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鎮壓太平軍、捻軍的過程中，由於曾國藩集團兵勇自募、糧餉自籌，且實行兵為將有、家兵家將的軍事體制，故在事實上處於一種半獨立狀態，雖與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顯區別，但也不同於八旗、綠營諸將帥。曾國藩就認為，他們自練兵、自籌餉，與岳飛的岳家軍極為相似。所以，他們有時候稱湘軍為“義軍”、“義旅”，將自己募練湘軍、舉兵東征稱之為“起義”，以有別於八旗、綠營等“經制”之兵。其《討粵匪檄》雖然氣壯如牛，但卻始終不敢稍違這種身份，只能立足於維護地方利益，至高至大不過是維護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絕不能像大將軍出征那樣，動稱奉天子之命征討四方云云。然而，他們也不同於祁寯藻、彭蘊章之類的漢族地主階級舊貴族。因為他們手中有實力，來自地主階級中下層，既非可有可無的政治裝飾品，也不是滿洲貴族馴化已久的奴才。所以，從本質上看，曾國藩集團與清政府之間屬於兩個相互依存的政治軍事實體，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衝突。首先，誰也離不開誰。清政府離開曾國藩集團就無以自存，曾國藩集團離開清政府則難以發展，而當他們面對太平軍、捻軍的巨大軍事壓力時猶為如此。這是因為他們誰都沒有力量單獨戰勝太平軍，只有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取得勝利。於是，他們在共同的敵人面前結為君臣之盟，其條件是曾國藩集團必須尊重和維護清廷的皇權，而清廷則必須承認他們的合法性，授予種種軍政大權，使他們在戰爭中獲得巨大的實際利益。然而，他們在權利分配上又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不僅包含著滿漢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若處理不當，衝突不能及時化解，尤其在一些關鍵時刻或重大問題上，就必然會危及到他們的這種同盟關係。所以，在長達十八年的鎮壓太平軍、捻軍的戰爭中，他們雙方雖然屢有爭鬥，但始終掌握著一個分寸，即對方能夠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軍攻克天京前後的同治三、四兩年，他們所以能夠兩次度過最深刻的政治危機，在內戰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得以化解於無形，主要就是由於他們雙方都做到了這一點。這種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歷史經驗表明，得勝前結盟固難而得勝後持盟不敗則更難。然清政府與曾國藩集團卻居然做到了這一點，在中國政治史上實屬罕見，大有認真探討的必要。清政府一方已有專文論述，本文則主要側重於曾國藩集團方面，著重考察其對清政府的政治對策。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那就是恪守臣道，積極進取。
從君臣關係的角度看，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之間曾發生過幾次矛盾，對清政府的態度與對策亦相應做過幾次較為明顯的調整，茲僅以曾國藩為例簡述如下。
第一次是咸豐元年，曾國藩在劉蓉、羅澤南等人的推動下，上疏批評咸豐皇帝。咸豐帝沒有讀完，就“怒捽其折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1]，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為他求情，很可能陷於不測之罪。曾國藩瞭解這一情況後，心裡非常緊張，不僅對此次諫爭之舉上奏自責，稱“才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2]，且從此改弦更張，行事更為謹慎，再不敢對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決策說長道短。這不僅因為其後地位發生變化，為臣之道也隨之不同，而且也與這次來之不易的教訓不無關係。犯顏直諫雖自古有之，不失為臣之道，但為國為家不可不看實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寧可放棄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嘗試，另闢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蹊徑，再也不甘冒風險，貪圖便捷。因為皇上既然不許，臣下就不該強而為之，這在曾國藩看來也是為臣之道，且從此恪守不逾，無稍改變。
第二次是咸豐四年，咸豐帝得到湘軍攻佔武昌的奏報，一時忘乎所以，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料，某軍機大臣一言觸痛了他畏懼漢人的心病，從此惕然警懼，收回成命，再不肯將地方督撫大權授予這位湘軍統帥，使之數年之間坐困長江中段，客軍虛懸，受盡屈辱。恰在此時，某大臣之言傳入曾國藩耳中，更使他憂讒畏譏，傷心備至，擔心自己也會像東漢時期的太尉楊震那樣，含冤而死。他面對江西岌岌可危的軍事形勢，憂悴已甚，喟然長嘆，對身邊的好友劉蓉說：“當世如某公輩，學識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憤思為國家掃除兇醜，而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冤，泉下不瞑目也。”[3]其對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憤懣，可謂溢於言表。這樣，咸豐元年至八年之間，尤其四、五、六、七幾年，他的這種不滿情緒就不可能不在日記中有所發洩。所以，當摹寫石印本《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出版之時，其他年份或間有刪節，而上述時期則全行刪除，以致在數十年日日相連的日記中，造成十幾年的空檔。《清稗類鈔》稱：“湘鄉曾氏藏有《求闕齋日記》真跡，裝以冊頁，得數十巨冊，皆文正所手書。宣統紀元攜至上海，將赴石印。中頗有譏刺朝政、抑揚人物處。或見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錄，以卷帙浩繁而罷。及印本出，重覽一過，則譏刺朝政、抑揚人物之處，皆刪除淨盡矣。”[4]
第三次是咸豐七年，曾國藩基於上述情緒，先是聞訃上奏而不待諭旨，徑直棄軍奔喪回籍；繼而假滿不回江西軍營，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撫之權，否則寧可在籍守制。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此舉皆有違臣道，有違友道，與其理學家的身份頗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滿。其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對其大發議論，“肆口詆譭”，引起社會輿論的共鳴，“一時譁然和之”。曾國藩心虧理短，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5]。他在給郭昆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6]於是，在朋友的啟發誘導下，曾國藩對自己數年間的言行，進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從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張，於處事處人，尤其對清廷的態度與對策，進行了一番全面調整。例如某宰相云云，關鍵不在其怎樣說，而在清朝皇帝如何聽，說到底也不過是個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問題。既然不能改變這種客觀政治環境，而要成就大業，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變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況自己也確有錯處。他在家信中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7]又在給郭嵩燾的信中說：“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咸豐）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譭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8]當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權的做法，更屬荒唐，絕非一代名儒所應有之舉，即使純然公心亦不當如此。所以，曾國藩自此之後，恪守臣道，不違友道，其事業能夠獲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與這次大徹大悟、改弦易轍有很大關係。
不過，曾國藩只是改變了對清政府的態度，並非改變了自己對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敗依舊，滿漢藩籬依然，只是曾國藩不再像以前那樣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後快了。這從他處世態度的變化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其承辦團練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後被趕出長沙，與此有很大關係。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敗與此不無關係。而再出領兵之後，處人則日趨圓滑，對事則不求速成，似乎有點聽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廈之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尚恐瀾狂莫挽，況弟之碌碌乎！”[9]又說：“往歲志在討賊，尚百無一成，近歲意存趨時，豈足更圖千里！”[10]還說：“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諮，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11]他在家書中則稱：“餘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12]又說：“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當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功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功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13]
曾國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們另一方面的憂慮和批評。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為憂。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又說：“方伯此語極有見地，時人知此義者鮮矣。”[14]胡林翼也有類似的看法和憂慮，並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評。曾國藩在給毛寄雲的信中則說：“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詒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者見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矣。”[15]
他對世人尚且態度如此謙謹，而對清朝皇帝就會更加恭順，一掃昔日狂態了，且愈是後來功高震主、名滿天下之時，個人不無屈抑之際，則更是如此。雖然郭、胡諸人對此變化曾一時不無憂慮，但從實踐上看，無論對其本人還是整個集團，可謂失之者甚微，而得之者甚大。
第四次是咸豐十年，因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清政府從各地調兵“勤王”，命曾國藩飭派鮑超率二三千壯勇“兼程前進，尅期赴京，交勝保調遣”[16]。曾、胡二人既不願因鮑超北上而影響安慶之役，更不願將此猛將交到勝保手中。然“勤王”事關大節，不可討價還價，遂致曾、胡二人一時陷入困境，集團內部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曾國荃恐撤安慶之圍，堅決反對北上“勤王”，大約於舉例論證之際，涉及到清廷高層決策與內部皇位之爭，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引起曾國藩的極端驚懼，遂行嚴加訓斥，逼令緘口。態度之決絕，口氣之嚴厲，在歷年家書中可謂空前絕後。可惜未能見到曾國荃的原信。然從曾國藩的回信中，仍能看出他當時的焦急心情和對清政府的政策，其與清政府締結君臣之盟的政治動機，更是顯而易見。所謂忠義云云，都是說給別人聽的，決不會成為他們的行事準則和動力。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的覆信中稱：“初九夜所接弟信，滿紙驕矜之氣，且多悖謬之語。天下之事變多矣，義理亦深矣；人情難知，天道亦難測。而吾弟為此一手遮天之辭、狂妄無稽之語，不知果何所本！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若駐京太久，聖駕遠離，恐日久亦難盡愜人心。僧王所帶蒙古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蓋已挾全力與逆夷死戰，豈尚留其有餘，而不肯盡力耶！皇上又豈禁制之而故令其不盡力耶？力已盡而不勝，皇上與僧邸皆浩嘆而莫可如何。而弟屢次信來，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處消息，謂僧邸見疏見輕，敝處並未聞此耗也。”又說：“分兵北援以應詔，此乃臣子應盡之分。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於友謂之義。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譁潰。根本倘拔，則南服如江西、兩湖三省，又豈能支持不敗？庶民豈肯完糧，商旅豈肯抽釐，州縣將士豈肯聽號令？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悔於九泉，不詒譏於百世。弟謂切不可聽書生議論，兄所見即書生迂腐之見也。”還說：“弟只管安慶戰守事宜，外間之事不可放言高論，毫無忌憚。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之聞本不多，而疑則全不闕，言則尤不慎。捕風捉影，扣槃捫燭，遂欲硬斷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後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復信耳！”[17]
歸納起來，曾國藩在信中談了四層意思：一是戒驕戒妄，不可對自己不懂、不曉之事硬下斷語；二是不可妄議朝政，觸犯武臣之大忌；三是不可輕棄忠義的旗幟，否則無以號令天下；四是不可輕棄君臣之盟，否則必致孤立而失敗。因曾國藩集團與清政府之間，雖有滿漢矛盾和權利之爭，但從根本上講利害一致、命運相連，倘若清政府垮臺，他們也勢必陷於孤立，難以獨存。然曾國藩所以對之聲色俱厲，不僅為了陳明利害，讓他懂得同滿洲貴族締結君臣之盟和高舉“忠義”大旗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他知道維持這種同盟的必要條件。那就是，作為一個武臣，一定要恪守臣道，不可干涉朝政，既不能做，也不能說，強迫他這個不學無術、狂妄自大的胞弟閉起嘴巴，以免壞了自己的大事。因為他並不擔心清政府垮臺，也不打算北援。其根據是，在寫此信之前，曾國藩已在李鴻章的啟發下，斷定英法聯軍必於強迫清政府訂立城下之盟後而撤兵，並與李續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計。況且，就他們對清政府的那些議論而言，曾國荃的話可能比曾國藩更接近實際，曾國藩也未必就沒有聽到這些議論，只是他不想讓曾國荃議論此事而已。
總之，北援問題就像一塊試金石。不僅暴露了曾國藩集團內戰積極、外戰消極的政治嘴臉，也揭示出他們同清政府之間君臣關係的實質。他們同滿洲皇室之間，並非親如家人，而是地主階級內部，滿漢之間基於共同利害而締結的軍事政治同盟。只是這種同盟不同於《三國演義》中的孫劉之盟，而是一個漢族地方軍政集團同滿洲皇室之間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其共同利益是鎮壓太平軍、捻軍等反清起義，維護封建制度。這個漢族地主階級軍政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如果在一般情況下還不明顯的話，那麼一遇到外國入侵問題，就會立刻突現出來。當時接奉北援諭旨的其他督撫，無不聞命而動，甚至有的並未奉有明旨，聽到消息也連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觀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聯軍簽約。其時，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們的異心，然事後竟不置一詞。其情形與八國聯軍入侵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做法頗為相似，彷彿是四十年後“東南互保”的一次預演。因為他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軍政實力集團，其形成、發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敵人只有農民起義軍。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結盟，也可以同外國侵略者結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們手中的實力，無時無刻不把他們看作自己的異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們手中的實權，只是苦於沒有條件而已。否則，就不會發生袁世凱被迫回籍養病的事。所以，對他們的要求與對待自己的心腹、親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是由於歷史進程的不同，很多問題不如後來暴露得那麼充分。
曾國藩的這封信確實重要。事態的嚴重加上曾國荃的一紙荒唐家書，逼得曾國藩不得不說出一些平時不肯說的話，從而使人們發現了不少平時難以發現的問題。大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曾氏後人一直將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無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嶽麓書社公諸於眾。
第五次是咸豐十一年，那拉氏、奕訢發動宮廷政變，推翻贊襄制度，捕殺肅順等贊襄大臣，使曾國藩等虛驚一場。曾國藩曾在《日記》中幾次談及此事。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載：“接奉廷寄四件”，“中有00諭旨一道，飭餘兼辦浙江軍務。”“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載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悅云云。駭悉贊襄政務怡親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載：“少荃來，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變否，為之悚仄憂皇。”還說：“餘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十七日載：“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氣象愁慘。”“少荃來，與之鬯談。因本日見閻丹初與李申夫書有云，贊襄王大臣八人中，載垣、端華、肅順並拿問，餘五人逐出樞垣。服00皇太后之英斷，為自古帝王所僅見，相與欽悚久之。”二十二日載：“張仲遠寄周弢甫一信，餘拆閱。內言載桓、端華、肅順等三人，肅順斬決，載垣、端華賜自盡，穆蔭發軍臺，景壽、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職，另用桂良、周祖培、寶鋆、曹毓英為軍機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語之始末矣。因與幕中諸人鬯論時事。”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系摹寫石印出版，並非如《湘鄉曾氏文獻》那樣原稿影印，故其內容曾被人多處篡改。除前引《清稗類鈔》外，薛福成也曾談及此事。其《上曾侯相書》編後按語稱：“求闕齋乙丑五月日記雲：‘故友薛曉帆之子福成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餘在幕府，嘗見文正手稿。近閱湖南刊本，歸入‘品藻’一類，而訛為伯兄撫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誤。恐後世考據家或生疑義，故並及之。”[18]查《求闕齋日記類鈔》與《曾文正公手書日記》，果如所言[19]。不過，此尚屬校刊無意之誤，或可查有實據，而事涉辛酉政變的記載是否經人篡改，那就無從可知了。
僅從現有記載看，曾國藩對這次政變的情況知之甚遲，且主要是從私人通信中得到的。當其初聞新元年號由祺祥改為同治，尤其贊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際，心中大為震驚，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卻不明究竟。故數日間坐臥不安，天天與李鴻章密談，甚至不惜私拆別人的信件來探求京中情報。當他知道政變的最後結局之後，方才放下心來，開始與身邊的幕友公開談論此事。然而，有件事雖然令他感到慶幸，但卻萬萬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沒有聽從王闓運的勸告，同肅順聯手反對那拉氏垂簾聽政。據王闓運之子王代功稱：“文宗顯皇帝晏駕熱河，怡、鄭諸王以宗姻受顧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請太后同省章奏。府君與曾書，言宜親賢並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曾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謹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權臣干政之嫌，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遂致變亂，府君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20]是否因為曾國藩不贊成王闓運的政治主張，故而得書不報呢？不是。他曾對勝保關於近支親王輔政的奏請大加讚揚，顯然是同意“恭親王宜當國”一條的。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書日記》載：“閱勝克齋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請於近支王中派人輔政，皆識時之至言。”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議擾攘已久，且此時已成定局，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無須表示的。唯近支親王輔政一事系剛剛提出的，更何況曾國藩一向瞧不起勝保，說明他早就同意王闓運“恭親王宜當國”的主張。但是，他卻不會像勝保那樣，甘犯武臣之忌而為人火中取栗，最後竟被那拉氏砍了腦袋。不過，曾國藩“恐蹈權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謹慎”，而是基於歷史教訓和現實情況，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來他一直認為權臣不祥，“古來竊利權者每遘奇禍”[21]，“處大權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22]尤其咸豐七、八年間大徹大悟之後，一改昔日的傲氣，態度愈益謙虛，行事愈益謹慎，言詞之間尚嚴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請帶兵進京，橫斷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權貴亦是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以來的行事原則，嚴樹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無情地譏諷，他怎麼會與如日中天的肅順聯手？據說，肅順被誅後，“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內唯曾文正無一字，太后嘆息，褒為第一正人。”[23]
不過，曾國藩不與肅順交往，更不與之聯手反對垂簾聽政，或許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對肅順執政以來的做法持有異議。咸豐九年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近來科場事株連太廣，夷事辦理太柔，均不甚愜人意，常思一陳鄙愚。而回顧在外數年百無一成，言之滋愧，寧默默也。”[24]從後來的情形看，曾國藩的思想主張與奕訢更為接近，故辛酉政變只是使他虛驚一場，遠沒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罷免奕訢時，所給他帶來的震動那麼強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當天京戰事緊張、糧餉匱乏之際，江西巡撫沈葆楨事前不經協商，即奏請扣留原本解送雨花臺大營的江西厘金歸本省使用，使曾國藩驟然失去月入數萬兩的餉源。更為嚴重的是，戶部不僅批准了這一奏請，還竟於復奏之中列出數筆並不存在的外省協餉，使曾國藩背上廣攬利權、貪得無厭的黑鍋，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憤爭。他不僅必須與沈葆楨爭江西厘金，還必須向戶部討回清白。結果，戶部雖不再提協餉之事，但仍將江西厘金之半劃歸沈葆楨，使曾國藩既失錢財又丟面子。最後雖以調撥輪船退款的辦法解決了乏餉問題，但卻使曾國藩從中感到清廷在明顯地疏遠自己，不由惕然警懼。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欽差之職、六大臣之權，統兵十萬、斂財六省以來，曾國藩深懼負權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後落個兔死狗烹的下場。他在家書中對老九說：“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廕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唯於無事之時，常以危言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25]為保身名俱泰，曾國藩除在態度上更為謙謹，懇請親朋好友、部下僚屬時時批評監督自己外，還在政治上採取了幾項措施，諸如兩次奏請清廷派親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監軍，奏請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給曾家封賞，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權等，直到清廷對他極表信任，無所疑忌，方使他暫時放下心來。不料，自同治二年湘軍攻克太平軍九洑洲要塞，尤其蘇州、杭州相繼攻克之後，清廷對曾國藩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而清政府在處理曾、沈厘金之爭中右沈抑曾，尤其戶部虛列每月十五萬五千兩白銀的外省協餉，無疑是向他發出的一個信號，使他感到形勢緊迫，不得不急切尋求自全之策。他在給親友的信中說：“兩接戶部復奏之疏，皆疑弟之廣攬利權，詞意頗相煎迫。”[26]而“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權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又說：“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27]當然，曾國藩最害怕的還是清廷對他的疑忌。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捨一部分權利。故此他一再向親朋好友表明心跡：“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即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28]，“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29]。又說：“自古柄兵之臣，廣攬利權，無不獲禍謫者。侍忝附儒林，時臨冰淵，而使人廣攬利權疑我，實覺無地自容。”[30]還說：“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兇於而國、害於而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此中先後之序，尚須妥商。”[31]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不愧一代儒將，深明以退求進、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軍攻陷天京之前，就已經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權自保的思想準備。不過，此所謂“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則屬謊言。後來事實證明，曾國荃根本沒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對被逼退隱一事極為不滿。而曾國藩這樣講，不過是為將來的具體安排預設伏筆。曾氏兄弟太過招搖，其功成身退、割權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麼退尚須根據具體情況而定。而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則曾國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國藩要故意如此謬說，未雨綢繚。有了這一伏筆，將來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準曾國荃等八百里紅旗報捷，迫使曾國藩重新上報，不得不讓毫不相干的湖廣總督官文領銜；繼則食言自肥，賴掉咸豐帝收復江寧者封王的許諾，僅賜曾國藩一等侯爵；隨之又以嚴厲的態度和口吻警告曾國荃等人不可驟勝而驕，並追查天京窖金與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頗有劍拔弩張之勢。由於湘軍破城後競相燒殺淫掠，炸開的豁口無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餘人得以脫身而去。李秀成剛被送至雨花臺大營，曾國荃就企圖將之殺害，理由是“恐有獻俘等事，將益朝廷驕也”[32]，可謂狂妄之極。故清政府此舉可謂切中要害，且已在軍事上有所準備。當曾氏兄弟同太平軍作最後的苦戰時，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無不虎視眈眈地盯著他們的脊背。而在天京大發橫財的曾國荃及其部下弁勇，則唯恐清廷真的要他們吐出吞到肚裡的財貨，內心極為恐懼和忿恨，決心不惜一切以維護自己拿性命換來的既得利益。據蕭一山稱，曾國荃及其部下將領曾集體勸進，欲仿陳橋故事，擁立曾國藩為帝。無論此事確實與否，而這種可能性當時確實是存在的。
此時的曾國藩，其內心深處未嘗沒有部下諸將同樣的感受。一年後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當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而攻陷天京後，“部中新例甚多，餘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之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尤苛，措詞嚴厲，令人寒心。”[33]滿漢之間本來就界線分明。清政府既然如此對待功臣，起兵造反並非沒有理由；奪回漢家江山亦未嘗不大快人心。更何況，論及個人能力與資歷，尤遠非那拉氏、奕訢所能相比。然曾國藩想得要比這深遠得多，頭腦也不像曾國荃那麼簡單。他心裡非常清楚，清政府並非真的要追查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不過虛張聲勢，加大政治壓力，逼迫曾國藩就範：或則匆忙起兵，或則殺羽自保，二者必居其一，且須迅速作出抉擇，以免其勢坐大，形成南北對峙之局。因曾國藩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羽翼豐滿，足可擁兵自立，但若與清廷爭帝位，則須經幾年的準備方有取勝的把握。故對清廷來說，長疼不如短疼，遲發不如速發，萬不可讓他積威養望，從容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只好選擇殺羽自保之路。所謂殺羽，就是主動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所謂自保，就是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屬親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國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搶奪的金銀財寶。於是，曾國藩在攻陷天京後主要為此做了兩件事：一是裁撤或調離金陵地區的五萬湘軍，停解廣東、江西厘金；一是採用軟拖硬抗的辦法，抵制清政府對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他的具體做法是，對天京窖金下落來個死不認帳，明明被曾國荃的部下搶去，卻硬說天京並無窖金，連自己也覺得奇怪。可說是瞪著眼睛說瞎話。而對幼天王的下落，則是隨機應變，不擇手段，必得保全曾國荃及其部下，以求大家相安無事。他先以幼天王自焚上報，繼稱其死於亂軍之中，及至證據確鑿、無法抵賴之時，則對上奏揭發此事的左宗棠反唇相譏：天京破城之際不過逸出一千多人，就要如此反覆追查、定要嚴懲失職將領，若如杭州那樣，太平軍大開九門，逃出十萬八萬，那時又當如何？結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連左、沈二人將幼天王解送京師的奏請也予以駁回，免致曾國藩過於難堪。
曾國藩與清廷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世間有一個勝利者無罪的原則，對功臣只可賞不可罰。當時，曾國荃及其部下已在天京發了橫財，個個箱滿筐溢，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這份財產，再不想為別的事打仗。然他們也曾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受盡煎熬而不肯散去，就是為了最後能進城大搶一通。如果清廷或曾國藩威逼太緊，定治其罪，令他們吐出吞到肚裡的寶物，他們必然鋌而走險，起兵叛亂。所以，曾國藩對清廷嚴懲走脫幼天王失職將領的諭旨，堅決頂著不辦，以安曾國荃等人之心。而清廷這樣做，本來就是別有用心，意在逼曾國藩裁軍辭餉，一旦曾國藩真的這樣做了，追查之事也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最妙之法也就莫過於不了了之了。
至於曾國藩為什麼沒有揮戈北上，代清自為，則大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或則本來就無此野心，或因料無勝算而知難而退。曾國藩一生愁苦，時萌退志，常有生不如死之嘆，或許真的沒有稱帝之心亦未可知。早在攻陷天京之前，他就曾在答覆同年好友的信中表示：“年來忝竊高位，飽聆譽言，雖同年至親如寄雲、筠仙輩，亦但有讚美而無針砭，大有獨夫之象，可為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盡泯，不敢因幸獲之戰功，倘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為故人告者。然轄境太廣，統軍太多，責任太重，才力太絀，正不知以何日顛蹶，以何日取戾。萬一金陵克復，擬即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實自度精神不復堪此繁劇也。”[34]聯繫祁門被困時曾遺囑曾紀澤，要他長大後不可為官更不可帶兵，只可一心做學問云云，或許曾國藩的人生樂趣，屬文治學更多於從軍從政，真的素無稱帝之心。倘若並非如此，當時不僅存在著曾國藩起兵造反的客觀可能性，而且他也確實具有這樣的主觀意圖，那麼終未成為事實的原因，則只能是政治上尚乏準備，軍事上尤無勝算，以曾國藩之明智不肯幹此蠢事，遠不如繼續做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更為有利[35]。有人說曾國藩不願稱帝是因為忠君思想的制約，似乎他滿有把握做成皇帝卻偏偏不肯做，令不少人為之扼腕嘆息。這不過是筆記小說的慣用手法，裝飾文采而已，實則經不住認真推敲。因為作者僅提到有人擁戴和曾國藩拒絕兩事，並沒有對當時全國的政治軍事局勢，尤其湘淮軍集團的實際狀況做出分析，其拒絕的原因決不限於一條。且支配人們是否採取行動的最後關鍵並非道德規範，而是對根本利害的權衡。倘若曾國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為的勝算，所謂忠君云云就絕不會成為他的思想政治障礙。因為按照儒家思想的邏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君臣倫理並不妨礙改朝換代。試想自古開國明君取得天下，哪個離開暴力弒君和陰謀篡逆兩途？然一旦權位到手，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對篡弒者的譴責，變為對新帝的誠心擁戴。曾國藩熟讀經史，豈不知這番道理？
在這次戰略退卻中，曾國藩所遇到的另一棘手問題是曾國荃的出處。曾國荃不學無術，急功貪財，饕餮之名滿天下。其每克一城必縱兵大掠，而大發橫財之後則必回籍購置田產起蓋大屋。其為人復張揚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惡名遠揚，故清政府對他疑忌尤甚。同治二年三月曾國荃已由江蘇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撫，因正率軍圍攻天京而未赴任。按照清朝制度他是可以單獨奏報軍情的。然清政府卻不準這樣做，遇事只能由遠在安慶的曾國藩轉奏，不消說與左宗棠、李鴻章相比，甚至連個按察使銜兵備道都不如。攻陷天京的當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按照曾國藩事先的安排，他與楊載福、彭玉麟聯銜八百里馳奏報捷，隨即受到清廷的嚴厲指責，抓住“大勢粗定，遽回老營”一事橫加罪名，“倘曾國荃驟勝而驕，令垂成之功或有中變，致稽時日，必唯曾國荃是問。”[36]實際上不僅不承認他的捷報，而且節外生枝，故意吹求，以實施政治上的抑制和打擊。曾國藩看透了清廷意欲將其排而去之的用心，遂於七月二十日奏請裁撤曾國荃所統兵勇之半的同時，提出是否準其本人回籍養病的問題，進行試探。稱曾國荃“意欲奏請回籍，一面調理病驅，一面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而曾國藩本人尚未應允，“囑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請開缺，姑在金陵安心調理，代臣料理善後事宜。”[37]誰知清廷比曾國藩還急，尚未接到這一奏請，就對曾國荃當頭又施棒赫，下旨追查天京金銀的下落，令曾國藩“查明報部備撥”。並對之鄭重警告道：“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孰可長承恩眷。”[38]其後清政府雖在諭旨中假意挽留，將曾國藩奏摺中的話重複一遍，但卻絕口不提赴任本官之事，反而肯定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的想法“合於出處之道。”[39]曾國藩見事勢難以挽回，更加堅定了自己原來的想法，遂於八月二十七日專折代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養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其動作之快實出意外。不想，這下可惹惱了曾國荃。他本來就藐視清廷，心懷不滿，加以缺乏涵養之性，遂於大庭廣眾之中將自己的憤懣之情公開發洩出來，致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三年後他對自己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面目。”[40]原來這一次再次地陳請開缺回籍，都是曾國藩耍的政治把戲，曾國荃從無此意，都是阿兄揹著他乾的。不學無術的曾國荃既不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也不懂為臣之道，更不能理解胞兄的這番苦心。所以，曾國藩欲行退卻之策以保身家名位，對這位不知進退的胞弟，非瞞天過海造成既成事實，然後迫其就範不可。“舍弟”的表現雖令曾國藩當眾出醜，但他畢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解決了一個政治上的大難題，圓滿完成了這次極為關鍵的退卻。為了消解曾國荃內心的不平之氣，待其四十一歲生日那天，曾國藩不僅專門指派能說會道的趙烈文前往勸慰，還親自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據說，當曾國荃讀至“刮骨箭瘢天鑑否，可憐叔子獨賢勞”一句時，竟然放聲大哭，以洩胸中抑鬱之氣[41]。
第八次是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罷免恭親王奕訢的一切職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測，引起曾國藩等人的極大恐慌，疑為清政府卸磨殺驢的信號。曾國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早間閱京報，見三月八日革恭親王差事諭旨，有‘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不可細問’等語，讀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於是，他苦思數日，便開始向心腹將領吹風試探，醞釀對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為名，相約駐紮裕溪口的水師將領彭玉麟赴下關一見，二人在一隻小船中密談良久，“言及國事與渠家事，欷歔久之”[42]。那麼，他們究竟談何國事呢？數日後彭玉麟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議政王為九江蔡壽祺以莫須有汙衊，致出軍機，中外駭聞。伏思今上當極，兩宮垂簾，實賴賢王公忠體國，上下一心，華夷欽服，始有今日中興氣象。何物蔡壽祺，喪心狂吠，以璫人之授意，竟敢害於忠良。倭公不侃侃而言，亦竟阿於取好。議政其周召，若輩其管蔡乎？天下有心人能不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領進詞，而爵相極力勸阻，須俟城內動靜，再作道理。兄不學無術，不平欲鳴，抑恨堇吐，其如憤火中燒何！”還說：“小人道長，國家堪憂，殘喘餘生安得即賦歸去，遁跡山林，不閱世事耶？”[43]原來，令曾、彭二人言之感傷、“欷歔久之”的“國事”，就是西太后罷黜恭親王一事。看來他們共同的意見是，此事關係重大，決不可坐視不理。惟所不同的是，彭玉麟欲馬上動手，領銜上疏諫爭。而曾國藩則要他靜觀時變，必須從京中瞭解到更進一步的詳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決定行止，不能僅根據一紙京報就採取行動。這件事說明，清政府追查天京窖金與幼天王下落，遭受打擊的僅是曾國荃一夥。曾國藩集團的其他派系可能不聞不問，有的甚至會幸災樂禍，煽風點火。這是因為他們太不得人心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使之在整個統治階級中成為眾矢之的，也在曾國藩集團中陷於孤立。倘若清政府欲行兔死狗烹之策，將湘淮將領一網打盡，他們就會由四分五裂走向一致，聯合起來抗滿自保。根據當時的形勢，很可能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或如蕭一山說的那樣，揮戈北上，擁曾為帝，亦未可知。聯繫那拉氏死後，因攝政王載灃排斥袁世凱，拆散滿洲皇室與漢大臣的聯盟，從而導致清王朝迅速滅亡的事實，這種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的。只是後來那拉氏見風轉舵，重新恢復了奕訢“議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職事，才避免了這種結局，曾國藩集團也僅只虛驚一場。
第九次是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戰爭一時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帥，使曾國藩大丟臉面，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曾國藩自剿捻以來，屢受清廷的指責，防守沙河之策失敗之後，更是接連不斷，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44]，使他感到再也幹不下去了，只好自請革去欽差大臣之職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讓賢者之路。然而，使他為難的是，天下之大竟無一個適當的安身之處。當時，曾國藩聽到各種建議，有的勸其回籍省墓，有的勸其住京養病，有的請其回任江督，他以為皆不妥當。首先，回任江督行不通。因他辭職的理由是有病，“不能用心閱文，不能見客多說。既不堪為星使，又豈可為江督？”所以，既辭欽差就不能不連江督也一併辭去。其次，“乞歸林泉亦非易易”，“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閡，則步步皆成荊棘”。再次，“住京養病尤易招怨叢謗”。最後，曾國藩“反覆籌思，仍以散員留營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45]。他在給鮑超的信中也以此招為得計：“僕自去歲以來，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即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效力耳。”[46]然實際上，此策則更加行不通。因為這樣以來，不僅使後來者覺得礙手礙腳，倍生反感，且極易啟人疑謗。正像有人說的那樣，你留營中效力，誰人可以指揮？豈不是一舟雙舵、一馬雙馭？同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為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且有“挾軍心以自重之嫌”[47]。這前面一條可能導致李鴻章的堅決反對，他令其兄李瀚章勸曾國藩回任江督，即已顯露此意。而後面一條更是曾國藩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是萬萬不可輕試的。當時也有人勸他直言極諫，陳明利害，以改變清政府的做法。他出於同一原因，不敢這樣做。他在給尹耕雲的覆信中解釋說：“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唯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唯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唯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兇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態。”又說：“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盡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48]就是說，可怕的不是御史而是為其撐腰的清廷，他們是根據朝廷的眼色行事的。朝廷發閱彈章，不過是放只氫氣球，意在逼曾國藩交權退避，若竟倔強不服，必有更加厲害的後著，直至達到目的為止。曾國藩身為人臣，欲保名位，無論內心感受如何，都必須拿出對之忠誠馴服的樣子，人君可畏，人言亦可畏。正像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去冬以來，憂讒畏譏尤甚於昔”[49]，“從此不居極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50]。最後，曾國藩迫於情勢，不得不返回兩江總督之任。因李鴻章剿捻急需兩江之餉，若易他人為江督，則未必能夠保障前線各軍的餉運。既然李鴻章一再以此為請，他也就很難拒絕了。然而，這對曾國藩來說卻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僅令其數年之間心情不暢，且遺終生之悔。同治九年三任江督時覆函友人稱：“剿捻無功即當退處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蒞任畿輔，皆系畫蛇添足。”[51]不過，這隻能說明其內心的懊喪，事實上卻無法真正這樣去做。此可謂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他堅信命運之說，大概這也是根據之一吧。
第十次是同治九年，曾國藩將天津教案辦成典型的屈辱外交，使自己成為過街之鼠，眾矢之的。清政府再次中途易帥，讓他灰溜溜地再返江督之任。其實，曾國藩的辦案方針與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其種種舉措亦無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不過隱瞞了法國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沒有如實上報而已。故輿論的衝擊不僅針對曾國藩，也是針對清政府的。然專制時代有一條非成文法，國家最高決策一旦出現重大失誤，只能指責經辦大臣，不能指責皇帝。如南宋的秦檜，晚清的穆彰阿，多年來一直受到萬人唾罵，對其本人固屬罪有應得，但同時也是代皇帝受過。只是這一過程發生較遲，都是在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極之後，朝廷大張其過，輿論驟起攻擊，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而曾國藩則是現世現報，一轉眼間功臣賢相就成了過街之鼠。社會輿論變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機打擊曾國藩，以便將他趕出畿輔要地。當全國輿論在醇親王的帶動下，群起攻擊曾國藩的時候，那拉氏不僅公開宣稱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52]，將剛到陝西的李鴻章調赴天津進行復查，還把曾國藩匆匆調回江南，以李鴻章取而代之。實際上是將天津教案辦理失誤的全部罪責，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其實，李鴻章最後仍以曾國藩的奏報結案，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原定死刑20名改為16名，也不是李鴻章爭來的，而是俄國被殺四名只要賠錢，不要中國人抵命。正是清政府的這種做法，使全國輿論受到進一步的鼓舞，對曾國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對於這層原因，曾國藩當時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他在給諸弟的家信中說：“餘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餘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兩不發等語。以是餘心緒憂悒。”[53]顯然，這些人不過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他們從清政府對天津教案和曾國藩的處理中得到一個信息，知道曾國藩已經失寵，故會大著膽子這樣做。曾國藩“心緒憂悒”的原因，也不只這些麻煩本身，而主要還是造成這些麻煩的深層原因，同清政府的關係愈來愈疏遠了，自己的政治處境會越來越困難。
醇親王奕譞與葉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對曾國藩採取這種態度，也可能與曾國藩拒絕他們的有意拉攏有關。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譞曾一再向其致意，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絕。同治八年春奕譞託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致一信，對曾大加讚揚。曾國藩沒有覆信，僅在給朱學勤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慎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54]同治九年春奕譞又託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以求應和。曾國藩亦沒有回信，僅在給黃倬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為心感。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既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承。理宜奉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尚望先為代達鄙意，至荷，至荷。”[55]醇親王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他是恭親王之弟，同治帝之叔，那拉氏的妹夫。長期以來，他與那拉氏緊密勾結，欲與奕訢一爭高下，至於不惜主動拉攏湘淮軍帥，以加強自己的地位。不過，曾國藩不與奕譞交往，不僅避交接權貴之嫌，更為避內外交通之嫌。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以杜絕王位之爭。故前者可能關乎個人名聲，而後者則可能招致滅族之禍。事實上即使沒有那麼嚴重，亦遠非大臣所宜。曾國藩對此惕然警懼，遠嫌避禍，亦屬恪守臣道之舉。然而，這樣一來卻深深地得罪了醇親王，或則銜恨於心，或則疑為恭黨，遂乘天津教案之機對之攻擊不遺餘力，必欲去之而後快。不料，曾國藩固不知趣，李鴻章亦未滿所望，復轉而拉攏左宗棠。據說，左宗棠入值軍機處，主要出於奕譞的推動，意在取代恭親王。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最後只好作罷。或者，如此等等，皆出於那拉氏的授意，亦未可知。
歷史事實表明，天津教案後再返江南，標誌著曾國藩同清政府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湘軍攻陷天京後，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既忌其手握大權又忌其功高震主。待其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金陵湘軍後，手中失去揮戈北上的實力，也就不再對清廷構成威脅。然其威望尚存，仍有功高震主之嫌。其後剿捻無功，中途下臺，已是威名大損，今不如昔。迨至三蒞江督之任已是威信掃地，則完全失去對清廷的威脅，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餉實力，也不可能取清自為了。與此同時，清政府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分量亦是越來越輕，中興幻想一步步破滅，悲觀情緒愈來愈重，從而構成其心情不暢的另一原因。
曾國藩系道光朝舊臣，因穆彰阿的薦賞而平步青雲，十餘年間躋身卿貳，成為清代罕見之事。然自從軍以來屢遭疑忌，長期不得其位，心情甚感壓抑，恨不得找個地方“痛哭而一傾吐也”[56]。自咸豐十年出任江督，尤其那拉氏、奕訢政變上臺之後，曾國藩一度興高采烈，以為中興有望，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然其心腹幕僚趙烈文不同意這種看法，遂引發二人間的多次辯論。同治六年夏，一次閒談中曾對趙說：“都中來信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說：“然則當南遷乎？”趙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曾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趙說：“如師身分，雖善謔，何至以此為戲！”[57]此後，二人又爭辯數次，對形勢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分歧的焦點則集中在清政府的評價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轉這一江河日下的形勢。一日，趙說：“在上海見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百僚。”曾說：“然貌非厚重，聰明過人。”趙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倖免也。”曾國藩則以“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綱獨斷”應之，且舉“勤政”、“免徵”、“免報銷”及處理官文數事以為證，稱“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如何？”趙烈文對之逐條批駁，並進而指出：“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即如諸葛輔蜀，宮、府甚治而卒不能復已絕之炎劉；金哀在汴，求治頗切而終不能抗方張之強韃。人之所見不能甚遠，既未可以一言而決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許其不覆。”又說：“夫以君德卜國祚之窮長，允矣。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58]曾國藩當時雖無言以對，但心中仍未服氣。時隔兩月，復因總理衙門“殷殷下問”而“喜動顏色”，並大發感慨道：“此折所關甚大。枋國者能如此，中興其有望乎？”又說：“國運長短不繫強弱，唯在上者有立國之道，則雖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戰，小勝不足言，顧孝宗忠厚愷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內變，海陵被弒，以全趙氏之宗祏。金祚未可遽隕，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聖人所以動稱天命也。”[59]這就是說，直到此時曾國藩仍心存僥倖，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至“陸沉”，總以為尚不存在“抽心一爛”的問題。
然而，當其重遊京師，親睹清政府的帝后王公及當軸政要之後，連這最後一點信心也沒有了。同治八年夏，應調趕赴直隸的趙烈文剛到保定，曾國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聲，從而為他們多次爭論的問題做出最後結論。他說：“兩宮（指慈安、慈禧兩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寶（指寶鋆）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盪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即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60]就是說，在清政府整個決策層中，根本沒有出類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瀾，救清政府於當亡之時而不亡，完顏、趙氏在強敵威逼下苟延一隅的歷史，再也無法重演了。
不過，曾國藩於極度失望之中，仍對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蓋同宋朝相比，清政府畢竟對他寬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後，雖功高震主，頗有取清自為的條件，清政府亦僅只剝奪其足可“圖謀不規”的資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權、利權及個人威信，一旦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恪守臣道、並無稱帝之心，則不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譽地位，即作為一個功臣所應當得到的一切。就是說，清王朝雖疑忌功臣，但與宋朝相比要輕得多，對功臣的處理也寬大得多。故曾國藩等湘淮將帥的命運，要比岳飛等人幸運得多，遂使曾國藩對此感激不盡。他曾對人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韓、嶽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彷彿與今同”[61]，然最後結局卻大相徑庭。又說：“宋世鑑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為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嶽之兵柄。”“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獲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62]這些話雖是同治六年說的，亦難免美化之意，但大致與實際情況吻合，清政府基本上還算“寬大誠明”。他雖然曾在咸豐五、六年間和攻陷天京前夕，頗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懷疑懼，同治四年亦曾懷疑那拉氏會屠戮功臣，但畢竟身名俱泰，沒有發生東漢夕陽亭、南宋風波亭之事。這說明曾國藩與那拉氏雙方，都接受了歷史教訓，在一定條件下相互妥協、相互剋制，從而避免了歷史悲劇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則很可能破壞君臣之盟，導致同歸於盡的結局。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並非憑空設想的道德規範，而是歷史經驗的總結。更何況此亦並非慫人聽聞或憑空假設，只要重溫清末民初的歷史，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由於那拉氏死後，攝政王載灃以新政為名罷免袁世凱，從而拆散了滿洲貴族同漢族軍政官僚集團的聯盟，尤其破壞了雙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導致袁世凱再度上臺之後，在完全有力量攻佔武昌的情況下按兵不動，利用革命黨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敗革命黨後洪憲稱帝，雖幾經周折、費時數載，亦同取清自為相差無幾。對於這一歷史現象，僅用個人品行、有否政治野心來解釋顯然是很不夠的。因為決定人們一切行動的最終驅動力不是道德，而是利害。對袁世凱來說，這是他所能看到的對之最為有利的唯一選擇。他不是岳飛，不可能仍對一個不可信賴的清王朝徒效愚忠；他不是革命黨，也不可能忠於共和制度。即就個人品德而論，假如袁世凱真的時懷退志、根本不計較個人的出處，他就會毫不猶豫將辛亥革命扼殺於血泊之中，難道這就一定會得到比今天更好的歷史評價嗎？他既然視權位如性命，也就不會聽任自己手中的大權落到革命黨手中，二者必居其一，難道還有其他可能嗎？只是多年以來，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多注重於革命經驗的總結，痛恨袁世凱的背信棄義，很少有人從清政府得失利害的角度總結這一經驗教訓，更不會將它與曾國藩的功成身泰聯繫起來，故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
以上十條主要是講曾國藩如何處理同清政府的關係，對於整個曾國藩集團來說雖然至關緊要，但卻並非它的全部，而其他成員對清政府的態度與對策，則表現於雙方對地方政權的爭奪之中。這對曾國藩集團來說亦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作為漢族地主階級新貴的曾國藩集團，通過一場戰爭固然為滿洲貴族保住皇位，仍須對之俯首稱臣，但卻乘機取得半數以上的省級地方實權，隱掌半壁山河，從而成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
清政府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將太平天國革命儘快地鎮壓下去，十餘年間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權交給領兵作戰的湘淮軍將帥，使這些原本無權無位、身份平常的書生，一躍而成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員。不過，清政府在大量放權的同時，心裡還想著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們將來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為此，清政府擬定種種防範措施，對於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權人員，採取不同的辦法。例如，總督一職，兩江、直隸、閩浙、雲貴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國藩集團的成員，唯湖廣總督一席卻長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們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撫一職，清政府在很長一個時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卻偏偏不肯授予曾國藩。署理鄂撫，旋予旋奪；自請贛撫則寧可讓其回籍閒居，也不肯一遂其願。至於曾國荃的命運尚不及乃兄。補授浙江巡撫，攻陷天京前不許單獨奏事，攻陷天京時不許單獨報捷，攻陷天京後則既不許赴任也不許奏事，唯恐江浙財富之域落到曾家手中，逼得曾國藩不得不強姦弟意，代請辭職。授予湖北巡撫，卻讓他處處受制於總督，連朝廷發來的寄諭也要到督署領閱。這樣，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之間，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間，在地方權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發生一些矛盾，投鉤誘釣和巧取強奪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國藩集團經過十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終於將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權，尤其東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茲大致以地域為序，就曾國藩集團取得地方大權的過程簡述如下。鑑於這一時期例行督撫專政，地方大權操於督撫手中，故此陳述以督撫的任免為主線，司道提鎮基本略而不計。
曾國藩集團對地方大權的爭取首先從兩湖開始，他們同清政府之間，圍繞權力之爭的種種恩恩怨怨，也首先從這裡開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鄉，其籌餉、募勇亦首先從這裡開始，他們要在這裡生存、發展，就不能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們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問題，從湘軍萌發之時即已存在，而王錱狀告湘鄉縣令之事則開其濫觴。其時雙方勢如水火，各不相讓，根本不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農民的反抗活動，更談不上鎮壓組織嚴密的反清起義軍。其後事態的轉機始於朱孫詒調任湘鄉縣令，一改前任所為，大肆籠絡當地士紳，不僅依意另立錢糧徵收新章，還令其頭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為幕僚、舉羅澤南為孝廉，拔劉蓉為文童，遂使湘鄉率先成為官紳一家、聯手製民的典範。從此，湘鄉縣令雖一換再換，但無不唯士紳之命是聽，致使該邑不僅成為曾國藩集團所控制的第一個地方政權，而且成為他們最初接管地方政權的一種模式。故湘鄉之舉既是曾國藩集團逐步奪取地方政權的前奏，也是這一行動正式開始前的一次演示，對他們來說，無論其實踐上與理論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否則，他們的歷史將重新改寫。
當太平軍圍攻省城長沙的時候，整個湖南也如湘鄉縣一樣，很快形成官紳一家、聯手對付農民起義軍的政治格局。由於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熟習曾、胡、左等人，且一向與之關係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紳，遂採納胡林翼的建議，禮聘左宗棠入幕主持軍政大計，對之言聽計從，實際情形同後來駱秉章撫湘時極為相似，巡撫居其名，師爺行其實。從長沙守城到鎮壓徵義堂起義，以至徵調各縣練勇赴省交由曾國藩集訓，從而成為創立湘軍之始，無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筆。曾國藩出山之初諸事辦理順利，也是這個原因。其後，他與湖南地方官員之間矛盾重重，屢生波瀾，則是由於張亮基調離湖南，左宗棠隨之而去的緣故。迨及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國藩在湖南的處境亦隨之大為改善。這是因為曾國藩集團通過這種間接的方式，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權。咸豐皇帝所以對左宗棠之事大為震驚，且不聽駱秉章的辯解，想必通過樊燮一案，復聯想到左宗棠屢調不出的往事，從而弄清湖南大權旁落的真相，視為劣幕操縱的典型，決心依照祖制，嚴加整治。其後所以放棄追查並轉而重用左宗棠，則因迫於戰爭形勢而不得不從權處置，只求良好結果，不問具體過程。就是說，咸豐皇帝實際上認可了這件事，不管由誰掌權，由誰來辦，只要能把太平軍鎮壓下去就行。“老亮”左宗棠離開駱秉章幕府之際，又推薦“小亮”劉蓉以自代，使曾國藩集團繼續隱操湖南一省大權，與左宗棠時期沒有什麼不同。直到咸豐十年駱秉章調赴四川，毛鴻賓出任湖南巡撫，曾國藩集團才告別了這種暗中操縱的歷史，名正言順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權。
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則既有類似又有不同。相似之處在於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由隱蔽掌權到公開掌權的過程，不同的是雙方的角色不同，持續的時間不同，而權力之爭則更為曲折隱蔽，牽扯麵也更大、更深。這不僅緣於督撫同城之故，還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為重要。咸豐二年底曾國藩出山不久，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他不僅同胡林翼關係密切、引左宗棠為心腹，而且處處同情與支持曾國藩，故在實際上成為他們的後臺。咸豐三年張亮基調撫山東，吳文鎔接任湖廣總督。吳文鎔同曾國藩有師生之誼，對胡林翼甚為器重，亦無形中成為他們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長，上任半年即敗死黃州，使他們空喜歡一場。咸豐四年曾國藩帶兵攻佔武昌，咸豐帝一時高興，令其署理湖北巡撫。然卻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國藩作對的陶恩培為湖北巡撫。咸豐五年陶恩培戰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撫。因胡林翼手中無兵，名氣不大，又得文慶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無疑懼之心，肯將湖北巡撫之位授予他。但由於湖北位居長江上游，軍事上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故不肯將一省之權交給漢員巡撫，特命原荊州將軍官文任湖廣總督，主持全省軍政大計，使胡林翼縱有翀天之能也難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滿洲貴族、咸豐皇帝的親信，地位難以動搖。故胡林翼不得不聽從別人的勸告，對之曲意奉迎、傾心結交，令其誠心感佩，言聽計從，從而達到獨操一省大權的目的。薛福成曾專門著文談論此事。其時，官文駐長江北岸，主上游軍政，胡林翼駐南岸，主下游軍政，“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向，顯分彼此，牴牾益甚。”加之雙方辦事作風大相徑庭，“文恭（指官文）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謂然。”咸豐六年底，湘軍再次攻佔武昌後，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為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為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為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為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御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胡林翼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討好其小妾，請其母將之收為義女。於是，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隱操一省大權，而胡林翼則以交歡官文的辦法兼有總督之權，故其情形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僅以此獨掌一省大權，且通過官文影響清政府的決策，藉以實現曾國藩集團的政治意圖。例如，先後兩次分別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國藩、左宗棠共圖安徽，保奏劉蓉超升陝西巡撫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圖向清廷奏準的。正像薛福成說的那樣，“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為欽差大臣，寵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一切佈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訏謨所定，志行計從。”故“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63]徐宗亮的說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細節則較為詳盡。其《歸廬談往錄》稱：“當武漢初復，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漢，分為兩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議論頗不相下，兩公遂成水火之勢。文忠一日具疏參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請改，文恭閉不納。時寶慶守魁聯蔭庭被議隨營，周旋兩府間甚洽，因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專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顯。公為大帥，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歡胡公，而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請往說胡公，使下公。’旋又過文忠言曰：‘官公忠實無他腸，友誼極重。公若與結好，凡事聽公，決無後慮。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為，公其思之。’兩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釋。魁又促文恭先過文忠布心腹，於是結為兄弟，家人往來如骨肉焉。[64]”薛福成曾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們的記載還是較為可信的。而魁聯曾任湖南寶慶知府，同湘軍將帥關係密切，塔齊布、普承堯所先後統帶的寶勇，就是由他募練的。後又得官文賞識，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為候補知府後，復應聘赴湖北為其管理營務。故能取得官、胡雙方的信賴，擔當起為他們疏通關係的重任。
然而，官文只是出於個人私誼信任胡林翼一人，對曾國藩集團的其他成員並無好感，遂致咸豐八、九兩年連出大故，李續賓在安徽三河全軍覆沒，左宗棠因樊燮案几陷大獄，皆官文一手造成，使官、胡關係出現新的危機。《湘軍志》稱，當馳救廬州的李續賓自感兵單復又“名重恥退”之際，乃“發書湖北請益師。”其時，“續賓弟續宜將四千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喪還葬，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向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留軍示怯懦，則進三河”[65]，遂致敗死。而《藤花館掌故筆記》則說，李續賓馳救廬州之時，“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陽故里，鄂中軍務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頗不嫌於忠武（指李續賓）”。李續賓聞太平天國陳、李大軍將至，“飛檄告急於鄂，文恭以疲卒予之，曰‘迪庵善用兵，能化弱為強也。’忠武家人聞皖事急，與文正議，欲馳書令退軍。未發，而三河全軍覆沒之耗至。”[66]胡林翼對之痛心疾首，引為已罪，通報全省司道官員，稱吾“與迪庵共事最久，棄之以歸，致全軍歿於異域”[67]，而對負有直接責任的官文，豈不更為憎惡？遂使雙方關係再度產生裂痕。更為嚴重的是，這件事過去不久，又發生奏劾左宗棠一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聯繫到官文的其他劣跡，終令胡林翼痛恨難忍，意欲再舉彈章，劾之以去，後聽從閻敬銘的勸告而罷。薛福成稱，左宗棠“既被嚴劾，文忠慍不言”。“文恭有門丁頗為奸利，奔竟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為朝廷憂，吾子以為奚若？’閻公對曰：‘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岐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之衝，為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顓已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于軍事餉事之大者，皆唯公言是聽，其失祗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為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歡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68]雖然如此，清政府仍對胡林翼多方限制，使之大受壓抑。同治五年八月曾國藩致函新任鄂撫曾國荃說：“胡潤帥奉硃批不準專銜奏軍事，其嘔氣百倍於弟今日也。”[69]
胡林翼死後，官文再也不會象昔日對待胡林翼那樣對待後來者。據說，胡林翼剛剛去世，官文就派人將巡撫衙門的全部文書檔案取走，從此獨掌全省軍政大權，再無撫院主政之事。同治元年曾國藩在一封奏摺中說：“官文休休有容，遐邇共知。然昔日之待胡林翼，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今之待嚴樹森，資有淺深，軍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70]”這樣，胡林翼後的繼任者，雖有幾位屬於曾國藩集團的骨幹人物，但他們所能掌握的實際權力，也就很有限了。胡林翼病重期間曾奏准以李續宜署理鄂撫，臨終之際又奏薦李續宜自代。據說，官文亦有此請，故一時尚可相安無事。然次年即發生變動，清廷令李續宜移撫安徽，湖北巡撫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時任河南巡撫的嚴樹森調補。官文大概不喜歡此人。嚴樹森赴任不久即遭彈劾，雖經曾國藩多方辯解當時沒有落職，官文也勉強接受下來，但為時不到兩年即被劾降調以去。其後鄂撫人選頻繁改動，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也無人足以同官文抗衡。
同治五年正月曾國荃由晉撫調任鄂撫，一到武昌就與官文展開了權力之爭。據說，任命曾國荃為湖北巡撫的諭旨甫下，因湖北布政使唐際盛“慮沅來鄂不利於己，遂代官擬一折，請沅公不接巡撫印，徑出境任軍事。官不可。唐計既沮，退即寫折底寄歸湘中，傳之於眾，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即蒞鄂，不肯接印者旬日”。後經人勸解，“沅意稍釋”，官文復“奏放沅為幫辦”[71]。且軍機處廷寄諭旨不直達撫署，每由官文轉交。曾國荃不能忍受這種屈辱，遂於離開省城而未至剿捻戰場之際，不聽曾國藩的勸阻，上奏彈劾官文。
曾國荃採取行動之前，曾向曾國藩透露此意，曾國藩覆信勸阻，令其“緩圖”。其兩次提到的“順齋排行”之說，不知出於何典，而聯繫末尾“胡潤帥奉硃批不準專銜奏軍事，其嘔氣百倍於弟今日也，幸稍耐焉”一段，似指參劾官文一事。嶽麓書社為該信所作的提要亦稱“參劾一事緩圖”，可見該書編者也持有這種看法。曾國藩阻撓此事的理由有三，一怕受到報復，二怕遭人議論，三怕牽連自己。他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視，必欲尋隙一洩其忿。彼不能報復，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復者。吾閱世最久，見此甚明。”並舉自己與毛鴻賓參劾他人的教訓說：“陳、黃非無可參之罪，餘與毛之位望積累，尚不足以參之，火候未到，所謂燕有可伐之罪，齊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陳順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報復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又說：“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為第一家。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專講寬平謙巽，庶幾高而不危。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還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云：‘怕臨老打腳棍。’兄衰年多病，位高名重，深慮打掃腳棍，蹈陸、葉、何、黃之覆轍。”故“自金陵告克後，常思退休藏拙”，奈屢生變故，迄難遂願。“弟若直陳順齋排行，則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百喙無以自解，而兄愈不能輕輕引退矣。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72]
事實證明，曾國藩是有遠見的，他的告誡事後果然應驗了，曾國荃亦頗有悔意。不過，通過這場爭鬥，曾國荃個人雖然沒有撈到什麼好處，但卻為李鴻章兄弟謀得湖廣總督的職位，從而為曾國藩集團奪得湖北的軍政大權，使清政府長期不肯放手的這一戰略要地，終於落到他們的掌握之中。故曾國藩雖感清政府對整個事件的處理有失公允，但總還算得到一些收穫，稱“頃閱邸鈔，官相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懼。惟以少荃督楚，筱荃署之，韞齋先生撫湘，似均為安慰。”[73]然數年之後，當他看到清政府為此而採取的一系列報復行動，也不會不想到他們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實際是以數省督撫之位，始換得湖廣總督一席。
在三江地區，對兩江總督及蘇、皖、贛撫的職位，雙方之間亦有過程度不同的爭奪。江、浙兩省是清王朝的富庶之區和主要財源，非親信大臣不肯倚任。咸豐十年清廷將兩江總督一席授予曾國藩，亦屬出於無奈，不過欲借湘軍之力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故一旦目的達到，便開始打曾國藩的主意，不僅剪其羽翼，還要趕其出巢，一有機會就想將此要要之缺另委他人。同治四年曾國藩率軍北上剿捻，江督一職由蘇撫李鴻章署理，清政府即欲乘機將李鴻章調開，令其帶兵赴豫西剿捻，而以漕運總督吳棠調署兩江總督。其所遺江蘇巡撫與漕運總督兩缺，則分別由丁日昌、李宗羲署理，並令曾國藩同李鴻章、吳棠加緊函商，迅速復奏。表面看來，不過是一場官缺交易，實則清政府另有一番深意。在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吳棠曾長期駐紮安徽中部，因無漕可運而無所事事，雖擁有一支武裝，但無功勞可言。其與曾國藩集團的關係，亦處之平淡，既無衝突也說不上親密。據傳，吳棠曾因一偶然機會，有恩於那拉氏。其時，那拉氏之父惠徵死於安徽道任所，一路乘船北歸，情景相當悽慘。吳棠憐其孤寡，多有幫助。那拉氏政變當權後，對之感恩圖報，授以高官，引為心腹。此時則更進一步派上用場，既可厚報舊恩，又可藉以奪回這一財富之區。然對曾國藩集團來說，則無疑於釜底抽薪。因兩江一失，餉源立斷，湘淮兩軍轉成客軍虛懸之局，必然受制於人，昔日坐困江西的歷史又會重演。曾國藩接到此旨，一眼就看透了清政府的用心，只是關係重大，不能不謹慎對待。他在家書中說：“頃奉寄諭，欲以李少荃視師河、洛，而吳仲仙署理兩江，垂詢當否，復奏頗難措辭。李不在兩江，則餘之餉無著也。”[74]這就是說，他雖心裡反對此舉，面上卻不能明說，只能找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把它搪塞過去。所以，曾國藩在復奏中根本不提兩江總督與吳棠如何，而專在李鴻章等人身上做文章，不僅以無兵無餉為由，對李鴻章出征的必要性提出重重疑難，還從用人經驗的角度斷然否定了丁日昌與李宗羲的任職資格。其理由有二：一是資歷太淺，提拔太快；二是易遭彈劾，殃及薦主。因當時上海涉外事件較多，故曾國藩特以難當外交重任立言。奏摺稱，“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諭旨垂詢以李宗羲暫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一事，似亦不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留江補用，本年奏署運司，疊擢安徽臬司、江寧藩司。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況“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太驟。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復原官薦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而最後的結論是，“該員實難勝此重任。”又說：“數年以來，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往往破格超遷。外間因其不次之擢，疑為非常之才，責備之下加以吹求。於是，臺諫彈劾生風，並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少為迴翔，多經磨鍊，則該員不至見妒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疆吏，實於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至於自己未能遵旨會商的理由，曾國藩則稱：“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僚，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閫外之臣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閫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終者。”“今以要缺督撫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尚且不敢，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管見，未審有當於萬一否。”曾國藩此奏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既然李鴻章不應調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不應驟遷督撫，吳棠也就無法署理兩江總督了。此事若與吳棠會商曾國藩必陷尷尬境地。大概清政府有意利用這一情勢，誘使曾國藩在客氣、遷就中就其範圍。哪知曾國藩竟對吳棠不予理睬，且理由講得冠冕堂皇：“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75]這樣，清政府無話可說，只得另尋機會。
同治七年六月西捻軍失敗，中原戰事基本結束，清政府遂再謀奪回兩江之策。事隔不足一月，清政府即下令將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其遺缺由升任不久的閩浙總督馬新貽調補。馬新貽與李鴻章、郭嵩燾等人是同年，同治元年曾奉旨暫統臨淮軍，既無出色才能也無著名戰功。若與一般清朝官員相比，也許還算能幹人才，倘與湘淮人物相比，則尚在三等之外，根本就沒有資格與能力頂替曾國藩。他的較快提升，可能主要是清政府的平衡政策所致，因湘淮人物身任要職者太多，須有支流旁系參雜其中。如今又將兩江總督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驚疑。故在其任滿二年即遭刺殺後，世間流言四起，幾乎眾口一詞，多認為罪有應得，甚有“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76]。從此，兩江總督成為曾國藩集團的專席，清政府再也無力奪回了。
如果說兩江總督的權位略有爭奪的話，而巡撫的的情況則更為曲折。一般而言，江蘇的情況還算穩定。自同治元年李鴻章接替薛煥以來，江蘇巡撫的人選雖屢有更替，但十餘年間大致未出湘淮集團及其盟友的範圍。江西的情況亦與之相似。雖然咸豐五、六、七曾國藩一再劾罷江西巡撫，卻不能以統兵將帥兼任封圻，致客軍虛懸，受制於人。但自咸豐八年再出，贛撫耆齡“嚴事國藩”[77]，毓科亦與之密切配合，以江西之所出供湘軍糧餉，曾國藩集團實際上已控制了江西的大權。迨及咸豐十一年沈葆楨補授江西巡撫以後，十幾年間更無外人插足之地，後繼數任皆湘淮將領。然轉觀安徽則情形顯然不同，直可謂一波三折、錯綜複雜，前面所說的曲折云云，亦主要指該省而言。雖早在咸豐三年江忠源即補授安徽巡撫，為曾國藩集團謀得第一個省級地方政權，曾國藩為之大受鼓舞，致有練兵萬人概交岷樵之說。然時隔三月戰死廬州，倏如曇花一現。而此後六、七年間，則皖撫人選迄與曾國藩集團無緣。咸豐十年曾國藩帶兵進入皖南，佔有安徽的一席之地，但在該省所能掌握的權力，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因當時安徽巡撫駐皖北，漕運總督駐皖中，一時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惟自咸豐十一年初曾國藩劾罷皖撫翁同書後，雖然清政府先後任命的安徽巡撫李續宜、彭玉麟始終沒有赴任，但皖撫的實權卻一時落入曾國藩集團手中。同治元年李續宜丁憂回籍，安徽巡撫一職暫由唐訓方署理，同治二年四月實授。然在此期間，由於僧格林沁的插手，安徽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咸豐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東剿捻，次年又奉命督辦山東、河南軍務。這年春天勝保也奉命赴直隸、山東剿捻。這兩股勢力皆及於皖北，遂與湘軍及曾國藩代管的李昭壽部屢次發生磨擦。僧格林沁是滿蒙貴族的典型人物，虛妄自大，不悉時勢，對湘淮勇營與曾國藩集團的新貴，極為仇視和藐視，攻擊排斥不遺餘力。他曾公開揚言，湘軍最不能戰，若論戰鬥力，皖軍第一，豫軍次之，湘軍最差。而勝保更是狂妄無能之輩，但於排斥湘軍卻與僧格林沁有異曲同工之妙。於是二人聯手，不斷製造磨擦。他先是奏劾曾國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隨後又排斥李續宜。曾國藩在給李續宜的信中稱，“渠參劾袁帥，中傷甚深”，復“以遺大投艱自處，而以畏難取巧處君，已露排擠之意。其實不過挾苗以自重，謂他人皆不敢觸手耳。”[78]勝保調赴陝西后，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軍，明謂“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資其力”，而骨子裡卻是“親苗黨而疏楚師”[79]。於是，在他的暗中慫恿和煽動下，苗練不斷向湘軍挑釁，屢有湘勇被殺之事。曾國藩迫於無奈，只好將蔣凝學、毛有銘、蕭慶衍三軍陸續調離皖北，以避苗練，而實際上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發生衝突。及至苗沛霖公開叛亂，清政府下令討苗之後，僧格林沁又唆使富明阿以調度乖方劾罷唐訓方。不僅逃避自己的養癰遺患之咎，將責任推給別人，還從曾國藩集團手中奪去安徽一省的大權。曾國藩對此極為不平。他在家書中說：“義渠交部議處，竟以皖藩降補，繼芳之力甚大，而亦未甚公允。”[80]繼芳之說出於何典尚不得知，但據曾國藩三封家書的內容，毫無疑問是指僧格林沁[81]。唐訓方降職後，安徽巡撫一職由喬松年補授，喬松年調赴陝西后由英翰接任，英翰位遷兩廣總督則由裕錄接任。曾國藩等人大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作為湘軍決戰決勝之地和淮軍故鄉的安徽，其巡撫一職竟有二十多年間與他們無緣。為什麼竟會出現此等怪事呢？皆因苗沛霖和李昭壽的問題解決之後，安徽再沒有什麼大麻煩，清政府也就無須依賴湘淮軍了。正如王闓運說的那樣，“淮甸無事，無所用湘軍矣。”[82]
浙江、福建的情況也同三江地區有某些相似。浙江巡撫王有齡原來只是個庫大使，全靠何桂清大力提攜，方得升居高位。據說，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齡祖父的家奴，其任浙江巡撫期間，為報舊恩而力薦王有齡。加以王有齡頗善斂財，而戰爭期間軍餉供應又是頭等大事，故得頻頻升遷，遂至巡撫之位。然亦終因不懂軍事，又不肯向曾國藩集團輸財納貢，遂成為他們觀望政策的犧牲品。王有齡死後，左宗棠順利地登上浙江巡撫的寶座。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之後，浙撫一職由曾國荃補授，因其不能赴任，暫由左宗棠兼署。同治三年曾國荃被迫辭職，轉由馬新貽接任，直到同治六年晉升閩浙總督。從此之後，繼任此職者即為李瀚章、楊昌浚，十數年間再無外人插足。即使光緒三年楊昌浚因楊乃武案革職，浙撫大權也未落到圈子之外，繼任者梅啟照原本是曾國藩的幕僚。但福建的情況與此有很大不同。其閩浙總督一職，自咸豐四年至光緒二年的二十三年間，除左宗棠任職不足四年外，其餘人選前後達八人之多，皆與曾國藩集團無干。而福建巡撫一職，則自咸豐四年至同治八年的十六年間，除羅遵殿任職不足半年外，曾國藩集團中無一人擔任過是職。惟自同治九年以來，何璟、王凱泰、丁日昌長期佔據此席，與戰爭時期恰成鮮明對照。
兩廣的情況與福建有些類似。咸豐十年劉長佑出任廣西巡撫，同治元年升任兩廣總督，旋改直隸總督。自此失去桂撫一席，直到同治十年方有革職起用人員劉長佑、嚴樹森連任該職。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同治二年，曾國藩的好友晏端書、黃贊湯分別出任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為他抽取粵釐籌餉，同治二年又以毛鴻賓、郭嵩燾取代晏、黃二人，以保障軍餉的供應。但自湘軍攻佔天京後，清政府即開始更換廣東的督撫人選。同治四年春兩廣總督毛鴻賓降調，以滿人瑞麟接任其職，終同治一朝，曾國藩集團與該缺無緣。惟自光緒元年起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六年間又成為湘淮人物的天下，從無外人插足。而廣東巡撫的人選情況似乎又降一等。同治五年郭嵩燾降調，由湘將蔣益澧接替，次年蔣又降調，復由閩撫李福泰調補。從此之後直到光緒八年，十五年間再無一名湘淮人物擔任是職。
由於直隸地處畿輔，故清政府對直隸總督的人選甚為看重，其地位僅次於兩江總督。同治元年底劉長佑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次年春抵任，奉旨鎮壓直魯一帶鹽梟與饑民起事。同治六年冬清政府無端將劉長佑革職，以官文代之。同治七年為收回江督一席，復將曾國藩調督直隸，同治九年又因辦理津案不善將曾國藩趕回江南，以李鴻章接任是職。從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他們的專席。
由於種種原因，曾國藩集團在雲貴地區掌管督撫之權較晚，直到同治七年方有劉嶽昭晉升雲貴總督，隨後又由劉長佑接任是職，直到光緒九年病免。然雲、貴兩省的巡撫之任，則很少與他們有緣。雖然湘軍曾長期在這裡作戰，但統兵將領位不過藩臬，自咸豐四年至同治十年，近二十年間僅劉嶽昭一人擔任過雲南巡撫，時間不及三年。至於田興恕、江忠義署理貴州巡撫，則時間更短。
因戰事晚於東南，西北地區的情況與雲貴有些相似。由於回民起義軍日趨活躍，欽差大臣多隆阿死於周至，清政府遂於同治三年夏調楊載福任陝甘總督。同治五年又以楊載福作戰不力，改調左宗棠移督陝甘。從此之後二十年間，陝甘總督一職亦成為湘軍人物的專席。其時，甘肅、寧夏尚未建省，新疆自建省以來直到光緒末年，巡撫一職幾乎全由湘淮人物擔任。至於陝西巡撫，則由湘淮人物與其他人員間相任職。
綜上所述可知，曾國藩集團可以牢固控制的主要是三江、兩湖及浙江地區，其他省份則此長彼消、時進時退，大致與清政府平分秋色。
註釋：
[1]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嶽麓書社1989年版，第4頁。
[2]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簡稱《曾文正公奏稿》），湖南傳忠書局版，第1卷，第39頁。
[3]劉蓉：《養晦堂文集》，思賢講舍光緒三年刊，第2卷，第28頁。
[4]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冊，第3760頁。
[5]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7頁。
[6]曾國藩等：《八賢手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1—2頁。
[7]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七年版，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8]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以下簡稱《曾文正公書札》），湖南傳忠書局版，第24卷，第26頁。
[9]《曾文正公書札》，第9卷，第45頁。
[10]《曾文正公書札》，第8卷，第27頁。
[11]《曾文正公書札》，第8卷，第41頁。
[12]《曾文正公家書》，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13]《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14]郭嵩燾：《郭嵩燾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冊，咸豐八年十月十九日。
[15]《曾文正公書札》，第17卷，第17頁。
[16]《曾文正公奏稿》，第12卷，第30頁。
[17]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嶽麓書社，1987年版，第19冊，第581—582頁。
[18]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外編》（以下簡稱《庸庵文外編》），光緒十三年刊，第3卷，第28頁。
[19]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以下簡稱《求闕齋日記類鈔》），湖南傳忠書局版，下卷，第41頁；曾國藩：《曾文正公手書日記》，中國圖書公司宣統三年摹寫石印本，同治四年潤五月初六日。
[20]王代功：《湘綺府君年譜》，咸豐十一年條。湘綺樓癸亥秋七月刊，第19頁；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0輯，總第596冊，第39頁。
[21]《曾文正公奏稿》，第20卷，第51頁。
[22]《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
[23]龍盛運：《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頁。
[24]《曾文正公書札》，第7卷，第45頁。曾國藩這時的身份是墨絰出征的前兵部侍郎，原則上屬於京官，與咸豐十年擔任兩江總督後所守臣道截然不同，對朝廷的用人行政是可以上奏建言的。他沒有這樣做則完全出於自身的原因，與朝廷體制無關。
[25]《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26]《曾文正公書札》，第23卷，第43頁。
[27]《曾文正公書札》，第23卷，第42頁。
[28]《曾文正公書札》，第23卷，第39頁。
[29]《曾文正公書札》，第24卷，第7頁。
[30]江世榮編注：《曾國藩未刊信稿》，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14頁。
[31]《曾文正公書札》，第23卷，第43頁。
[3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學生書局1965年影印本，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33]《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4]《曾文正公書札》，第24卷，第7頁。
[35]參見拙著《曾國藩傳》之《大功不賞》一節。
[36]《曾國藩全集》，第7冊，第4214、4215頁。
[37]《曾文正公奏稿》，第21卷，第8頁。
[38]《曾國藩全集》，第7冊，第4276—4277頁。
[39]《曾文正公奏稿》，第21卷，第27頁。
[40]《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
[41]《清代通史》，第3冊，第280頁。
[42]《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四年四月初三日。
[43]《能靜居日記》，第1冊，第19頁。
[44]《曾文正公書札》，第31卷，第3頁。
[45]《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46]《曾文正公書札》，第31卷，第3頁。
[47]《曾文正公書札》，第30卷，第44、45頁。
[48]《曾文正公書札》，第26卷，第2—3頁。
[49]《曾文正公書札》，第26卷，第6頁。
[50]《曾文正公書札》，第26卷，第4頁。
[51]《曾文正公書札》，第33卷，第9頁。
[52]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談薈》，《國聞週報》第6卷，第38頁。
[53]《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十年八月初十日。
[54]《曾文正公書札》，第32卷，第17頁。
[55]《曾文正公書札》，第32卷，第40頁。
[56]《曾文正公書札》，第3卷，第3頁。
[57]《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58]《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
[59]《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60]《能靜居日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61]《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62]《曾文正公書札》，第30卷，第44—45頁。
[63]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編》》（以下簡稱《《庸庵文編》），光緒十三年刊，第4卷，第22—23頁。
[64]徐宗亮：《歸廬談往錄》，光緒十二年刊，第1卷，第1頁。
[65]王闓運：《湘軍志》，嶽麓書社1983年合刊本，第37頁。
[66]吳酉雲：《藤花館掌故筆記·李忠武軼事》，《小說月報》，第8卷，第11號。
[67]胡林翼：《胡文忠公遺集》，同治六年刊，第59卷，第23頁。
[68]《庸庵文編》，第4卷，第23—25頁。
[69]《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夜。
[70]《曾文正公奏稿》，第16卷，第69頁。
[71]《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72]《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1280、1281、1282頁
[73]《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74]《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
[75]《曾文正公奏稿》，第23卷，第17—18頁。
[76]《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十年三月初五日。
[77]《湘軍志》，合刊本，第51頁。
[7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121、122頁。
[79]《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第128頁。
[80]《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81]《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除日巳刻、同治三年正月初四日。
[82]《湘軍志》，合刊本，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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