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徐霞客與宜良人的情緣》認為：
阮仁吾創建瑞光寺並與徐霞客在此巧遇
《七彩風雲傳媒》2018年6月17日刊文《徐霞客與宜良人的情緣》，介紹了崇禎年間宜良名士阮仁吾、阮玉灣、阮穆聲與徐霞客的交往。阮仁吾還捐資新建瑞光寺。還提及阮仁吾阮玉灣阮穆聲是湯池人。詳情如下：
“阮仁吾——徐霞客時代在省城昆明發展十分成功的宜良商人。阮仁吾，明代宜良湯池人，祖輩顯赫，於昆明有家業，父輩時家道中落，家宅產業盡數賣盡，後在阮仁吾時又興業光復。”
阮仁吾捐資修建（筆者注：應為“新建”）了瑞光寺。阮仁吾相識徐霞客之後，又是忙著幫徐霞客找擔夫，又是天天請客款待。在徐霞客西行告別時，送了銀兩盤纏和名貴的進口貨“香善”、“番巾”等物。
阮玉灣，明代宜良湯池人，阮仁吾侄輩，萬曆年間黔國公府上高級官員，世襲黔國公沐昌祚心腹紅人，總理重大事務。阮玉灣也是徐霞客所接觸和交往最深厚的人物之一，他推薦徐霞客遊覽昆陽石城，又以“總府”的名義寫推薦信給雲南邊境的地方官，讓其負責為徐霞客安排遊歷緬甸的嚮導。還在“總府”款待徐霞客，有同輩族人阮穆聲作陪。
還提及徐霞客來到瑞光寺與阮仁吾叔侄巧遇：“徐霞客從宜良進發昆明，途經規模宏大的湯池瑞光寺，不禁暗自驚歎。”“阮氏叔侄等正與中和上人遊覽佛剎，阮仁吾欣然自得，拈鬚微笑。徐霞客不曾想到，來到這瑞光寺中，認識阮氏叔侄，一段友緣就此展開。”
為此宜良縣政府、宜良徐霞客旅遊文化研究會聯合制作了紀錄片《徐霞客宜良遊蹤之謎》，由演員對上述情景進行演繹。
一．史料記載
宜良縣湯池鎮梨花村委會編纂的《明代古寺——瑞光寺》一書《二、碑記2.1（明）新建佛來山瑞光寺碑記》記載：“乃耆碩儀庭阮君、仁吾張君，倡本土善信，捐千緡鼎構，遂成巨麗之觀。”“阮、張眾君檀施利益，暨禪師肇造之苦哉，應與此山均不朽雲。”此碑記原碑刻時間是“弘光元年”（1645）。
清朝乾隆三十二年修定《宜良縣誌》卷之三·仙釋·寺觀附瑞光寺:在城西三十里，明崇禎(1628-1644)末年，僧中和，同邑人張德明、阮仁吾等建。
清乾隆五十一年重修《宜良縣誌》卷之三寺觀:瑞光寺，在城西三十里。明僧中和、同邑人張德明、阮仁吾等建。【1】
民國十年版《宜良縣誌》之《卷七·祠祀志·寺觀》記載為：“明僧中和同邑人張德明、阮仁吾等創建。”
《續修二輪（宜良）縣誌供稿·湯池鎮》“8、文物保護、民間傳說·第二節 古建築·瑞光寺”提及：“宜良縣八大寺之一，明朝僧人張德明、阮仁吾等創建。”
二．瑞光寺碑記與《宜良縣誌》記載有出入
其一，《徐霞客與宜良人的情緣》一文，史實採自《徐霞客遊記》之《滇遊日記十一》，記載徐霞客與三位阮氏名士見面地點皆在昆明。宜良縣政府與宜良徐霞客旅遊研究會為了認證“徐霞客遊線標誌地”和“徐霞客遊線特殊紀念地”撰寫了《徐霞客與宜良人的情緣》一文並製作了紀錄片《徐霞客宜良遊蹤之謎》。
其二，《新建佛來山瑞光寺碑記》記載“張仁吾創建瑞光寺”清朝乾隆三十二年版、乾隆五十一年版《宜良縣誌》及民國十年版《宜良縣誌》皆記為“阮仁吾等創建。”《徐霞客與宜良人的情緣》認為是創建者是“阮仁吾”，《滇遊日記十一》只記載有“阮仁吾阮玉灣與徐霞客在昆明見面”。到底以何處記載為確？
宜良文化學者鄭祖榮在其點注的民國十年版《宜良縣誌》相關條目解釋為：“《新建佛來山瑞光寺碑記》（碑文由印天禪師抄存，鹹同兵燹後，師據原抄件重鐫）”。
據瑞光寺《印天禪師行實碑記》記載，印天禪師生於乾隆辛丑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到瑞光寺住持時間為嘉慶辛未年（1811）。我們現在見到的《新建佛來山瑞光寺碑記》若是印天禪師抄件鐫刻的，則非弘光元年原碑。如此，印天禪師抄錄的時間當為1811年以後。
難道是印天禪師抄錯了，把“阮仁吾”抄成“張仁吾”？把“張儀庭”抄成“阮儀庭”？
再看與《新建佛來山瑞光寺碑記》同時所立之《新開建佛來山瑞光寺檀越施置常住山場、田地、佛像、寺宇功德碑》多次提及“張仁吾”：“檀越張仁吾鼎建瑞光寺一座……”，“檀越阮儀庭、張仁吾備價銀柒拾伍兩，買得……”，“檀越張仁吾備價銀陸兩，買到……”，“檀越張仁吾施田叄丘……”，“檀越張仁吾、僧紹崇，施銀拾捌兩……”。
同時間段的二通“瑞光寺碑記”大檀越都記載為“張仁吾”，如果印天禪師嘉慶十六年（1811）抄寫碑記抄錯了，不可能都錯把“阮仁吾”抄寫為“張仁吾”，同時所立的《新建佛來山清靜庵常住田地勒石於後》還提及另一位施主名為“李仁吾”。
問題：創建者到底是張仁吾還是阮仁吾？因為阮儀庭，張仁吾或張儀庭，阮仁吾都是瑞光寺的創建者，會否在原始碑刻之時，抄寫碑文之人就把兩人混淆了？那麼張儀庭又是誰？
其三，“宜良縣誌”記載阮仁吾是宜良人，沒有具體到是宜良哪個鄉鎮。《續修二輪（宜良）縣誌供稿·湯池鎮》“8、文物保護、民間傳說·第二節 古建築·瑞光寺”提及：“宜良縣八大寺之一，明朝僧人張德明、阮仁吾等創建。”也沒有言明阮仁吾是湯池人。
阮仁吾、阮玉灣、阮穆聲確有其人，他們與徐霞客在昆明相會，已在《滇遊日記八》和《滇遊日記十一》中得到證實。他們為徐霞客安排挑夫、規劃行程、宴請，問題是此次相會時間是崇禎十一年（1638）十一月，那時瑞光寺還沒有建成。《徐霞客宜良遊蹤之謎》演繹到：徐霞客在阮仁吾等陪同下已經到瑞光寺遊覽，對瑞光寺的建築規模及其周邊風光讚歎不已。
對此，紀錄片解說詞這樣說：這是徐霞客與阮氏族人第一次相見，在宜良。而在昆明相見即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是第二次相見。瑞光寺新建需要較長的時間段，第一次相見時，正在建設中，宜良是滇中糧倉，文化昌明之地，又有約六分之一河段的南盤江流經縣境，因此徐霞客滇遊，不可不遊宜良。但是《滇遊日記》卻無宜良記載，為何？宜良徐霞客旅遊研究會認為：《滇遊日記》共十三冊，而恰巧少了第一冊。其他旅遊過的府州縣有明確記載，之所以宜良無，極有可能就在缺失了的《滇遊日記一》。
瑞光寺建設於崇禎末年，假設始於1638，成於弘光元年（1645），需要八年時間嗎？
其四、阮玉灣從沐昌祚時代延續到沐天波時代，可能嗎？
《情緣》說“阮玉灣是沐昌祚的心腹紅人”，在黔國公府即《情緣》所言“總府”做事。而沐昌祚是沐天波的曾祖父，世襲黔國公到天啟五年(1624)，沐天波父親沐啟元第二年即天啟六年(1625)承襲黔國公到崇禎元年(1628)去世，沐天波當年承襲黔國公僅十歲。徐霞客遊雲南到昆明時，已是崇禎十一年(1638)，沐天波二十歲，已經掌權。曾祖父時候的“紅人”阮玉灣還會是曾孫沐天波的紅人嗎？
《滇遊日記十一》記載：“（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晨起，餘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後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餘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並令二幼子出侍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盞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聲必款餘多飲，須其出而別。餘不能待，薄暮，託穆聲代別而返。”【2】
另據康熙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修瑞光寺碑記》記載：“遂感黔公家臣仁吾張君，捐金營建，名其山曰‘佛來寺，曰‘瑞光’。置華家莊為常住，暨宜良湯池善信儀庭、祥吾二君，添置田畝，隨之雞足謁中和禪師移錫於斯，可謂西南佛剎之最名勝也。”【3】
此條碑記延續了弘光元年的碑記，把阮仁吾記成張仁吾，而且錯成“祥吾”，可見，抄寫錯誤是難免的。但是增加了“黔公家臣”和“湯池”兩個信息。鄭祖榮可能就是據此寫“阮仁吾，明代宜良湯池人，祖輩顯赫，於昆明有家業，父輩時家道中落，家宅產業盡數賣盡，後在阮仁吾時又興業光復。”
從記載來看，阮仁吾，阮玉灣此時仍是黔國公府（沐府）管事之人，而且阮仁吾年事已高，這從弘光元年《新建瑞光寺碑記》“耆碩”一詞可證。但是阮仁吾之侄阮玉灣要從沐天波曾祖沐昌祚時代就做到沐天波時代，可不可能？推算一下：沐昌祚於隆慶五年（1571）承襲黔國公爵位，時年十七歲。沐昌祚卒於天啟五年（1624），享年七十歲。然後是孫子沐啟元承襲黔國公爵位，卒於崇禎元年（1628）。然後是曾孫沐天波承襲黔國公爵位，至永曆十六年（1661）結束。新建成瑞光寺，時間為弘光元年（1645），假設阮玉灣在沐昌祚三十五歲（1606）時成為沐府（黔國公府）管家（鄭祖榮所言“紅人”），此時已過去四十年，假設阮玉灣當年十七歲，現在則是五十七歲，還是有可能的。而其叔父阮仁吾，此時可能七十七歲，也符合碑記“耆碩”一說。
結論：
瑞光寺的主要捐助建造者是阮仁吾，弘光元年七月所立《新建佛來山瑞光寺碑記》及《新開建佛來山瑞光寺檀越施置常住山場、田地、佛像、寺宇功德碑》多次提及“張仁吾”，印天禪師可能都抄寫錯了，“張仁吾”與“阮仁吾”不是兩個人，而是“張儀庭”“阮仁吾”二人名字的混淆。也有可能原碑刻就把二人名字混淆了，導致禪師嘉慶十六年（1811）抄寫原碑刻時，一直延續“張儀庭”與“阮仁吾”的混淆。
後來多個版本的《宜良縣誌》都記載為 “阮仁吾”，表明修志者注意到了錯誤，並做了修正。
遺失的《滇遊日記一》可能記載了徐霞客宜良遊蹤，他也可能到過湯池區域湯池渠、萬福寺、陽宗海，時間就在崇禎十一年（1638）。至於瑞光寺彼時建設與否、徐霞客是否與阮仁吾在瑞光寺相見，期待更有說服力的考證。
文獻
【1】清朝乾隆三十二年修定版，清乾隆五十一年重修版《宜良縣誌》（鄭祖榮點注）雲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2】《古詩文網》《滇遊日記十一》。
【3】周恩福《宜良碑刻》，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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