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世之事，需依時而議。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非常漫長，從獸衣獵食到刀耕火種，從部落混居到有國天下，從壁畫甲骨到印字成書，每個時期的文明程度都有著千差萬別的不同，各個方面都堪稱有“滄海桑田”之變。為何要將進步程度已經很高的漢朝與尚無系統文字的上古文明相提並論呢？上古未必帝德厚，漢室恐無實聖君。王充身處東漢世，為褒漢皇著《論衡》。自寫歌功頌德篇，卻貶儒者為庸人。漢朝媚君之風何其盛行，既有太史公書載高祖之母因龍而孕，亦有一眾文人詩詞歌賦盛讚帝王功德不吝增譽之語。司馬遷的虛言記事或有其不為人知的用意，那些大獻諂媚之言的文人其實也是為了生存。功德之量，在於行事之人，而非出於他人之口。尤其是身為帝王者，天下庶民最知其德如何，“鴻筆”者所書未必為真。當今信息傳播極為迅速，尚有“眼見未必為實”之說，古時傳書虛載了太多的妄言故事，即便頗有些唯物主義思想的王充，也未能擺脫神論聖說的束縛。

五、

王充本就對儒學心存成見，不喜儒者常過譽其主的做法，於是在自己褒讚漢代及當朝皇帝功德的同時，不忘毀批儒者不為皇帝歌功頌德，未必只是文人相輕，或許更有道家與儒學之爭。善寫文者不只有儒者，漢朝天下不乏“鴻筆”之人，著書得以留傳千載者也是不少，王充只是其中之一，雖然《論衡》堪稱經典。王充經歷的時代，正值廢新莽、光武帝復興漢室。漢室崇儒，王充知儒家而更喜道學，其思想常與其時主流發生衝突。不同於其他文人多尚古，王充更願盛讚當朝光武皇帝、漢明帝及漢朝先王，或許正因如此，其作《論衡》書中儘管充斥大量批儒言辭，卻仍得以面世並留傳下來。王充的“畢精”，非只有《齊世》、《宣漢》、《恢國》和《驗符》，亦有《儒增》、《問孔》與《刺孟》。

六、

能吏治世，文人作書。光武帝復興漢室，漢明帝承續太平。此時的一眾文人，大展其才，盡顯歌功頌德之能，於是誕生了眾多廣傳於世的雅詩名賦。百官臣子各盡其職，勤勉盡責便是他們對朝廷的最大功績，王充竟責其未能著讚頌皇帝之書，媚君貶儒卻誤傷了漢庭眾臣。在《論衡》首卷的《逢遇》、《累害》、《命祿》、《氣壽》四篇中，王充將仕途徘徊歸咎於外部因素，其實也是反映出當時的思想文化存在很大的爭論，而王充所持不是主流思想，受到排斥也是正常。今勝於古，這種觀點與世間普遍想法存異，但對於當朝的皇帝而言，其實內心竊喜。雖然王充的很多思想觀點，如今看來，較與其同時期的其他學說，是很超前的，然而還是存在矛盾之處，比如王充質疑“天人感應”之言，卻又認同並宣揚“符瑞應和”之說。雖有突破，亦存侷限，王充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