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Fortune，作者Polina Mari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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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五年前，弗拉基米爾·特內夫和白居·巴特成立了零佣金股票交易平臺Robinhood，並打算籌資1,300萬美元，公司的估值也會因此達到6,100萬美元。這兩位年屆30歲的斯坦福校友選擇了硅谷沿襲幾十年的方式：尋求著名美國最大風投KPCB的支持。
KPCB在硅谷就好比奧普拉在好萊塢，很有興趣但沒有輕舉妄動。2015年，估值2.5億美元的Robinhood需要融資5,000萬美元，而KPCB再一次按兵不動。2017年，Robinhood融資1.1億美元，成為價值13億美元的“獨角獸”時，KPCB終於出場了：Robinhood將KPCB從融資對象名單中除名了。
直到2018年，在著名華爾街分析師瑪麗·米克爾的幫助下，此前錯失多次良機的KPCB終於參與了這輪3.63億美元的融資，Robinhood的估值順勢攀升至56億美元。
走眼的後果可謂代價不菲，可對於這家曾經戰績彪炳的公司來說卻成為了家常便飯。21世紀初，KPCB在面對Facebook等Web 2.0公司崛起時畏首畏尾。過去十年，KPCB和“慧眼識珠”漸行漸遠。但這次不一樣：米克爾獨立負責一支投資基金，幫助成熟的私人公司實現快速增長。
增長型的投資對象更成熟，也比風險型投資更安全，不過回報相對較低。然而，米克爾團隊的表現甚至超過了“風投之王”約翰·杜爾的風投團隊。米克爾抓住了這個時代最有前途的公司：軟件公司Slack、電子簽名服務商DocuSign、音樂服務商Spotify和共享出行服務商Uber。KPCB迎來了突破和煩惱，尤其是在論功行賞的時候。
更糟糕的是，KPCB出現了分層，試圖尋求資金幫助的企業家對此感觸頗深：米克爾團隊高高在上，而風投部門充其量排在第二排。斯坦福大學的金融學教授伊利亞·斯特雷佈列夫表示：“20年前，KPCB是風險投資的頂峰。如今，它卻泯然眾人矣。”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曾經如日中天的公司走到了沒落的邊緣。這說明傳承有多重要，以及缺乏合格的繼任者會帶來多嚴重的後果。即使有40多年的實戰經驗，百裡挑一也不會變得容易。對於過去幾年在KPCB發生的事情，公司的合夥人和守口如瓶的風投行業都沒有興趣討論，至少沒有留下相關記錄。杜爾、米克爾和其他KPCB負責人都拒絕接受本文采訪或置評。但KPCB的20多名現任和前任員工、KPCB基金的投資者、企業家和其他行業專業人士同樣看到了問題所在，以及公司如何才能恢復昔日榮光。
在KPCB的黃金時代，從1972年成立到1999年對Google投資1,180萬美元，為投資一家初創公司絞盡腦汁彷彿是天方夜譚。KPCB曾是當之無愧的“硅谷傳奇”，投資了服務器製造商Tandem Computers、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IT公司Sun Microsystems、互動娛樂軟件公司Electronic Arts、通信公司Netscape和電商平臺Amazon.com。
和其他風險投資公司一樣，KPCB在公司成立之初就開始廣泛投資，也有過幾次“昏招”，但KPCB的整體投資業績令人震驚，有的基金回報達到了幾十倍。KPCB對沙山路的影響毋庸置疑。硅谷歷史學家萊斯利·柏林表示：“獲得KPCB的投資代表了最高級的認可。對企業家來說，這意味著一切。”
約翰·杜爾是這家公司20年來公認的王牌。杜爾曾是Intel的銷售員，1980年加入了KPCB，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成為了公司的實際領導者。杜爾對Netscape、Amazon和Google的一系列投資大獲成功，他也是眾多科技公司中最銳意進取的董事會成員。在互聯網時代，他鼓舞了硅谷士氣。
杜爾的影響力很大，他將KPCB的投資重心從互聯網轉移到他看好的最新項目：可再生能源公司，他相信這將是下一波科技投資浪潮。2004-2009年，KPCB對54家“清潔技術”公司投資6.3億美元，22位合夥人中有12人將部分或全部時間用於所謂的綠色投資。
KPCB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投資失敗了。電動汽車製造商Fisker Automotive破產了，燃料電池製造商Bloom Energy從2002年接受KPCB投資到最終上市花了16年時間。在競爭對手投資數字經濟賺得盆滿缽滿的時候，KPCB卻只能在一旁鼓掌。Accel Partners成為了Facebook的早期支持者，Union Square Ventures是Twitter的首批投資者之一，Benchmark Capital在Uber成立初期通過投資獲得了部分股權。
杜爾看走了眼，也未能組建一支能夠帶領公司渡過難關的投資者團隊。KPCB偏愛收集沒有投資經驗的名人，比如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是KPCB的“戰略顧問”，前副總統戈爾也成為了旗下投資者。技術專家比爾·喬伊是Sun Microsystems的聯合創始人，在KPCB擔任過9年合夥人。
KPCB也有許多優質的年輕投資者，他們在公司年數不短，卻沒有機會晉升高層。其中許多人會是風險投資界的下一代領袖，但在KPCB則不然。21世紀初，史蒂夫·安德森在KPCB工作了4年，直到後來開始獨立投資，他成為了Instagram的第一位投資者，而Instagram以10億美元的價格被Facebook收購。
初創公司估值達到十億美元曾經十分罕見，“獨角獸”概念首創者艾琳·李如今經營著風投公司Cowboy Ventures。特雷·瓦薩洛成功投資恆溫器製造商Nest，她也創立了自己的風投公司Defy。
人才接連外流造成了兩個問題：企業家們無法確定誰會留在KPCB提供幫助和指導，杜爾也不知道自己退休後公司會由誰領導。這不是KPCB獨有的問題，但卻十分尖銳。《創意資本》一書的作者斯賓塞·安特說：“對於風險投資公司來說，傳承是一個挑戰，因為它們往往過分關注特定的性格特徵。有些人更善於放權。”在杜爾的印象中，繼任者必須自帶光芒，而不是仰仗KPCB的金字招牌。
杜爾需要新策略，以及一個與他不相上下的投資人。杜爾在2010年籌集了KPCB的首個“增長”基金。為了管理這支價值十億美元的新基金，2011年，杜爾說服了金融服務公司Morgan Stanley的一位老友瑪麗·米克爾加盟，這是KPCB再度騰飛的關鍵，也是其一分為二的由頭。
硅谷時間表
圖注：約翰·杜爾。
1972年
KPCB成立。
1976年
KPCB對生物技術企業Genentech投資10萬美元，該公司30年後以470億美元的價格被出售。
1980年
曾在半導體制造商Intel從事銷售工作的約翰·杜爾加入KPCB，成為一名投資人。
1994年
KPCB斥資500萬美元收購了首款商業網絡瀏覽器Netscape25%的股份，在其第二年上市時獲得了4億美元的回報。
1996年6月
KPCB購買Amazon價值800萬美元的股份，Amazon於次年上市。
1999年6月
KPCB與競爭對手Sequoia Capital一起，投資1,180萬美元入股Google，堪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風險投資之一。
2004年2月
在KPCB工作了十八年後，一般合夥人維諾德·科斯拉離開了公司，創辦了風投公司Khosla Ventures。
2006年2月
KPCB成立了2億美元的“流行病和生物防禦基金”，專注於預防傳染病大流行。
2008年5月
KPCB成立了5億美元專項基金，用於對“清潔技術”的後期投資。
2010年11月
瑪麗·米克爾宣佈離開Morgan Stanley和華爾街，加入KPCB，管理價值1億美元的數字增長基金。
2012年5月
愛倫·鮑起訴KPCB性別歧視。儘管後來敗訴，但公司的聲譽在公開審判中受到嚴重損害。
2016年3月
杜爾成為KPCB董事會主席。
2016年6月
KPCB為其第三支增長基金籌集10億美元。
2017年8月
馬蒙·哈米德離開Social Capital加入KPCB。
2018年9月
KPCB宣佈拆分早期和成長期基金。
2019年1月
米克爾離開KPCB之後，計劃為新公司Bond的首期基金融資12.5億美元。
米克爾最早是紐約的一名分析員，但這並沒有妨礙她成為硅谷的互聯網女皇。她趕上了分析師與投資銀行並肩作戰的好時候。她對Netscape、Amazon和Google不遺餘力的支持也促成Morgan Stanley成為這些公司的IPO承銷商。新規定禁止投資銀行就交易獎勵分析師，因此管理新基金的提議為她提供了新機會。她在2012年對《連線》說：“十年來，KPCB團隊一直在和我談加入的事，我想如果現在不加入，以後就更不會去了。”
她深厚的人脈和發現科技趨勢的能力幾乎立刻得到了回報。KPCB的新增長基金投資於Facebook、P2P公司LendingClub、DocuSign、Snapchat和Slack等公司。但在米克爾進場時，這些公司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與其行業相比，它們的回報率是一流的。KPCB向投資者提供的數據顯示，與前一年年底相比，KPCB增長基金的投資增長了2.4倍，這一表現還是超過了同期另一支KPCB風險基金，當然後者的投資風險更小。
當米克爾的勝利接連不斷時，KPCB的早期投資依舊步履蹣跚，尤其是與競爭對手及輝煌的過去相比。KPCB獲得了一些回報。例如，蘭迪·科米薩和特雷·瓦薩洛早前投資的Nest在2014年被Google以32億美元收購。但這還不夠，KPCB錯失了更大的機會。公司在2010年的收益翻了一番，但與Benchmark同期的基金表現相去甚遠，後者由於對Uber和Snapchat的投資，收益達到25倍。
雪上加霜的是，KPCB還面對無數干擾。公司對能源替代品的投資屢屢受挫，但2014年杜爾還是決定收購另一家公司解決早期領導力問題。他找到了卡馬斯·帕裡哈畢提亞，一位直言不諱的前Facebook高管，他是Social Capital第三支投資基金的背後推手。杜爾個人投資了Social Capital，這在沙山路沒什麼大不了的。
杜爾認為帕裡哈畢提亞的直白和人脈是解決KPCB問題的答案。然而，由於雙方對控制權問題沒有達成一致，談判最終破裂，帕裡哈畢提亞拒絕置評。同時，KPCB還面臨一場官司，杜爾的徒弟愛倫·鮑提起了性別歧視訴訟。儘管KPCB勝出，但損失慘重。杜爾繼續尋找新的人才，他從Social Capital招聘了另一位創始人馬蒙·哈米德，負責早期投資。哈米德曾領導了Social Capital對Slack的投資，2017年加入KPCB。
那是杜爾就任董事會主席一年後，相當於退居二線。杜爾將哈米德定義為KPCB的新領導者，激化了哈米德與米克爾的矛盾，後者也掌握了領導權。
41歲的哈米德加入KPCB後不久，向員工分發了一份民調，詢問了有關公司免費食品的問題。他在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們希望提供高質量零食供員工選擇，讓每個人都能滿意。”對零食的關注雖然對公司財政並不重要，但卻對企業文化十分重要。畢竟，他是被請來改變現狀的。
抱怨聲此起彼伏。哈米德權威的彰顯不僅體現在恢復禮節和對公司網站的重新設計上，他開始關注整個公司的運營，包括增長基金。哈米德開始參加增長團隊會議，就投資理念提供意見。他想模糊投資類型與基金團隊的界限，這意味著早期投資基金會持有更大的比例，成為增長基金的核心。
KPCB內部人士說，哈米德認為自己在幫忙，但米克爾團隊認為哈米德是在奪權。雙方的關係在利益分配時愈發緊張，因為KPCB的合夥人分享彼此投資帶來的收益。米克爾基金的成功對其他合夥人來說也是福音。公司鼓勵投資者群策群力，卻沒有清晰的回報分配模式。一位前KPCB投資者回憶：突然之間，米克爾的增長基金開始猛漲，有很多人在邀功請賞。而米克爾團隊的成員開始疑惑：“為什麼我們要把賺來的錢分給那些沒有貢獻的人？”
雙方的意見分歧不僅於此。哈米德從風投公司Index Ventures招聘了伊利亞·福什曼，試圖向企業家保證KPCB的增長團隊有能力承擔公司後期的投資。不過，米克爾並不願意這麼做。雙方在基金管理、招聘方式以及投資委員會的結構也存在分歧。
KPCB合夥人在頂級風投的排名一路下滑。在CB Insights最近公佈的全球前20名風險投資家中，米克爾是唯一一個與KPCB相關的名字，排名第8。
米克爾在9月宣佈退出KPCB，成立Bond，仍然專注於後期投資，並將帶走她的KPCB團隊。哈米德、福斯曼和其他一小部分KPCB投資者正試圖重建公司的聲譽。
風險投資公司的分裂和離婚沒什麼差別。現年59歲的米克爾還沒有完成為Bond籌集資金的工作，卻不得不照顧KPCB的“孩子”，也就是她在那裡工作期間投資的公司。就像離婚的配偶還沒有整理好文件一樣，雙方仍在同居。他們繼續在舊金山南公園社區和KPCB位於門羅公園沙山路的建築中共享辦公空間。
現年67歲的約翰·杜爾仍然是KPCB的掌舵人。他出版了一本書《這就是OKR》，分享他在Google和其他公司考核“目標和關鍵結果”的管理經驗。杜爾還獲得了國家風險投資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米克爾在慶功會上負責介紹杜爾，以證明這是一次和平分手，許多KPCB的同事都參加了這次活動。杜爾自稱“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他提醒聽眾
“想法很容易，執行才是一切。只有合作才能獲得成功”。杜爾的繼任者仍在努力尋找硅谷的下一批潛力股。他們投資了員工管理軟件公司Rippling、自動駕駛汽車模擬軟件公司Applied Intuity以及食品券管理App Propel。
合夥人們最近舉行了一次團建活動，並提出了“同一個團隊，同一個夢想”的口號。新領導層還定下了每季度的“全員”會議，以提高公司業績的透明度。正如杜爾在書中說的那樣，他們要找到現在什麼最重要，而不是侷限於過去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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