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會見了他的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
斯諾向毛主席提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毛主席回答說：“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幾乎與之同時，在香港擁擠的貧民住宅區的一間小屋裡，一位貧困潦倒的老人，開始撰寫《我的回憶》，他就是張國燾。長征途中在草地和毛主席的鬥爭，竟成了張國燾政治生涯的轉折，從8萬紅軍的統帥變成了人所不齒的叛徒。
在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中，只有張國燾寫出了長篇回憶錄。
毛主席所說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1935年的9月9日。這一天，在左路軍中的張國燾電令紅軍前敵指揮部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擔任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電報，立刻報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經緊急磋商，為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當時紅四方面軍中有人主張用武力阻攔時，徐向前堅決地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就此避免了。
9月10日，毛主席率部北上了。此時北上的紅軍只有7000餘人，衣衫襤褸、身心疲憊、前路迷茫。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僅僅三個月，就此分開了，想想都令人傷心。
兩天後，黨中央在川甘邊界的俄界召開政治局會議，為了縮小目標便於行動，會議決定，將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成立由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組成的五人團，領導紅軍工作，繼續北上。
毛主席毅然決定，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奪取前方的天險臘子口。
因為這是北上的必由之路，別無它選。
臘子口，位於甘肅省迭部縣東北部的臘子鄉。“臘子”系藏語譯音，意為“險絕的峽口”。
甘南迭部一帶，重山疊嶂，窮山僻壤，處處險惡，易守難攻。
國民黨早在紅軍出甘南之前就開始經營這一帶的防禦，對這一帶的土司頭領大加封賞，發放槍支彈藥，給錢給物。
對當地的地方軍閥魯大昌封官加職，委任他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隴西路總司令，新編陸軍一五四師師長，與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合力在岷縣、臘子口、西固等地佈下重兵，修築堅固工事，破壞一切道路橋樑，堵死紅軍。
蔣介石又速派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薛嶽部集結十幾萬部隊快速從左右兩翼包抄。前堵後追，劍拔弩張。
北上的紅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刻。
攻打臘子口的任務，落在了林彪、聶榮臻麾下的紅二師四團的頭上。紅二師的師長是陳光，政委是肖華。紅二師四團的團長是黃開湘，政委是楊成武。
9月16日下午，戰鬥打響，紅二師四團戰士在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的指揮下，背插馬刀、攜帶短槍，迎著炮火發起衝擊。
被紅軍打爛的臘子口敵軍碉堡
頭頂是呼嘯的子彈，身下是咆哮的河水。紅軍數次猛攻，皆因地形狹窄，不能展開大規模進攻，而無法接近橋頭。
半夜時分，紅四團決定暫停進攻，重新研究作戰方案。經過縝密偵察，發現了敵人佈防的兩個漏洞。
敵人過於自信臘子口的天險，在兩側的山崖頂上沒有設防，而且碉堡也沒建頂蓋。
針對敵人佈防的弱點，第四團決定兵分兩路，由黃開湘帶領一連、二連隱蔽迂迴至臘子口右側，從崖壁攀登至敵人後側。楊成武帶領六連從正面突擊，奪取獨木橋。
紅軍控制隘口後，總攻部隊兵分兩路，連克敵人多道防線。
臘子口的頂峰披上霞輝時，正面突擊的六連與四團團長黃開湘率領的迂迴部隊勝利會師，終於奪下了臘子口天險
聶榮臻來到臘子口橋頭，面對半尺深的手榴彈破片層，佇立良久，慨然長嘆：關非不險，路非不難，倘使我們的部隊有一營之眾縱深防守，縱有10萬之師又焉能扣關而入？是我們的部隊太勇猛、太機智了！
從崖壁攀登至敵人後側的迂迴攻擊中，紅四團中擅長攀巖的苗族戰士“雲貴川”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不幸在這次戰役中犧牲了年輕的生命。
手握兩萬藏兵的卓尼第19代土司楊積慶，在這場戰役中也功不可沒，他不僅沒有阻擊紅軍北上，而且給予了紅軍極大地幫助。
聶榮臻後來在回憶文章中說：“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現在好了，臘子口一開，全盤棋都走活了。”
臘子口戰役是軍事史上以弱勝強、出奇制勝的著名戰役，也是紅軍長征進入甘肅境內最關鍵的一仗。突破了長征中的這道最後關口後，紅軍順利到達陝北，掀開了中國革命嶄新的一頁。（作者：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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