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主中原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化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
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
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
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
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
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
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
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
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
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
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
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
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
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后、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
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
次年，西太后、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迴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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