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讓“古今中西”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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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論》中提出了“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重要見解。這其實對於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參照。而通過“兩創”，中華傳統文化一定可以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這種貢獻一方面是價值觀和認識方式的貢獻。由於中華文明在其漫長的發展進程中從未中斷過，它所提供的智慧和洞察對於人類的價值觀和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可以有重要的參照和啟迪。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理念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為世界所認知。而中華文化以儒釋道為中心的多樣思想和精神資源歷史上在東亞和世界就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當下也對於人類的文明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中華文化傳承至今留下了無數重要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展中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這些中國人歷史上創造的精華作為寶貴遺產，無論在審美、歷史等所有的文化層面等均會給予當下世界重要的啟迪。
這些寶貴的遺產都需要通過今天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來獲得新的傳承和傳播。這從根本上也有助於消除對中國發展的誤解和扭曲，讓世界對中國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和認知。這需要讓傳統從多方面獲得“活化”，處理好“古今中西”的關係。在“古今”之間的關係上，其實我們所遇到的問題非常複雜。從漢語的表達上，“文言”和“白話”有很大差別，而古今生活中的差異更是巨大。傳統文化經過了20世紀的“現代性”闡釋之後，其實已經和過去有了極大的區別。其中的“可釋性”問題，也就是古今之間的差異如何得以克服，如何以當代的方式闡釋傳統文化，如何讓當代人理解傳統文化，需要進行艱苦努力的工作。這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憑著我們的一廂情願就簡單實現。
在“中西”文化之間更存在著深刻差異，我們會遇到語言方面、生活方式方面、價值觀方面的諸多問題。其中如何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轉換成為國際上其他文化易於理解的內容，也就是一個“可譯性”的問題，是我們在文化“走出去”中經常遇到的。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從文化的“可譯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也有自己的依據，即中國更加易於被他人普遍理解的文化反而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從這個角度看，在對外文化傳播中，“可譯性”問題可以說是難以迴避的。只有具有“可譯性”的文化才可能被瞭解。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實離不開這樣的現實努力。
需要做的事有很多，主要包括：一是對中國傳統核心價值和當代思想之間的對話有更多關切，通過更深入的闡釋和對話讓傳統中國思想精神和當下世界有更多的聯繫;二是對傳統諸多具體層面的展開做現代的理解和闡釋;三是重視大眾文化傳播在傳統文化傳播中的作用，因為只有靠更生動、更為中國和全球公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的傳播，才能形成有效的傳播;四是以開放的態度更多地在文明的互融互鑑中吸納其他文化，保持自身的活力。中國古代成功地將佛教本土化並以中國化的方式在東亞傳播就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張頤武：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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