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N號房事件:26萬人參與圍觀,沒人聽到她在喊“救命”!

“25歲,成績優異,性格溫和,曾做志願活動......”

你能把這些標籤,跟一個犯罪嫌疑人聯繫在一起嗎?

23日,韓國SBS《8點新聞》公開了“N號房”事件主犯“趙博士”的長相和身份信息。

韓國N號房事件:26萬人參與圍觀,沒人聽到她在喊“救命”!


韓國N號房事件:26萬人參與圍觀,沒人聽到她在喊“救命”!

25歲的趙主彬(音譯),網名“博士”,2014年進入仁荷工業大學信息通信系,曾任學報社第43期總編輯,曾在校報發表文章。

在校期間成績優異,愛好圍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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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主彬下圍棋的照片

2018年大學畢業後,趙主彬開始關注即時通訊工具Telegram,這款創始於德國的軟件,加密性做得非常好,難以監控,聊天室還有“閱後即焚”功能。因此常被用於“拉皮條”和“販賣毒品”,在韓國,被用於傳播黃色物品。

為了騙錢,趙主彬也在這個軟件上發過一些販賣槍支和毒品的虛假廣告。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新大陸——N號房。

“N號房”,充斥著大量性侵性虐的色情視頻——創始人GodGod,起初主打商業色情片,後面開始在各大網站狩獵,脅迫她們拍攝裸露視頻,並上傳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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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手的Watchman,擴大了規模,衍生出四個小房間共7000多人,成員要想加入必須分享視頻,就這樣層層疊加,平均每日淫穢信息超過1.5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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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趙主彬也只是看客,後來,他發現“這一行”有利可圖。7月開始,他自己開了一家“N號房“,專門賣這類視頻。9月,他以“博士”為暱稱,開了“博士房”,並且開始“原創”,上傳自己做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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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主彬是怎麼找到女性來拍這些視頻的呢?一方面,他在推特上發佈了高薪招模特等廣告,並要求應聘者把自己的個人身份信息、自拍和聯繫方式發給他。

或是找到推特上傳播性感自拍的人,冒充警察,拿到他們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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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他還冒充贊助商,騙女孩們會給她們“幾百萬”,以拿到女孩們的裸照。

有了這些“資料”,趙主彬肆無忌憚,威脅被騙的女性拍攝性剝削視頻或照片,否則,就要公開她們私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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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嚇壞了的女孩們,擔心名譽受損,不敢不從。

這些女孩,有些是未成年人,有些來自不同行業。她們被上傳裸照,被編寫成帶有性侮辱的小說,被人威脅拍下自慰、學狗叫、吃糞便的照片,甚至被陌生人拖進房間進行強暴。這一切,都在趙主彬的“房間”裡共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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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變態的是,為了證明視頻是他原創制作的,他還在女性身上刻上“博士”“奴隸”等字樣。

隨著“業務”擴大,趙主彬還擔任過“博士房”外的5個房間的管理者。這一切,並沒有暴露他的身份。因為Telegram的加密性,把他“保護”得很好。

與此同時,他還僱傭很多兼職人員,用於確認用戶和受害女孩的身份信息,或是威逼利誘女性拍攝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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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趙主彬一夥落網後,在他的住宅發現了1.3億韓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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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犯趙某與其他1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拘捕 圖據央視新聞)

據說,圍觀N號房的用戶,高達26萬。

互害社會,人人都是受害者。在”N號房”裡,每個人都高度參與了這場“性犯罪”狂歡。

截至事發前,被害女性多達74人,其中16個未成年,最小受害者僅1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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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群情激憤,200多萬民眾向青瓦臺請願,要求公開26萬圍觀者的真實身份。對於總人口不過5200萬的韓國來說,26萬已經佔到男性人口的1%,基數龐大。

迫於輿論的重壓,韓國總統文在寅下令對N號房全面調查。只是,我們能等來一個真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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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真相到來之前,早就有人“吹哨”。

據韓媒報道,早在去年2月,就有人得知N號房的存在,人們非但沒有對其進行舉報,反而四處求鏈接,造成視頻和照片的二次傳播。

一個化名為Kim Jae Su的男性,報警彙報了這個情況,結果被警察當成一般案件放在了一邊。更諷刺的是,該男子發現傳播淫穢視頻不會被抓後,索性加入N號房成為“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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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影響惡劣的性犯罪,為什麼警察只當成一般案件?

因為韓國的法律,對性犯罪確實判得很輕。

去年,前BIGBANG成員李勝利的性招待醜聞,再次撬開了韓國娛樂圈風光無限背後的罪惡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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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韓娛圈的震動,牽出了歌手鄭俊英、前FTISLAND隊長崔鍾勳、CNELUE成員李宗泫,前highlight成員龍俊亨的犯罪,牽出了警方與演藝圈相互勾結的黑幕,還牽出了財閥和政界崔順實殘餘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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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件事的後續是什麼?

鄭俊英被判刑6年,崔鍾勳被判刑5年,李宗泫、龍俊亨公開道歉並退團,

而“風暴中心”的李勝利,即便性暴力、性教育、賭博等7罪並罰,也只判10年。

同樣轟烈的還有《素媛》罪犯原型趙鬥順,性侵8歲幼女,造成極端惡劣影響,也只判了12年,而這幾乎是韓國性犯罪的最高刑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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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些犯罪程度較輕、不被公眾關注的性犯罪,量刑低到令人咋舌,更有甚者,竟然只是限制20年內不準送快遞。

還有一些犯罪,它們沒有特定的群體。就像”N號門”,除了3個“首腦”,大部分人不是無端作惡,他們只是為了一己私慾,淪為了“沉默的幫兇”。

他們把女性稱呼為“××狗”,或者“來月經的同學”,在他們眼裡,視頻裡的受害者不是同類,只是用來發洩現實不滿的工具。面對要求公開他們信息的請願,甚至有人為他們辯駁,稱他們為“被侵犯了隱私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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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犯罪,可能會毀了受害者的一生,我們卻要考慮加害人的下半生?

一個能夠對性犯罪置若罔聞的國度,一定會有更多盤根錯節的惡,在黑暗中野蠻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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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N號門”事件同時,湖南16歲少女被囚地洞24天遭性侵案迎來終身宣判,被告人龍喜和被判處死刑。

案件終於有了公正的宣判,但對於被害的少女來說,她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將從此佈滿陰霾。

同樣性質的案件,一個重判,一個輕判,哪個更有震懾力度,不言而喻。

其實,無論重判輕判,問題的關鍵都是,如何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只是我們的希望常常落空。

寫到這我不禁要想,為什麼人類在步入文明社會後,對性的需求卻依舊停留在蠻荒的階段?

我們不經意上傳的照片,會被有心人P成裸照,在網上惡意傳播;

我們為悅己而穿的短裙,會被別人偷拍,接著肆意地“蕩婦羞辱”;

很多次,我們在爭取一些女性的正當權利,迎來的卻是更洶湧的惡意。

就像這次事件,男性和女性在面對“N號門”時,所抱持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微博上很多男性網友在分享“種子”,韓網上的“性別攻擊”更是不堪入目;

女性自然是強烈譴責,李孝利就在SNS上發聲“超越憤怒,我現在感到很恐怖,請一定要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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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什麼?

我們今天的憤怒,不是在維護女權,而是在維護人權。

不是所有男人都想著性侵女人,但所有女人都害怕有一天不幸降臨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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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害怕不是無端的,與女性長期所處的弱勢地位和高度缺失的性教育有關。

在“N號房”裡,被侵害的女孩孤立無援,他們害怕告訴父母,心甘情願忍受別人的控制。

其實不止韓國,整個東亞文化體系裡,在我們所謂的家庭教育中,是羞於談性的。無論什麼年齡,當你在飯桌上問起父母這個問題,多半都會被罵“不正經”。

當諱莫如深的性教育一旦缺失,會造成兩個後果:

一是你嫌性教育太早,壞人不會嫌棄你的孩子太小。

類似“N號房”的事件是第一次發生嗎?顯然不是。會是最後一次發生嗎?也絕無可能。

二是缺乏性教育不僅造就受害者,也造就了加害者。

你想想孩子缺失的性教育會從哪裡補齊?很多是從黃色小說、成人錄像中學來的。

去年那名殺了人的13歲大連男孩,在東窗事發後,就被網友曝光曾多次尾隨單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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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家玖月晞所說:


沒有是非觀的孩子,是這個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他們有好奇心、行動力、破壞力以及專門鑽法律的漏洞。

我們教導女孩要隨身攜帶防狼噴霧,要練習格鬥術用以防身,要潔身自好注意交友,但我們總是忘了最重要的一條——教男孩不要傷害女孩

男人和女人,不是天然對立的群體。

男人不會因為尊重、包容女性,而失了自己的男子氣概,相反,女人會因為男人的一念之差,而墮入無邊的深淵。

韓國N號房事件:26萬人參與圍觀,沒人聽到她在喊“救命”!

每次女性受侵害的新聞出來,我都會憤怒,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其實,換個角度想,能曝光出來,不正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正在趨於透明和公正嗎?

N號門事件的26萬參與者,不只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更是26萬個家庭的悲劇,它暴露了我們在性教育、家庭關懷、法律刑罰等方面的缺失。

站在“N號門”面前,我們不該把它當成一次獵奇的事件,在熱烈的討論後將它歸於沉寂,而是捫心思考,生而為人,我們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可能你沒有害過人,沒有看過色情視頻,但你謾罵過一個衣著暴露的女子,你嘲諷過一個被性騷擾的人,那麼你就算不上“共情”到別人的壓力與難堪。

我們凝望著同一口井,有人投下落石,有人幫忙推搡,有人在一旁吆喝,無論兇手還是看客,本質上都是“壞人”。

韓國N號房事件:26萬人參與圍觀,沒人聽到她在喊“救命”!

在“性別議題”上,我們不要著急表達廉價的“感同身受”,也不必上趕著咒罵“男人沒一個好東西”,更不用馬上叫來自己的孩子,馬上教育她“不要穿暴露的衣服哦,小心有壞人”。

我們更應該審視自己,自己有沒有可能作惡?

社會的秩序,是由一個個“小我”建立起來的,只有把自己的責任承擔好了,才能談民族的未來。

這不是一個遙遠國度的故事,而是有可能發生在全世界的悲劇,如果無法從根本上遏制,真正的文明將永不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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