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僑報網編譯王晗3月24日報道】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兩位在華生活多年的巴西人成了中國的“仰慕者”。他們認為，中國有很多經驗可以傳授，中國人的集體主義感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溝通是最大的優勢。
果斷決策 “中央政府採取迅速有利的行動”
巴西網站“Brasil de Fato”報道，律師若澤•雷納託•佩內魯皮•儒尼奧爾（José Renato Peneluppi Jr.）在武漢生活已有9年半，當聽說到新冠病毒時，他還在外國度假，決定1月15日返回武漢。“當我到達武漢時，發現大概每20個人裡面只有3個人戴著口罩。”他說。
但民眾很快被告知了危險的存在，“20日到21日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此後，中國中央政府開始對這一疾病的通報、預防和控制工作，這一步驟是決定性的。“從那時起，中央政府開始接管此事，開始了管控、協調和溝通的過程。關於食物配送、關閉店鋪、電話溝通等，所有一切都有條不紊進行。”他說。
在佩內魯皮看來，中國的主要優勢之一就是政府的有效溝通。“很明顯，中國政府的溝通是直接、客觀的。”他說，“我記得政府在發第二封公開信的時候談到了食物獲取渠道的問題，這讓社會平靜了下來。人們停止了絕望，甚至沒有考慮過要進行儲備。”
國際顧問羅德里戈•杜•瓦爾•費雷拉（Rodrigo do Val Ferreira）在上海生活了15年，他強調了中國中央政府決策的重要性。“武漢當地的管控沒有奏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事實是，中央政府開始採取自上而下的指導方針，採取了迅速而有力的行動。”他說。
全民戰鬥 “中國人有西方沒有的集體主義精神”
佩內魯皮說，中國的抗疫鬥爭成功主要歸功於人民的集體性和紀律性，“在這裡，法律和職責齊頭並進”。他說，巴西人更容易以個人的角度看問題。“當我和巴西朋友說我要暫時離開中國時，他們都很高興，想知道我否還好。但我的中國朋友們都比較擔心，因為我可能會攜帶病毒，傳染給別人。這不僅關乎個人，更關乎整體。”他說。
費雷拉則說，隔離初期兩國之間就有了明顯的文化差異。“在中國的超市中，人們並不急於購買廁紙、食品等，這與我們在巴西一些視頻中看到的不同。在美國，當人們聽說病毒到來時，排隊等候買槍。中國人具有西方沒有的集體主義精神。”他說。
在費雷拉生活的上海，一切似乎都靜止了。“在街上看不到人。沒有人被禁止外出，但每個人都在家。春節假期已經延長，但沒有人去沙灘和公園。”他說。
他解釋了民主集中制在對抗新冠病毒方面的重要性。“我們居住的地方始終是社區在負責協調，每個公寓、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都有酌情執行政策的權利。”費雷拉說，“所有這些委員會都承擔了與病毒作鬥爭的任務，可以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全民戰爭’。”
技術防疫 “中國是超級數字化的國家”
費雷拉認為，技術的應用有助於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國是超級數字化的國家，你可以用手機購買所有東西。”他說。
此外，費雷拉還讚揚了志願者在執行政策和共享信息方面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員是先行的志願者。在每個社區入口，他們都是24小時為人們檢測體溫的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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