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雖然與中東相距遙遠，但是由於日本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於來自中東地區的石油，中東的穩定、中東產油國對日本的態度都關係到日本經濟的發展。本來只是把中東產油國與自己之間的關係視為簡單的買賣關係，日本並沒有獨立的中東政策，只是簡單的追隨美國。然而，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改變了這一切。因為日本被阿拉伯國家列入制裁名單，經濟發展一度遭受重創。
這次危機對日本上下震動很大，大家開始反思，作為一個已經在經濟上躍居西方世界第二的大國，石油在日本的能源結構中已經從5%上升到72%，其中又有超過八成依賴中東，日本已經不再能躲在美國後面在商言商地跟中東國家打交道了。
時任副首相三木武夫
石油危機發生之後，日本馬上就從追隨美國的親以色列立場轉向了“親阿拉伯”的立場。當時日本政府派出了後來接任首相，當時還是副首相的三木武夫，派他到中東地區活動，開展被戲稱為乞討石油的外交活動，其實說白了就是向阿拉伯國家賠罪加送錢，目的就是希望阿拉伯國家能保證日本的石油供應。
日本當時的策略是一方面擺脫完全依附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政治上表態支持阿拉伯國家，一方面通過提供經濟援助，用經濟援助來討好阿拉伯國家。別看咱們都說日本是小日本，但是在關鍵時刻的撒錢上日本人非常大方。日本為埃及改造蘇伊士運河工程提供了380億日元的貸款，為敘利亞的煉油廠建設項目貸款67.5億日元，另外還向伊拉克、約旦、阿爾及利亞、蘇丹、摩洛哥等國家撒了1400億日元的貸款。據統計，在石油危機爆發的1973年，日本對中東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貸款從佔對外援助的0.8%躍升到24%。
但是，日本很快發現，它的這種撒錢策略儘管可以取得短期的效果，討好阿拉伯國家，卻很難在中東地區獲得跟自己實力匹配的影響力。特別是進入八十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很多日本人都深信日本終將在經濟上超越美國。經濟實力的急劇增長讓日本人非常急切地希望改變自己“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現狀。
一直以來，日本奉行的都是花錢消災的原則，用援助撒錢來討好自己有求的國家，就像在中東對待阿拉伯國家一樣，政策的調整隻不過是把錢撒給誰的問題。但是，這種撒錢只是讓美國和阿拉伯國家認為它是個“冤大頭”。在海灣戰爭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日本馬上予以譴責並且全面支持聯合國的制裁行動，為聯合國的多國部隊提供了多達130億美元的軍費，是海灣戰爭中出血最多的國家。但是，因為日本對軍事行動持保留態度，在美國的施壓下也堅持不派自衛隊參與軍事行動。出乎日本預料的是，在海灣戰爭之後，出了最多錢的日本在中東的存在感不但沒增強，反而更低了。因為，儘管日本花錢最多，卻被美國和海灣國家質疑日本這個盟友的忠誠度，被國際社會指責是個只認錢和利益的商人國家。
所以，進入90年代之後，特別是遭遇過海灣戰爭的挫折後，日本逐漸認識到，單純的撒錢外交已經行不通了，日本需要在國際社會上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恰恰在這個時候，美國對於自己的全球戰略感到越來越力不從心，迫切希望自己的小弟日本除了出錢還能出力，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對於日本自衛隊的海外行動持鼓勵支持的態度，對於日本的修憲問題也是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目的就是為了能讓日本調用軍事力量支持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而中東地區顯然又是行動的重點區域。
對於日本來說，參與海外軍事行動是自己擴展海外政治影響力，實現所謂國家“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和日本可以說是一拍即合。1992年日本通過了《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為日本自衛隊走出國門、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掃清了法律上的障礙。1997 年，日美“2+2”會談中提出《日美安全防衛新指針》，擴大了“日本有事”的“周邊事態”範圍，不僅重申了美國保護日本安全的義務，也明確了日本自衛隊具有支援美國在世界範圍內開展軍事行動的義務。到了“9·11”事件之後，《阿富汗支援法案》，針對伊拉克戰爭的《反恐特別措施法》，都是在落實《日美安全防衛新指針》所確立的合作關係，從法律上明確了日本參與美國軍事行動的責任與義務。
橫須賀軍港內的日本海上自衛隊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自衛隊先後參與了海上掃雷的和後勤任務，參與了伊拉克戰後重建，日本政府直接出資支援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等等這一系列行動讓世界更讓中東國家發現日本從一個遇事兒高高掛起不願意得罪人的商人變成了中東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對於這個時候的日本來說，自己的中東政策內容變得更復雜，手段也變得更豐富了。
橫須賀軍港內的日本海上自衛隊
然而，與此同時，日本的中東政策也從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的力求擺脫對美國的高度依賴，重新變得高度依附美國，從之前美國中東政策的“錢包”變成了“錢包”加“警棍”。中東地區對於日本來說，最大的價值就在於給自己的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石油來源，不過現在這種依附於美國之下的經濟政治全面介入政策，對日本的國家利益到底是福還是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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