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遠讀重洋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愈演愈烈。特別是意大利，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了5000人，死亡率全球第一。
根據意大利衛生部公佈的最近數據，截止當地時間3月22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總人數已經達到了59138例，比3月21日18時新增5560例。
在疫情最嚴重的貝加莫省，已有20%的醫生被感染。由此可見，醫護人員的壓力有多大了。
就在前兩天，意大利還發生了一出悲劇：一位重症監護室的護士，因為無法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竟然選擇了投河自殺。
這位護士從1991年就參加工作，意大利新冠疫情爆發後，她自願在新成立的“傳染病部門”工作。
但不久前，這位護士出現了發燒症狀，不堪重負的她徹底被疫情壓垮了，最後竟然選擇了自殺。
意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報道這起自殺事件之後，這位護士所在的整個醫院都陷入到了震驚和痛苦當中。
△ 意大利《共和報》的報道
這件事也引起了中國網友的注意，有人在知乎上問了一個問題：疫情期間醫護人員的心理壓力有多大？
在這個問題下面，很多在武漢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都最出了回答。
有醫護人員說，自己到崗之後連續6個24小時的值班，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
有醫護人員說，最大的壓力來自親人，不敢想象自己感染之後家人要怎麼辦；
也有醫護人員說，最大的壓力來自輿論，生怕自己哪兒做不好，影響了整個醫院的防疫工作······
這種令人心酸的答案還有很多。在這次疫情中，不管國外還是國內，醫護人員面對的巨大壓力，恐怕都是我們普通人難以料想的……
在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熟人感染、惡化、死亡，甚至連遺物都不能碰一下；
當他們知道自己被感染之後，第一反應不是害怕，而是感到“羞愧”，感到“我給醫療隊丟人了”；
當他們想起自己年幼的兒女，想到的卻是自己萬一出了事，“後事”應該怎麼安排，孩子找誰去照顧……
她們揹負了這種種壓力，但是卻偏偏有人不斷找她們麻煩。有些病人對她們態度惡劣，呼來喝去，還有人甚至把她們當服務生一樣使喚，逼著她們給自己收拾垃圾……
其實，不光是在這次的疫情中，就算是在平時，醫護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
自從他們宣誓成為醫護人員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明白等待她們的，是不可預知的風浪。
那些風浪，不分國別，也不分種族，會打擊到他們每個人的頭上。
我們只當她們是“白衣天使”，但其實她們也需要人們的呵護。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個普通又不普通的“護士的故事” 。
這位護士的名字叫克里斯蒂·沃森（Christie Watson），曾經在英國倫敦的醫院裡當了20年護士。而且她很擅長寫作，已經出版了好幾本小說。
後來，她又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本專門記錄護士工作的書。書的名字叫“The Language of Kindness”，最近出了中文版，書名叫《護士的故事》。
這本書一經出版，就登上了《星期天泰晤士報》銷售榜單的第一名，還成為了《衛報》《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等多家媒體推薦的“年度好書”。
很多英國人都稱這本書是“英國年度話題之作”。在這本書裡，作者用了很多生動具體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叫做“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下面，我就嘗試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帶你進入這位“護士小姐姐”的人生故事。
· 01 ·
我，誤打誤撞當上了護士
每當有人問我：你是怎麼當上護士的？我就會想起15歲的那一天。
當時我一回家，就看到家裡客廳擠了一大堆的人。其中還有個穿著粉紅色上衣的胖女人，胖得出奇。
那個女人靠在我爸爸身邊，嘴裡一直不停地說“我愛你，我愛你”，就像個上了發條的玩具。
爸爸使勁把眼鏡往出汗的額頭上推了推，一臉驚恐的樣子。他肯定很想躲起來，但是又要保持禮貌。
那個女人名叫“娜塔莎”。當娜塔莎對著爸爸說“我愛你”的時候，我媽媽就在旁邊，微笑著看著他們倆。
直到那群人最終要離開我家的時候，娜塔莎才跟我媽媽說：“真抱歉，我愛上了你丈夫”。而我媽媽竟然回答：“沒關係，我完全理解”。
活見鬼，這是怎麼回事呢？
媽媽解釋說，娜塔莎和其他的人，都是患有唐氏綜合徵（注：影響身體發育並導致智力低下的一種疾病）的病人。
媽媽當時正在接受社工培訓，她在耐心地學習怎麼照顧這些人。我覺得她表現得非常出色。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護理”是什麼意思。
16歲那年，我跟別人一樣開始叛逆。我選擇離開家，也離開學校，跟我那20多歲的男朋友住在一起。
沒想到，不久我們的戀情就告吹了。我沒有工作，也不願意夾著尾巴回家。當時不滿18歲的我，唯一能找到的有吃有住的工作，就是
社區志願者。他們安排我去一個麻痺症協會運營的社區，負責照顧那些嚴重殘疾的人：幫他們上廁所、吃飯、穿衣服。這樣，我每週可以賺到20英鎊的零用錢。
那時的我剃了個光頭，穿著從慈善商店淘來的衣服，用那每個禮拜的20英鎊，買了很多蘋果酒和煙。雖然一無所有，但真是一段快活的日子。
在那裡，我也第一次跟真正的護士一起工作。
“你應該去當護士”，其中的一位護士告訴我，“他們會給你一筆助學金，還有住的地方”。我心動了。
於是我開始去圖書館學習護理基本知識，在學校的時候我都沒這麼用功過。幾個月後，17歲半的我，就進入了位於貝德福德的護士總部。
我的房間緊挨著衛生間，聞起來總是潮乎乎的。我的一個室友還在地毯上嘗試種芹菜。（房間不潮才怪！）
我們有一個公用的、可以洗東西的水槽。那個水槽的功能很強大——可以往裡撣灰，可以洗杯子，可以用來嘔吐，可以站到裡面衝個涼；一旦公用廁所堵塞了，還可以臨時救急……總之你懂的。
對別人來說，似乎那裡的條件挺差的。但是對我來說，簡直是天堂——別忘了，我可是和男朋友一起住過的人。
就這樣，十九歲的時候，我成了一名實習護士。
· 02 ·
急診室，怎一個亂字了得
我一開始被分到急診室，那兒真是“怎一個亂字了得”，你完全無法預測會發生什麼。
我們沒有更衣室，辦公室沒有專門換衣服的地方，通常也來不及去衛生間換。辦公室裡有一面臨時的屏風，我們就躲在那後面換衣服。
聽到“滴滴滴滴滴”的響聲，就是醫院裡的緊急呼叫器響了，這說明某個病房的某個病人出事了。問題是，你永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響。
一位同事在我上班頭一天告訴我：“我的建議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慢地往事發地點跑，因為你不知道等著你的是什麼。”
來急診室的，真的是什麼樣的人都有。
早晨來的常常是那些整晚照顧孩子的母親，忙了一晚上，她們本來就不舒服，現在感覺更糟了。工作日的白天，經常會有在事故里受傷的人來。
從週四夜裡到週一早上，來的一般是 “嗑藥”的姑娘小夥子，渾身抽搐，眼神迷離，瞳孔張得跟月亮一樣大。
而那些服了海洛因或者酗酒的人，瞳孔小得就像針孔，一點光線也透不進去。
工作日的夜間一般是病重的人，只有病得嚴重，人們才會在夜裡掛急診。規律是：來得越晚的人，病得越重。
有一次，我看見一位患有嚴重精神障礙的患者在急診室裡發作。她等的時間太長了，就發飆了。
負責精神障礙患者聯絡的護士，坐在患者旁邊的地板上跟她溫柔地說話，但是那位患者只是一個勁兒地在踢她、打她。
看到那一幕，我當時心想：“她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了”。而我身邊的患者卻對我說：“看看這位可憐的護士，他們給你們這些小姑娘的工資根本就不夠。”
這就是急診室，急診室裡什麼怪事都有。
我們的洗手池旁邊，原來放著很多酒精消毒液，後來我們不得不把它們拿走——你肯定想不到，有些酒鬼老是偷偷來喝消毒液，滿足他們對酒精的慾望。
還有一次，我看見有個男人躺在推床上，一個監獄警察站在他旁邊，還有幾個警察也在附近。
“我們從這個患者身上取下了一些異物”，一位護士告訴我，“我們還給異物套了兩層袋子。”
我問她“套了兩層袋子”是什麼意思，她說是因為那些“異物”太髒了。“他把那些東西都放進了屁眼裡，有手機，還有充電器”。
· 03 ·
第一次目睹嬰兒降生，我嚇哭了
後來，我又被分到了產科。那時候的我還是一個“菜鳥護士”，已經學習過理論知識，但是課本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知道。
斯嘉麗是一個臨產的年輕媽媽。她的肚子就像一個半透明的氣球，我不敢用手碰，害怕它隨時會爆炸開。
以前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都喜歡用“貝殼”來象徵女性外陰。我看了一眼，斯嘉麗的那東西可一點也不像貝殼。
有人預先提醒我，臍帶是藍色的，嬰兒出來時腦袋的形狀，會像一個冰淇淋筒。還有，生孩子會有血。
但是，等到有經驗的護士真正幫著斯嘉麗使勁往外“擠”胎兒的時候，我看到那血淋淋的場面，直接嚇哭了。
雀斑、汗水、尖叫、血汙、糞便、黏糊糊的白色物質……斯嘉麗一直在尖叫，我一直在哭。我那實習護士服的領子，都被淚水浸溼了。
等我終於不哭了，剛才負責接生的那位護士，在一個骯髒的雜物間，教我怎麼檢查胎盤。
“要是從外面能看到透明的氣泡，那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或者先天性心臟病的徵兆”，她一邊說，一邊用手翻動著那個胎盤，就像在菜市場挑菜一樣。
胎盤被放在一個塑料托盤上，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我盯著胎盤半天，結果就憋出了這麼一句話：“它看上去有點像豬肉餡餅的餡兒”。
在產科，我經常聽她們講各種離奇的故事。
“那個女人，分娩了十個小時。我想幫她快一點，但她拒絕一切輔助手段，她說她想把自己的兒子生出來。”這是其中一位護士講的故事。
她接著說：“胎兒的肩膀卡住了，普通的操作根本不管用。醫生不得不在產婦體內折斷嬰兒的鎖骨。然後那個嬰兒像只足球一樣射出來，飛到了房間的另一邊。”
她繼續講：“那個嬰兒早就沒希望了，出生幾天前就不動了，他得了‘腦膨出’——就是嬰兒的大腦長到了頭的外面。就算是那樣，他媽媽還是抱著他，他爸爸不敢看，走開了。”
正是因為成天經歷這些事情，我們有時會開party，而且玩得很嗨。
玩累了，我們就看著窗外倫敦的夕陽，還有天空中那一片紅光斑駁，像血的顏色，肉的顏色。
· 04 ·
孩子不會記住救她命的醫生
20歲的時候，我成功地取得了兒科護士的執業資格，變成了一名正式的護士。
大概跟你想的相反，兒科病房不是迪士尼，而是一個風險很高的地方。
記得我第一次給活人做肌肉注射，患者是一個小男孩，旁邊“帶”我的護士名叫安娜。
我因為過於緊張，竟然把針頭折斷了。一半針頭在我手裡，另一半插在男孩的大腿肌肉裡。
那一刻，真不知道是我更害怕，還是那個男孩更害怕。
安娜馬上穿上圍裙，戴好手套，輕鬆地用手指把紮在腿裡的針頭取了出來，就像一位媽媽從孩子身上取下一根頭髮或者一段線頭那麼輕鬆。
男孩笑了，安娜也笑了，我卻大哭起來。
我說：“這是我第一次注射，我要成為一個廢物護士了。”
安娜笑著說：“胡說！我帶的護士都很優秀。”
作為兒科護士，必須會的另外一項技能是：和孩子說悄悄話。這樣孩子也能把悄悄話說給你聽。
我護理過的孩子裡，病情最輕的是一個五歲女孩，她叫蒂婭。雖然病情最輕，但是我在蒂婭身上花的時間最多。
照顧蒂婭的另一位護士跟我說：“她（蒂婭）每天早上都嘔吐，噴出來的那種吐法。”
原來，蒂婭患有“浸潤性星形細胞瘤”，那是一種長在大腦裡危險區域的腦瘤，樣子是不規則的形狀。
蒂婭常說的一句話是：“我的腦袋裡有一隻蜘蛛。”
蒂婭最喜歡的毛絨玩具是一隻紫色的小兔子。她經常一邊把兔子的耳朵叼在嘴裡，一邊對我說：“肯定是蜘蛛，小兔子也這麼覺得。”
然後她直勾勾地看著我，小聲地說：“他們想把它拿出來。”
每次聽到這話，我就努力想笑一下，而那位護士則用手捂著嘴巴，不讓自己發出可怕的聲音。
蒂婭有一個專門的遊戲治療師，名叫馬琳。
馬琳不是護士，工資也很低，她的工作就是陪孩子玩，減輕他們的焦慮和痛苦。這份工作，經常被外科醫生看不起。
但是，只有馬琳能明白一個五歲孩子正在遭受的痛苦，而且能通過玩遊戲幫孩子從痛苦中抽身出來。
我相信，孩子們不會記得挽救自己生命的那位主刀醫生，但一定會記得給他們吹泡泡的馬琳。
· 05 ·
住在泡泡裡的男孩
除了蒂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四歲男孩，他叫羅恩。
羅恩患有嚴重的“聯合免疫缺陷症”，這是一種會致命的罕見遺傳症狀。
簡單地說，羅恩沒有免疫力，一個病毒、一個細菌，都能傷害他。
他不能出去玩，不能接觸到鮮花，不能開窗透氣……幾乎不能做任何事情。
在以前，這樣的孩子只能在一個密封的泡泡裡生活，我們形容他們是“住在泡泡裡的男孩”。
現在技術進步了，但是羅恩的全部世界，也只不過是醫院裡一個密閉的無菌房間，那是他的天堂，也是他的監獄。
他的生活異常孤獨。當他朝你揮手的時候，動作很慢，手臂笨拙地擺動。相對於年齡，他的身材非常瘦小。
羅恩的父母，就跟很多殘疾孩子的家長一樣，已經長期分居。他們現在輪流來探望孩子。
羅恩生活裡最重要的事，就是他的爸爸在全身消毒之後，大步流星地走進來，給他來一個“抱一抱，舉高高”。被爸爸舉起來的時候，羅恩能短暫地振作起來。
羅恩的媽媽總是在病房外待很久，跟我們瞭解兒子最近的進展情況。
她就像一頭母獅，時刻保護著自己的幼崽。她甚至覺得醫院的人進入兒子的房間，都是不安全的。
羅恩需要頻繁地接受血液檢查，但是他從來沒哭過。
醫生來了，他就把胳膊伸出來。這就是我當時能看到的一切。羅恩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移植。
差不多就那個時候，因為升職，我要離開兒科病房了。大家都在為我祝賀。
他們祝賀的方式是：把我舉起來，扔進了一個裝滿了蘑菇湯的浴缸裡，我的頭上和嘴裡全是蘑菇。我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弄來那麼多的蘑菇湯。
再後來，我聽別的護士說，羅恩的骨髓移植手術很成功，他走出了那個“監獄”，回家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想象羅恩在公園裡騎自行車的樣子。
· 06 ·
外科護理：既是戰略家，又是翻譯
在所有的護理工作中，我最害怕的是外科護理。
外科護理的工作量忽多忽少，節奏忽快忽慢。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們要對病人進行重症護理，因為他們隨時都有可能出現內出血，那樣就需要立即返回手術室。
然後，又是一段風平浪靜的恢復期，但是你要對付的是潛在的併發症和不可預知的意外。狀況隨時可能有變化，我們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惕。
我的體驗是，外科護理根本不是護理，而是“風控管理”，是“戰略管理”——你要精於評估，擅長對任何變化進行長線觀察。
比如，患者內出血的時候，起初很少有外部表現。但是你要提早發現他肚發亮之類的表現，還要用自信的、合適的方式，讓外科醫生意識到問題所在，這樣你才能挽救生命。
我們接觸過一位68歲的韋伯先生，他來做部分結腸切除手術。術後一切順利，他的肚子沒有發亮，引流管沒有滿，臉色也沒有異常。
但是，一位細心的護士發現，韋伯先生的呼吸節奏時快時慢；在跟他說話的時候，他左右兩側臉的反應有點不對稱；他的腿似乎也在無意識地抽動。
這位護士趕緊叫來了復甦小組。一位醫生把一條鼻咽管插進韋伯先生的鼻子，以保持呼吸暢通。
插管的時候韋伯先生沒有任何反應，也沒試圖把管子扯出來。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跡象。
一系列掃描結果表明，韋伯先生當時是中風了，再晚一些發現，就會有生命危險或者長期殘疾。
外科的工作還有個特點：患者的身體情況，幾乎全都要靠手術醫生的水平。
我們護士能做的，就是儘量減少醫生可能出現的失誤。
在手術室裡，我們要和醫生培養一種絕對的默契。
經常的情況是，主刀醫生眼都不抬，就嘟囔了一句什麼。這時候，手術助理護士就要拿起一件合適的工具——手術刀、縫線、鑷子或者動脈止血鉗——遞給他們，而且一定要把手柄那一頭遞到他們手裡。
有時候沒等醫生說話，我們就把工具遞過去了。
手術的時候經常是放音樂的，如果醫生說“把音樂調小點！”那很可能就是出什麼事了。具體出什麼事了，我們要隨機應變。
還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當我還在學習的時候，一位手術助理護士告誡我：“手術室裡的一切都不能帶出去，而且要再三清點。”
為什麼呢？以免外科醫生失誤，不小心把棉籤留在患者身體的某個洞裡，或者把紗布留在了肚子裡。
等到手術完畢，醫生可以用科學術語，跟焦急等在外面的家屬解釋一切；但護士光知道科學的語言是不夠的，我們要把那一套東西“翻譯”成人話，說給家屬聽。
講到這裡，我想起在外科護理時候，發生的一件小事。
有一天，我需要看一些患者病歷，我猛然注意到病歷上有乾涸的血跡。我嚇壞了。擦乾淨之後，我去找主管護士。“這裡有人流血了”，我說，“要是讓患者看到可怎麼辦！”
主管護士看了一眼，然後“噗嗤”樂了：“那不是血，是剛才首席顧問醫師吃的千層冰淇淋，他滴到病歷上了。”
當時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沒想到，就是那個一邊吃冰淇淋一邊看病歷的傢伙，最後成了我家孩子的父親。
· 07 ·
我爸爸在世的最後一天，我不再是個護士
我的故事是從我爸爸說起的，它也要在爸爸那裡結束。
我一直在回想那一天，爸爸在人世的最後一天，因為肺癌馬上就要奪走他。
我們給爸爸請了個護士，護士名叫謝麗爾 。
在我爸爸的痛苦到來之前，謝麗爾會有預感，她能察覺他身體語言和說話聲調的變化。
謝麗爾接下來做的事情，我簡直不能再熟悉了：徹底清洗雙手，帶上手套，用酒精擦拭塑料托盤；然後輕輕撥開一個小小的玻璃針劑瓶，插入針頭，把糖漿一樣的液體吸進注射器。
謝麗爾然而把注射器拿起，直到泡沫從底部消失，然後再把多餘的空氣擠出來。最後，她給我爸爸注射。
注射完後，謝麗爾就靜靜地坐在他旁邊，等15分鐘後止疼藥生效，再拉開床簾。
當謝麗爾幫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時候，她會溫柔地請我出去。在走廊裡，我能聽到他們倆的竊竊私語和笑聲。
那天，謝麗爾沒有跟我討論任何護理工作。我不再是一個護士同行，我只是她的病人的女兒。
那天，我爸爸變得很瘦小，皮膚鬆鬆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個人都是蠟黃色，凹陷的眼眶周圍一片灰濛濛。
他聽不見聲音了，他吃東西嘗不到味道了，但是他很樂觀，還在講笑話。
“該讓你媽媽上來了”，謝麗爾說。
我明白她在暗示什麼。爸爸的呼吸越來越慢，越來越徒勞，然後他就走了。
我坐在爸爸身邊，看著爸爸和謝麗爾，想起25年以前，那個胖女人口口聲聲地對我爸爸說“我愛你”的那天。
就是那天，我看到了什麼是“護理工作”。
我當了20年護士，現在我在努力思考著我做了一輩子的護理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
醫護行業的創始人弗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痛苦，甚至痛覺，都可以通過善良減輕。”
我想，護理工作不光是完成任務，它是關於愛、關於善良的事業。
在醫生的專業技術和病人真正身心痊癒之間，總是有一個空缺。我們護士就站在那個地方，填補那個空缺。
這大概就是我們存在的意義。
故事講完了，不知道你看完之後是什麼感受呢？
我從這個故事裡，看到了一個詞，那就是“接地氣”。
自從疫情出現以來，媒體上經常管護士們叫“白衣天使”。但是今天的故事告訴我們，儘管她們身著白衣，但她們很多時候，都不是“天使”。
她們是“勤雜工”，需要收拾衛生；她們是“小丑”，需要逗孩子開心；她們還是“翻譯官”，需要把科學的話語翻譯成大家聽懂的語言……
她們從來都是那麼的“接地氣”，因為她們要面對的，永遠是瑣瑣碎碎的“一地雞毛”，是不那麼優雅的各種雜亂。
但是，她們能把“雞毛”理順，能做到“亂中取勝”。這不是她們的特長，這是她們的工作。
不久的將來，疫情會完全結束，一切都會恢復正常。
到那時，護士們會摘下“白衣天使”和“英雄”的光環，又回到她們習以為常的瑣碎生活當中。
因此，今夜我不想談論“英雄”和“職業美德”，我只想許下幾個最平凡又瑣碎的願望。
我的願望是：
她們的工作條件可以變得更好，能讓她們更有效地應對瑣碎和雜亂；
她們的待遇可以更好，讓她們過上更舒適的生活；
她們的心情可以更好，每一天上班的時候都有所期待，每一天下班的時候都有所收穫······
也請你將這些願望說給更多的人聽，並祝願它早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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