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食用野生動物已經被千夫所指，日前全國人大通過的決定更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多年來無數環保人士、動物保護組織，甚至執法者付出多少努力都無法杜絕的惡習，反倒因病毒而顯露出“根除”的跡象。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像穿山甲、蝙蝠這樣的野生動物是病毒的宿主，那為了杜絕再次感染的風險，不如干脆把它們全數“生態殺滅”算了。2003年SARS爆發後，就有大量果子狸被殺死。江漢大學動物行為研究者薩拉·普拉託（Sara Platto）在擔心，關於“穿山甲是新冠病毒源頭”的猜測可能會導致這個已經瀕危的動物陷入更危險的境地，她強調：“問題不在於動物，而在於我們與它們接觸。”
▲ BBC紀錄片《穿山甲：被捕殺最多的動物》（Pangolins: The World's Most Wanted Animal）截圖。© BBC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明白一個基本事實：人類是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環，儘管自詡主宰這個星球，但現有的技術不可能消滅病毒。在生物圈中，絕大部分物種的生存越來越取決於是否與人類兼容，但病毒這個最古老的生物卻是一個例外：現代社會在它的打擊下十分脆弱，弔詭的是，這卻正是因為我們“現代化”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一個高速運轉的開放系統，越精密複雜就越脆弱。就像普通汽車可以適應高低不平的路，但高鐵則需要分毫不差，一個小障礙可能就極其致命。現代的交通網絡更是大大加劇了病毒的危險性——直到兩百年前，最快的陸路傳播是騎馬，疫情就算爆發，也傳不了多遠，但現在則可以在24小時內通過密如蛛網的航班抵達全球任何一個城市。
原始社會是沒有大規模傳染病的，因為當時的人類遷徙不定、數量太少、居住分散，而如果一種病毒無法及時找到新宿主繼續傳播，它們很快就會滅絕。所以人類歷史上危害猛烈的病毒，如天花、麻疹、水痘等，都是人類在農業定居之後，在和家畜的密切接觸中感染上的，這已經被現代致病細菌的遺傳學比較證明。實際上，現在常說的“禽流感”、“豬流感”也是這麼來的：它們最初都是在養雞場、養豬場這樣禽畜密集、衛生環境堪憂的環境下出現並傳染給人的。1918年曾殺死5000萬人的“西班牙大流感”，現在研究大體認為其與豬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種甲型流感病毒（H1N1）。
諷刺的是，正是因為舊大陸人口長期與病菌共同進化，因而他們的免疫系統強大得多。以至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對歐洲人帶來的病原菌幾乎毫無抵抗力，90%以上的土著由此滅絕；而黑人之所以被販賣到美洲為奴，也正是因為他們比印第安人具有更強的免疫力，更適合作為種植園的奴隸勞動力。
不過，在現代的熱帶醫學完善之前，人類所能擾動的生態系統畢竟有限，因為瘧疾等熱帶疾病在1880年代之前幾乎一再挫敗了白人想在非洲、新幾內亞低地等熱帶地區定居的企圖。法國侯爵德雷伊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愛爾蘭島組織移民，結果不到3年，1000個殖民者就死了930人。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樣：雲南、廣西等地的瘴癘，一度限制了大規模的移民。但在近一百多年來，人類幾乎可以進入到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而生態系統看起來卻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美國疾病生態學家彼得·達扎科（Peter Daszak）曾駁斥那種“新病毒由實驗室製造並洩露”的陰謀論：“這太令人羞恥了！人類似乎無法抗拒爭議這些謬論。在野生動物中，病毒種類多得令人難以置信，而我們只是觸及了皮毛。在這些多樣的病毒中，有些病毒會感染人類，然後在感染人類的病毒中，有些會致病。”地球上像冰川、雨林等生態體系中，都有相對獨立的基因系統，相互之間都缺乏抵禦對方疾病的抗體，但人類打破了這些生態體系的封閉孤立，釋放出了病毒，帶來了始料未及的後果。
更重要的是，病毒在其原本的特定生存環境下都有一個相互剋制的小生態。像蝙蝠之所以成為“飛行的病毒庫”，是因為它在迅速的新陳代謝之下，體溫經常維持在40攝氏度上下，因而病毒不會發作，但人類卻吃不消。
就此而言，近三四十年來全球各種傳染病接連爆發，是生態系統遭到劇烈擾動的結果，新冠疫情是最新的一次，但卻不會是最後一次。本來在一個維持平衡的生態體系中，病毒隱藏在特定的結構內，並不會自動跑出來危害人類，是人類打破了這一平衡，自食其果。在對大自然的空前破壞之下，病毒的大範圍流行不是“是否”（if）的問題，而是“何時”（when）的問題。
▲ Netflix紀錄片《流行病：如何阻止大暴發》（Pandemic：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截圖。©Netflix
至今人們談虎色變的艾滋病，現在被普遍認為是1960年代野生動物交易帶來的惡果：當時非洲興起一門利潤豐厚的新生意，那就是向歐美髮達國家出口用於醫學研究的靈長類動物。艾滋病毒（HIV）最初的傳播中心是維多利亞湖西北岸，僅見於猩猩等身上，但當人類深入雨林，破壞環境，抓捕猩猩和猿猴時，它們身上所攜帶的艾滋病毒也就開始了全球之旅。不僅如此，艾滋病毒是一種生物安全2級的微生物，雖然高度致命，但傳染性並不強，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也無法通過空氣傳播，在空氣中暴露後只能存活幾分鐘，處理其血樣時甚至不需要穿生化防護服。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野生動物交易，它很可能現在仍在非洲雨林的角落裡。
正因此，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也是在保護人類自己——讓它們活，也是讓我們活。生態疾病學研究表明，物種多樣性越高，人類感染這些病毒的幾率越低，因為野生動物會對這些疾病的傳播起到緩衝和稀釋的作用。當它們的棲息地被破壞，原本叮咬它們的蜱蟲、伊蚊等病毒傳播者，可能就轉而叮咬人類，人類也就越發直接暴露在新的傳染病風險面前。
記錄埃博拉病毒事件的《血疫》一書在回顧這些歷史時就總結道：熱帶雨林既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種儲備池，也是最大的病毒儲備池，因為所有活物都攜帶病毒，而艾滋病、埃博拉等雨林病原體的顯現，“無疑是熱帶生物圈遭到破壞的自然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地球正在啟動對人類的免疫反應。它開始對人類這種寄生生物做出反應。”
確實，麥克尼爾在其名著《瘟疫與人》中早就提出過一個觀點：長遠來看，病毒早晚都會逐漸學會與宿主共生共存，因為宿主一旦死了，它也活不了，因而最成功的、長期存活而成為流行病的菌株正是那些使人受到感染卻不殺死他們的菌株——如天花和流感等。換言之，病毒毒性大，傳播性弱；傳播性強，毒性就會減弱。正是基於這一點，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等專家均預測，新冠病毒“有可能轉成慢性的，像流感一樣長期在人間存在的病”。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人類也是“寄生”在這個星球上。雖然在這個人類已經沒有天敵、也無所畏懼的世界裡，人們往往膨脹地自居為地球的主人，但疫情面前清楚地暴露出現代社會是異常脆弱的。如果我們不能像病毒那樣聰明地學會共生，那麼在找不到下一個宜居星球的情況下，一旦毀了地球這個宿主，我們也難逃一死。也難怪有人說，其實“人類是地球的病毒，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統”。
如果說這些世界末日的景象還遙不可及，那麼至少經濟影響是肉眼可見的——就算你不在乎野生動物的死活，至少也在意一下自己的錢袋子。這也是一種“雙贏”，而事實上，也沒有人類“單贏”這回事——我們要麼與生態系統雙贏，要麼就是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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