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說起國外生活，許多人最關心的不是物價和生活習慣，甚至不是房價，而是“歧視”。縱使各種教科書上充滿了“捍衛民族形象”的正能量，但明眼人都知道，正常情況下是不需要去“捍衛”的。如果“捍衛”反覆出現，那隻能證明環境不太正常。
那麼，種族歧視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它的程度又有多深呢？
其他國家的情況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介紹一些德國的情況。
會不會有種族歧視？歧視到底深不深？如果沒有長期的海外生活經驗，對這些問題估計都沒有確切的答案。即便你已經遊歷過很多國家也不能肯定，因為遊客大多數時候都是被討好的對象，處處笑臉相迎，是靠真金白銀支撐的，當不得真。
因為同樣關心這兩個問題，在動身之前我做了大量的調查，也親自去德國體驗了一段時間。可以說，有兩件事真正讓我放心了。
第一件事是與在美國生活多年的朋友聊天。關於種族歧視，長期以來的印象都是“美國是民族大熔爐，對外來人口比較友善，歐洲則相對單一，不容易生活”。不過，這位朋友的體驗，完全顛覆了這種印象。
朋友告訴我說，對美國的想象千萬不要根據電影電視劇來，那裡面展示的多半是東西海岸一些高度發達地區的情況。在這之外的大片地區，還有許多美國人一輩子沒出過國，別說出國，連從東海岸到西海岸（或者相反）都沒去過，甚至連自己的州都沒出去過。於是，他認為自己國家就是世界最好，甚至自己的州就是世界最好，也不願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同時，因為這類人群長期以來的生活習慣和興趣愛好，外人也很難去了解和接受。所以，儘管美國號稱“民族的熔爐”，但不是處處的火力都如同想象的那麼旺盛。
歐洲在這點上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大陸國家很多，國土面積都不大，語種很多，在國外有親戚朋友更是家常便飯。所以，哪怕是法蘭西這種傳統認為天性高傲的民族，也不能不接受“與不同文化、種族共存”的現實，即便有自大也不會那麼盲目。更何況二戰之後歐洲的地位不如從前，加之最近幾十年湧入了不少難民。所以總的來說，目前歐洲人對不同文化的包容程度要勝過美國。
第二件事是在德國的火車上認識了幾個在大學工作的德國姑娘，大家在一起聊天。我問她們：“聽說德國有新納粹，他們很厲害嗎？” 這幾個姑娘告訴我：“的確，我們沒辦法否認德國有這種人，而且只要不犯法，也沒法打擊他們。不過你放心，我們這裡正常的人佔大多數，我們會行動起來，不讓他們得票的”。一邊說著，一個姑娘還握起拳頭做了個手勢。
這個畫面我印象太深了。傳統觀念裡，女性往往是“相夫教子，知書達理”的。很少見到女性對社會問題有這樣直接的表達。即便是女性知識分子，一般也以溫柔的形象示人。在我看來，這種“握起拳頭顯示決心”的舉動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我又問她們，“如果真的遇到新納粹，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嗎？” 一個姑娘笑著說：“對你，當然不會啦，你完全可以放心。”
後來，一個在德國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告訴了我“當然不會” 的理由：德國人即便反對某些種族，現在的主要矛盾也是對著西亞和北非的人群，而中國人傳統給人的感覺就是“安分守紀”，目前還排不上號。而且這些排外的主要是收入不高、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如果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人都比較能接受平等的理念，尤其歡迎有知識有技術的人來德國。
這一點稍後就得到了部分驗證。當時我在法蘭克福車站買火車票，一進站，就遇到個包黑色頭巾的女士，上來自述她很可憐，能不能給她1歐元吃飯。當時我沒想太多，手裡正好也有1個1歐元硬幣，就給了她，她歡天喜地離開了。
因為那時我剛到德國，不知道怎麼在火車站買票，所以在自動售票機前猶豫了半天。不經意的時候，那位包頭巾的女士又湊過來了，問我是不是遇到了問題，她可以幫我的忙。我看她並無惡意，正打算跟她聊，忽然身邊閃出一位女警，而那位女士的神色凜然一變。
女警瞭解我遇到的困難之後，一臉和氣地對我說：我建議你不要在大廳裡買票，到站臺上去買票更安全。然後她好像變了個人似的，滿臉嚴肅要求那位女士出示身份證件。儘管那位女士誠惶誠恐，立刻掏出自己的證件，還是被嚴厲要求離開此處。
所以總的來看，種族問題在德國確實存在，但對我們來說，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可怕。在做最後決定時，這個判斷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等真的遷移到本地，生活久了，才發現有許多問題，看起來是種族問題，其實是溝通問題。因為互相不瞭解，就容易有誤解。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釋，就容易把問題複雜化。如果能耐下心來溝通，就發現很多問題並非如此。
按照德國政府要求，外國人到德國之後應當儘快去登記（也就是“落戶”）。我去落戶時本來一切正常，中途卻被辦事人員質疑“護照是假的”，而身邊其他各國人都沒有被這樣質疑，哪怕我的護照保護得很好，他們的護照髒兮兮。
你說，這是種族歧視嗎？
等問清楚之後才知道不是。我的舊護照只有兩年有效期了，所以出國之前剛換了一本護照，辦落戶的時候，距離簽發日期還不到兩週。在辦事人員看來，“兩週之內拿到新護照並來到德國”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德國儘管素來以“辦事嚴謹”著稱，但效率實在是不敢恭維，隨隨便便預約個事情都到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之後。於是這位辦事人員想當然，認為各國都是如此。
所以，在解釋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她很高興為我辦好了落戶手續，還稱讚“中國政府辦事效率挺高”。
後來我去給全家人登記保險，又遇到一次這種事情。辦事人員翻來覆去看結婚證的公證件，總是滿臉懷疑，信不過的樣子。問清楚之後才知道，因為德國結婚之後妻子都要改姓丈夫的姓，所以她很疑惑，為什麼結婚證上這兩個人的姓不同，是不是有什麼鬼名堂。等說清楚這點，她一邊辦事一邊表達歉意：噢，原來世界上還有國家是結婚不用改姓的，我以前真不知道。
還有一次，我和德國朋友聊天，她說起中國的某件事情，似乎負面情緒特別大，按常見報道這肯定是“歧視”無疑了。所以我問她，為什麼談起這件事情你這麼反感呢？你之前是不是還看過什麼關於中國的報道？
結果她告訴我：不是的，我覺得世界上一切政客都習慣撒謊，不是具體針對哪個國家，就連我們德國的政客，也是一樣！
以上這些例子，如果只從表面看，都可以和“種族歧視”掛鉤。但是你耐心深入去了解，還能被稱為“種族歧視”嗎？我覺得不是，它們最多能被稱為“偏見”，而且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種族的偏見。而且只要耐心去溝通了解，最後幾乎都能會得到和之前不同的結論。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獲得更完整的認知，甚至顛覆自己的許多意見。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是許多人反感的“常懷偏見的反華媒體”，但其實他們“反美”的力度一點也不弱。《華盛頓郵報》前幾天有篇報道，講述了川普如何忙著打嘴仗，忽略了各方（包括醫療衛生機構和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最終導致美國的糟糕狀況。
《紐約時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更是直言，現在各國更關心的不是去追責，而是“現在我們的情況如何，應該怎麼辦”。全世界都在等待出現一個領導者和協調者，川普卻只顧自己，甚至不和歐盟國家打過招呼就直接宣佈對歐盟“封關”，相反中國卻在不斷展現軟實力——有意思的是，這些報道引發了部分在美華人的反感，理由是“美國的情況已經很亂了，媒體這時候不要給總統添亂”。
我還聽留學的同學講過一件事情，也可以作為側面證據。
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會被不認識的德國同學盯住問“吃完了嗎？” 一開始他們覺得很奇怪也很不禮貌，這也很好理解，誰都不喜歡吃飯的時候被人催問“吃完了嗎” ，所以他們也認為這是對中國留學生的偏見和歧視，所以總推脫說“沒吃完”。
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這不是專門針對中國留學生的，因為這些德國同學對誰都一樣，都問同樣的問題。再往後發現，其實這根本不是偏見。原來這些德國同學的理念就是“物盡其用，浪費可恥”，因此身體踐行這種理念。如果你回答“吃完了”，但盤子裡還有剩菜，他們會讓你不要倒掉，而是幫你吃掉——換句話說，這些同學對“浪費可恥”的信仰，已經完全超越了膚色和種族。
為什麼會這樣？或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得不這樣”。據報道，如今德國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移民背景”，也就是說是外來種族，或者祖上兩代以內是移民。根據預測，再過二十年，這個比例會上升到三分之一。所以提倡“單一民族自豪論”明顯是於事無補，而且德國教育水平比較高，加之二戰之後的民粹思想清理比較徹底，”單一民族自豪論”也沒有太多市場。真正可行的辦法，就是提倡人人平等，消滅種族歧視。
當然，這種做法未必能全面貫徹到所有細節，但許多方面已經有體現。比如我們家小朋友的幼兒園入學，雖然幼兒園老師說從來沒接受過東亞的小孩，不過也毫無驚訝，因為他們已經接納過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小孩入學了。而且她們信心滿滿，無論你是哪國小孩，之前會不會說德語，老師都有辦法讓你順利融入幼兒園。
小朋友在幼兒園的經歷也從側面證明這是可行的。
雖然我們小朋友不會說德語，但從小我們就教育他“勞動最光榮”，所以他剛去就主動幫老師收拾玩具，老師的表揚讓他很開心，這就說明有些禮儀是人類共通的。幼兒園有個很漂亮的德國小姑娘，不知道為什麼從第一天開始就對我們小朋友特別感興趣，很喜歡跟他一起玩，而且幫忙告訴其他小朋友“他還不會說德語”。還有個土耳其小姑娘，一看就是家教很好的，特別懂禮貌，也會體諒他人，大家都喜歡她。相反有個德國小男孩，雖然很帥，但比較喜歡亂搗蛋，也不尊重他人，所以大家都有點躲著他，老師也經常教訓他……
所有這些細節，給小朋友的感覺就是：國家、膚色、文化、語言並不重要，並不是評判人的先天標準，只有親自去接觸，遇到具體生動的人，才能下判斷。
在我看來，這種辦法是有希望的。“人人平等”的理念，大概和“應當努力幫助他人”、“勞動最光榮”、“生活應該充滿好奇心”一樣，最好的辦法是從小灌注，而很難在成年後靠理性說服——人類思考問題時也很難保持足夠的理性，而是摻雜了感情，加之成年人往往有之前的種種經歷，即便認同“人人平等”的口號，內心裡也難免有掙扎。
中國的大環境其實是相對單一的，大多數人的成長經歷裡沒有多少“不得不與自己不熟悉（甚至純粹是基於偏見而不喜歡）的人和文化相處”的經驗。再加上長期的“進步史觀”教育，讓人潛意識裡認為發展有統一的方向和節奏，於是喜歡把世界分為三六九等，順帶的，對地區、人群也有類似的印象。雖然如今有許多人抨擊“政治正確”，但是仔細想想，從小到大，我們確實很少被人嚴肅教育過“這是歧視，是不對的”。從趙本山小品能公然開殘疾人的玩笑，到今天互聯網上五花八門的各種誇張地圖炮，嚴肅說起來都算“歧視”。
以上因素在國內可能還不明顯，因為並不會遇到多少強大的阻力，但是換個環境就會發現之前的慣性很大，很容易抱著粗粒度的刻板印象，在沒有接觸具體個人之前，先按財富、國家、膚色、民族來對號入座，也很容易碰壁，發現“原來這麼做不行”。
當然，這麼說絕對不是承認“外國的月亮更圓”，必須承認，深入普及“人人平等”的理念，真正克服對國家、膚色、民族的先天偏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極為困難，即便某些國家看起來做得好一些，那也離不開痛苦的過程。國內許多人聽說過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但未必詳細瞭解這場運動。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看泰勒·布蘭奇寫的《分水嶺》，就知道當時的社會有多麼撕裂，民眾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
而且，即便已經付出了巨大代價，也未必能實現做到人人滿意。
在網絡上，我所在的城市有許多評價是“很年輕，對外國人很友好”。但就在前幾天，我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旁邊有個十多歲的孩子在我路過時，忽然不懷好意地喊了一聲：“Hey, Corona（嘿，冠狀病毒）”，旁邊還有幾個孩子在一起壞笑，然後他們很快跑開了。
遇到這種事情，尤其是第一次遇到，相信誰都不能安然釋懷。後來我與幾個德國朋友聊起此事，有人告訴我“你應該對著他們大聲咳嗽兩聲”，有人說“別理他”，還有人開玩笑說“揍他們一頓就好了”。不過他們都提到“我們德國就是有些人很蠢，真遺憾”，並告訴我“別在意”。在我看來，坦率承認“我們就是有些同胞很蠢，真遺憾”，比起我們熟知的“要辯證地看，要看到壞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好的一面”，似乎更容易給人安慰。
但這也僅僅是安慰而已。那天下午我依舊悶悶不樂，騎車站經過一個路口時，猛然發現還有輛卡車也要經過。按照德國交規，卡車此時有先行權。卡車駕駛室裡坐著位戴棒球帽，鬚髮花白的德國老爺子，他大概發現我有點心不在焉，所以欣然停下來示意我先走。
過了不久，通過下一個路口，我猛然抬頭，又發現之前那輛卡車，原來我們走了兩條不同的路，再一次相會了。開車的老爺子也認出我來，一邊大笑一邊打手勢，那意思是“這回你有先行權了，放心走”。這意外的笑臉，讓人心情一下子好起來，除了大笑回應，實在沒有別的選擇。
沒想到更大的意外還在後面。過了半分鐘他開車從我身邊超過去，中途特意把車窗降下來，一邊擺手，一邊扔下一句“Tschüss（德語‘再見’）”。
那一刻我才發現，雖然天氣很冷，但陽光真的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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