，胃腸道早已空虛，但腸道內仍有自身分泌的一些液體，留下的少許殘渣，及細菌發酵和腫瘤細胞產生的毒素等，使得“腸麻痺”，即腸管不會蠕動，殘渣排不出去，腸腔內存有的大量氣體使肚子明顯鼓了起來，疼痛難耐。1月5日，專家組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為周恩來做最後一次治療手術——結腸造瘻術。就是在左下腹部開個口子，解決大便不通問題，將腸道里的“殘渣餘孽”儘量清除出去。1月7日，周恩來再度進入昏迷狀態，醫生以輸氧、鼻飼等方法延續周恩來的生命。晚11時已處於彌留之際，微睜雙眼辨認出面前的吳階平等，周恩來用微弱的聲音說：“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這是周恩來生前說的最後的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病逝於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終年7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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