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藝工作者吹響了時代的號角，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是時代思想的沉澱者。疫情大考面前，中華傳統文化有哪些思想精華給予當下以啟迪，怎樣科學防疫、理性應對，如何解讀疫情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都成為學界與學者關注與研究的話題。本期學術頭版通過採訪或約稿的形式，邀請一些委員與中外學者談談疫情期間的個人感受與學術哲思。
接到記者的採訪電話時，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高等儒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王學典剛開完一個視頻會議。疫情發生以來，雖然“宅”在家中，但他要做的事情一點也不少：認真審閱擔任主編的《文史哲》和《孔子研究》兩部學術期刊的稿件以及研究生畢業論文；安排研究院疫情防控事宜，關注返鄉探親的老師學生，尤其是湖北籍學生的生活狀況；設置網課課程，做好網上教學；通過政協社情民意渠道撰寫對於抗疫的建議……當然，對於學者來說，最少不了的就是看書和寫作。所有的事情都與抗疫密切相關，面對如此大的疫情，王學典感到學者肩上也有沉甸甸的責任，因為“疫情給學術界提出了很多任務，需要人文學者通過學術研究關注現實，促進社會進步。”
人類與疾病是什麼關係？疫情肆虐之下，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疾病“與生俱來”，人類一出現，就開始跟疾病作鬥爭。但瘟疫有其特殊性，它是超越個體性質的群體疾病，以人群的聚集為傳染方式，人群密度越大傳染危險也就越高。在王學典看來，瘟疫原本就是一種“社會病”和“文明病”，它在歷史上就是隨著人類進入農耕社會開始大規模聚居而發生的，並隨著人群的移動而傳播。從工業化到信息化，文明程度不斷提高，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而疫病的危害也是農耕社會所無法比擬的。“今天人類已經不可能‘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雖然我們的科技越來越先進，但人類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自負和傲慢。人與自然萬物在生態系統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順應自然，才能達到與自然的協調統一。經過這次疫情，我們應該更好地審視自己，發現問題，包括反思科技發展、加強治理能力等等。”
春節期間，武漢以及整個湖北嚴重的疫情令人揪心，四面八方的援助、關懷匯成一股股力量流向湖北。“看到武漢人民在疫情中的遭受痛苦，我們心裡也很痛苦，受到很大的衝擊。”王學典感到，人與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一個人、一個地方的痛苦也是所有人的痛苦。如今，新冠肺炎在全球擴散，“看到別的國家遭受疫情，我們心裡也同樣感到煎熬。”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世界各國休慼與共、命運相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不分彼此的命運共同體”。
自疫情發生以來，中國一直注重同國際社會的聯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疫情防控國際合作，同世界衛生組織緊密合作，加強全球疫情變化分析預測，完善應對輸入性風險的防控策略和政策舉措，加強同有關國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交流合作，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對此，王學典認為，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疫情面前成為現實，這個理念對未來人類社會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密切相關，有著源遠流長的思想文化基礎。“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一家”“民胞物與”……王學典表示，天下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傳統文化把天下看作一家，是非常偉大的，也是最深刻的人道主義，具有強大的思想影響和現實意義。從“從四海之內皆兄弟”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內在的文化基因一脈相承。
“儒家講‘仁愛’，墨家在此基礎上強調‘兼愛’，不分遠近、不分彼此，是真正的‘不獨親其親’，關愛人類集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的思想淵源。”王學典進一步解讀，一直以來，學界對儒家思想研究較為集中和深入，相比之下，對墨家思想不夠重視，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缺陷。當前，全球抗疫需要積極弘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文學者有責任加強墨家思想研究，進一步發掘和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文化基礎。從而也使傳統文化研究朝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不斷完整、完善，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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