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意大利疫情日益嚴重。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歐洲學會意大利研究分會秘書長孫彥紅分析了疫情蔓延的原因、民眾心理的變化以及疫情的影響。首先，疫情的蔓延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前期防控措施缺乏明確的目標和針對性，醫療體系不足以應對來勢兇猛的疫情，各級政府都在防疫與維持經濟運行之間找平衡。其次，民眾心理在疫情的衝擊之下也發生了轉變，初期固守成見以及認知的分裂使得意大利錯失防控良機，但是隨著病情日益蔓延，意民眾團結了起來，支持政府決策。最後，這次疫情使得意大利麵臨經濟、醫療體系以及歐盟關係的新挑戰。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世界知識，感謝授權轉載。
2月下旬以來，意大利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期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舉措不斷升級，直至3月10日宣佈實施全境防疫法令，即所謂“封國”。孔特總理在其社交媒體個人賬號上引用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期間的話“這是我們的至暗時刻”來形容當前意大利的困境。那麼，意大利的疫情何以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其背後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因素是什麼？一向自由隨性的意大利人民為何能接受如此嚴厲的管控措施？
2020年3月17日，由浙江省捐贈的抗擊新冠肺炎醫療物資從杭州啟運上海浦東機場，將隨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赴意大利米蘭。
疫情快速蔓延，三方面原因值得重視
早在1月31日，意大利就啟動了為期六個月的國家衛生緊急狀態，其也是歐洲第一個停飛本國往來中國直航航班的國家。然而，自2月22日起，該國確診病例數急劇攀升，病死率屢創新高。病毒之所以快速傳播，意大利社會文化、民眾生活習慣、經濟活動特點等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視：意大利人喜歡聚會聊天，有廣場文化傳統；人們習慣擁抱和行貼面禮；群體文化活動豐富；旅遊業發達。此外，還有三方面的具體原因：
第一，前期防控措施缺乏明確的目標和針對性。意大利在防疫初期將注意力過多地放在停飛與中國直航航班上，並未對有疫區接觸史的入境人員進行篩查與隔離。2月下旬確診的所謂“一號病人”後被排查出是在德國染病。此後，意大利開始對危險人群進行“地毯式”檢測，但也未對確診的輕症患者採取及時有效的隔離措施。
第二，醫療體系不足以應對來勢兇猛的疫情。意大利醫療體系服務質量較高，但在醫療資源數量方面卻存在較大缺口。近十年來，意大利政府為削減公共債務而持續壓縮公共開支，大幅減少向公共衛生部門撥款，還關閉了大量市鎮醫院，造成醫護人員和設備缺口持續擴大。當新冠疫情在北部地區集中爆發時，大量患者得不到及時救治，既加劇了傳染，也推高了病死率。
第三，前期防疫決策搖擺不定，各級政府都在防疫與維持經濟運行之間找平衡。最先爆發疫情的北部倫巴第大區和維內託大區是意大利核心工業區，意全國的旅遊、餐飲、酒店等行業也會因防疫舉措遭受重創。出於減少經濟損失的考慮，意大利各級政府在防疫上曾猶豫不決，客觀上也使得防控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孔特總理在2月25日的記者會上仍鼓勵民眾到疫區之外的城市旅遊，而倫巴第大區的酒吧也曾在實行宵禁後又解禁。
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不容忽視
回顧意大利前期防疫過程，其中體現出來的社會心理因素或者說人的觀念頗為值得關注與思考。簡言之，前期該國各界對新冠病毒的危害明顯存在認知偏差和混亂，而這又將意大利存在的某些典型社會心理特徵凸顯出來。
首先，在某些方面固守成見使得意大利社會各界對病毒的危害掉以輕心，以致錯失防控良機。二戰結束後意大利很快躋身發達國家行列，至本次疫情前未發生過傳染病大規模流行事件，絕大多數民眾對於流行疾病的危害和應對舉措毫無概念。這種集體認知的“空白”逐漸轉變為一種刻板印象乃至偏見，民眾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流行疾病只會在“落後國家”爆發，發達國家醫療衛生體系先進、人們衛生習慣好，已與之“絕緣”。這種偏見使得意大利民眾並未對中國抗擊疫情的過程和新冠病毒的特性給予足夠關注。甚至有政客在電視節目中公開表示，中國爆發疫情是因為中國人衛生條件和習慣太差，也有不少意大利民眾認為湖北疫情死亡率高的原因在於中國醫療條件落後。可以說，此類刻板印象在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也是這些國家未能及早採取嚴格防控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歷史文化傳承決定了意大利人難以在短期內就重大問題達成共識，在此次則表現為疫情前期全社會對疫情狀況認知的混亂甚至分裂。意大利在歷史上長期四分五裂，1861年國家統一後經濟社會仍“碎片化”，加之二戰後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思，使得人們特別崇尚個人自由，不願服從管束，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缺乏信任，難以甚至懼怕就重大問題達成高度一致。這種社會心理特徵體現在了二戰後意大利的議會制度、選舉制度、中央與地方關係等制度安排中，也在此次疫情防控前期引發了多重亂象：意大利醫療系統專家就新冠肺炎究竟是“大號流感”還是嚴重流行病爭論不休；中央政府措施不果決，大區和市鎮政府不執行甚至反對中央舉措；執政的民主黨黨首公開在街頭參加“米蘭不停歇”活動；民眾無視政府禁令甚至抗議被剝奪自由。主流權威意見的缺乏最終導致了疫情的大爆發。不可否認，意大利人的“自由隨性”是其創新精神的重要源泉，但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應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難免要付出慘痛代價。
疫情衝擊改變民眾心理
自3月10日起，意大利正式開始實行“新全境防疫法令”，禁止在公共場合以任何形式集會，對工作出行、購買生活必需品、就醫等事項做了明確安排，並設定了違反法令的懲罰措施，包括罰款、拘留乃至以危害公共衛生罪論處。3月11日又宣佈至3月25日前關閉除生活必需品店和藥店外的所有商鋪。政府宣佈該法令暫行至4月3日，且不排除將根據疫情變化採取進一步措施。
這一法令是二戰結束以來意政府對民眾自由生活的最嚴厲限制，但是這次意民眾選擇尊重政府決策。意政府呼籲的“iorestoacasa”（我待在家裡）口號得到意大利人積極響應。民調機構Ipsos於3月12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高達62%的民眾明確認可政府的防疫措施。這表明疫情的衝擊使得該國民眾的心理發生了變化。首先，隨著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猛增、醫療系統告急，意大利人真切感受到了新冠病毒帶來的死亡威脅，也認識到尊重科學、儘快切斷病毒傳播途徑才是減緩醫療系統壓力的唯一辦法。其次，隨著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意大利人開始認識到重大流行病不分國界和種族，而本國的醫療系統並沒有為此做好準備，進而開始關注和嘗試學習中國的防疫經驗。最後，疫情讓意大利人意識到了面對重大危機時團結協作的重要性，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民眾，都表現出了對中央政府法令的尊重，國內也再次燃起了共克時艱的愛國熱情。
截至3月19日，意大利仍處於疫情高峰期，何時能將疫情控制在醫療體系可承受的範圍內還是未知數。對意大利而言，除了民眾健康與生命，疫情還將在多個方面帶來衝擊。
經濟方面，此前受到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的影響，該國經濟2019年的增長率僅為0.3%，2020年將很可能陷入衰退。此外，疫情已促使意大利反思本國的醫療體系，未來應該會在提高醫療資源的“量”上下功夫。最後，此前的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使得意大利民眾對歐盟的認同感大大降低，而此次疫情中歐盟的“弱存在感”很可能令意大利與歐盟的關係面臨新挑戰。（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歐洲學會意大利研究分會秘書長。截至3月19日，意大利累計確診35713例、死亡297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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