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馬鵬恆、毛克疾】
3月14日，前高盛首席經濟學家、“金磚國家”（BRICS）一詞的創造者吉姆·奧尼爾在一次討論會上表態：
“謝天謝地，新冠肺炎疫情沒有首先爆發在印度，否則印度這樣的治理水平根本無法應對。”
報道截取自《印度時報》官網
此言一出，立即引爆了印度社會的口誅筆伐，不僅印度民眾憤憤不平，印度官員也站出來大鳴不平——儘管印度率先採取禁運、封國、宵禁等“大尺度”疫情防控手段，也取得了與其人口體量不相稱的極低確診人數，但國際輿論仍對印度“另眼相看”，還非要拉出來和中國做對比。
在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國家治理水平的壓力測試中，印度究竟表現如何？
一、印度疫情發展情況
截至3月22日，根據印度衛生部數據，印度已有360例確診病例，共7人死亡。
中國國內疫情爆發早期，印度是防止輸入型病例響應最早的國家之一。印度於1月30日發現首例確診病例，次日起便在中印邊境設立了檢疫檢查，2月2日起停止向中國遊客發放赴印簽證，並開始安排撤僑工作。2月6日起，印度又在21個主要國際機場開展入境篩查。可以說，印度早期較為有效的篩查使印度幾乎成功地將疫情延阻在其國門之外。
然而，隨著疫情發展逐步“國際化”，印度早期針對中國的防控措施暴露出了局限性。
3月初以來，來自意大利、伊朗、美國的輸入型病例使印度確診人數驟增。儘管3月11日印度政府宣佈向外國人停發赴印簽證，試圖實施“封國”，但是大量返印公民還是使印度確診人數在一週之內從118人驟增到了360人。
另外，已有專家指出，印度有確診病例無法追溯明確的接觸史，說明印度可能已經出現嚴重的社區傳播。但目前印度政府對此表示否認。
作為人口密集、衛生保障機制不全的脆弱大國，疫情大規模擴散可能造成的後果對印度來說不堪設想。為此，印度各級政府已經採取了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中央政府層面，除了出臺嚴格的旅行禁令外，莫迪還發表公眾演說，要求在3月22日全部公民待在家中以防疫情傳播。3月22日晚間，政府還發布了為期一週的“居家限令”，要求取消公共交通服務，關閉所有不必要的商業場所，僅允許人們出門補充生活必需品。
各邦政府層面，印度36個行政區中至少有14個關閉了基本生活以外的其他公共設施。此外，包括電視、手機、傳統紙媒等多種媒介也都被動員起來用於防疫宣傳，有時候甚至會出現中斷手機通話，播放防疫信息的“緊急插播”。
總體來看，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所評價的那般，印度的防疫表現尚佳。
新德里，居民外出戴著口罩（圖/印度時報）
二、印度防疫存在的隱患
不過疫情遠未結束，長遠來看，印度的防疫存在著來自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首先便是超高的人口密度。
儘管印度地處熱帶和亞熱帶，總體環境有利於阻礙病毒繁殖，但是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人口密度達到了每平方公里490人，是中國的三倍有餘。此外，有近三分之一的印度人並沒有自己的房間。因此，總體看來，印度社會隔離的難度不容小覷。
其次，國民衛生系統能力堪憂。
2019年，印度政府衛生支出僅佔其GDP的3.7%。儘管印度推行免費的公共醫療，但醫療水平極低，每萬人的醫生數量僅為8人，相比之下意大利為41人，伊朗為23人。而每10萬印度人中平均只有2.3張重症監護病床，這一方面意大利為12.5，伊朗也接近5。
印度的衛生基礎設施也同樣缺乏。部分民眾抱怨無處購買瓶裝洗手液，比這更可怕的事實是有1.6億的民眾無力獲得自來水。例如，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間隔離病房被塞進了50多人，裡面缺乏乾淨的衛生用品，甚至沒人戴口罩。據美聯社報道，印度甚至發生病患因為抱怨衛生不達標而逃離隔離病房的情況。
再次，病毒檢測能力嚴重不足。
醫療系統的另一大隱患體現在病毒檢測能力上。印度確診患者人數確實不多，但與此同時印度同時也是全球檢測率最低的國家——截至3月21日，全印度僅不到2萬人進行了測試。儘管目前印度政府已全面擴大實驗室檢測能力，但即使全國滿負荷運轉，每日也僅能測量5000個樣本，這在印度巨大的人口體量面前微不足道。
如果檢測能力無法及時提升，將導致感染者無法及時確診，極大增大了社區傳播的風險。對此，有評論人士指出，如果印度檢測能力翻十倍，那麼確診人數也將翻十倍。
最後就是虛假信息滿天飛。
近年來，智能手機在印度快速普及，也為謠言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土壤。儘管莫迪屢次強調不要相信網絡謠言，但甚至連執政黨印人黨的高官都難免成為謠言的始作俑者，炮製了諸多印度教色彩濃厚的偽科學說法。
例如，印人黨議員哈里普利亞（Suman Haripriya）3月16日聲稱“母牛牛糞有很多好處，可以殺死病毒，牛尿也可能有用”。印人黨的母體機構國民志願服務團（RSS），甚至還在首都德里舉行了多次飲牛尿活動，以推廣其克服病毒的能力。
除此之外，“全城直升機撒藥”、“病毒是對食肉者的懲罰”、“病毒是中國洩露的生化武器”等諸多魔幻言論也在印度社交平臺上大行其道，對疫情防控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三、疫情對印度各領域帶來的衝擊
儘管就確診人數來看，目前疫情尚未在印度大規模傳播，但是其帶來的影響卻遍及印度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總體上，在社群矛盾、經濟低迷、政治極化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對印度帶來雪上加霜的影響，成為一系列新矛盾的總導火索。
政治方面，黨派各謀私利，難以通力合作。
儘管印度各地方政府較為迅速地開展了防疫工作，但在社會矛盾尖銳化的背景下，各黨難以做到以疫情為第一考量。比如在安得拉邦，該邦選舉委員會負責人要求推遲民意測驗投票，然而邦首席部長卻認為委員會此舉是因種姓出身而偏袒反對黨的行為，並拒絕推遲投票。
類似事件也發生在西孟加拉邦。儘管該邦已關停了學校、影院等公眾場所，但是3月16日，該邦的兩大主要政黨——執政黨草根國大黨與反對黨印人黨——仍為選舉舉行了規模巨大的造勢活動。印人黨孟加拉分部的最高領導人，與數百名追隨者在加爾各答及其郊區舉行了盛大的遊行活動，一路與民眾交談，並發表了公眾演說。草根國大黨也針鋒相對，在全邦舉行了造勢活動。這些活動都有上百人參加，且與會者都未戴口罩。
經濟方面，經濟低迷火上添油，主要產業面臨供應鏈危機。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調低了對印度2020-21財年的GDP增速的預期，由之前的6.2%降至5.1%。諸多原本在“印度製造”政策下蓬勃發展的製造業部門，也因疫情帶來的供應鏈危機而陷入僵局。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製藥供應國，被稱為“世界藥廠”，但其藥品生產卻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活性藥物成分等原料藥。2019年，印度原料藥進口量佔總需求的70%，某些核心成分進口比重甚至高達95%。
由於中國原料藥生產能力及物流尚未完全恢復，印度國內2月份原料藥價格平均漲幅達10%，其中一些重要的維生素、青黴素的原料價格甚至上漲近50%，且疊加了巨大的斷供風險。為保證國內供應，印度甚至不得不冒著國內藥廠被國際買家“拉黑”的風險限制原料藥出口，而印度的停供風險反過來也引發了國際市場對藥品短缺的極度恐慌。
“印度製造”中最耀眼的電子製造行業也因中國供應鏈的暫時中斷而遭到重大挫折。此前，印度通過以“階段製造業促進項目（PMP）”為代表的結構性產業政策，以龐大的國內市場吸引國際投資，通過關稅政策吸引各環節赴印轉產。但是，疫情卻暴露出“印度製造”實為“印度組裝”的尷尬。
目前，印度製造商75%的電視組件、85%的智能手機組件仍依賴於從中國進口。疫情之下，印度國內市場組件平均價格已上漲2%至3%，原本本季度正是印度電子產品的促銷季，但現在各家商城均暫停了打折優惠，諸多新品也延遲上架。
社會方面，印穆衝突也難因疫情達成和解。
2020年初至今，有關《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的抗議示威一直沸沸揚揚。儘管莫迪政府倡議所有人待在家中，但他們仍堅持遊行，並將口號改為“打贏疫情和CAA兩場戰爭”。對此，德里當地平民黨政府以CAA有關議題是中央政府的事務為由，拒絕對示威者採取行動，示威者們也表示將在採取充分防護措施後繼續進行。然而，3月16日便已有德里示威組織者家屬被確診，這可能成為疫情傳播的重大隱患。
而在印度社交媒體上，疫情主要由穆斯林由伊朗帶入印度的觀點也甚囂塵上，雙方衝突愈演愈烈，可能進一步激化。
因目前尚未研發出明確有效的疫苗，所以對戰新冠疫情時，各國仍不可大意或鬆懈，其中印度尤甚。而疫情的成功防控，除了明眼可見的集體遵循醫衛指導，也需舉國上下萬眾一心。而以現今情況看來，印度戰“疫”恐怕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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