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教育部和科技部聯合近日發文,要破除論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該文顯然引起了廣大科研人員的廣泛關注。破除論文“SCI至上”,然後應該立什麼呢?

有人認為中文論文要吃香了,其實這種認識就偏差太大了。我敢肯定,兩部委絕對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在尋找更全面、更合理的評價指標,順應時代的變化和發展,迴歸理性,尋找真正優秀的科學家。

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最近,一位好友推薦給看我一篇論文,是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的約翰·薩姆普特(John P. Sumpter)發表在他們專業期刊有害廢物雜誌(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上的綜述文章。雖然這個話題太General,發表在這樣的專業雜誌是否合適是值得商榷,但我們現在先不糾結這個問題。文章的題目是“What makes a good scientist? Karl Fent as an example”,大家可以看出,與我們目前想回答兩部委的問題是高度吻合呀。所以,我今天這篇文章,就結合了該文的一些觀點和素材來進行討論。

如果問你,傑出科學家有哪些?你一定馬上能說出許多著名科學家的名字,比如愛因斯坦、達爾文、居里夫人和伽利略等等。如果再問,為什麼這些人被公認為是偉大的科學家,也許大家的回答是“他們的發現,改變了世界”。

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科學家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如何評價一位科學家,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家?其實這些問題一直是社會所關注的。早在1957年,瑪格麗特·米德和羅達·梅特羅就發起了“draw a scientist”(繪製科學家測試)活動,這個活動主要是在中小學生和大學生群體中展開的,當時他們繪製的圖像,大多是一個穿著白色外套、頭髮捲曲的老人。這種刻板印象一直保留到20世紀80年代初,大家才慢慢認可年輕人也可以成為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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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我剛剛讀書的那會兒,對科學家的印象主要來源於“動腦筋爺爺”(這個是不是很容易暴露年齡呀?!),特別崇拜他。後來開始寫作文了,老師要求我們寫《我的理想》,我當時糾結於自己的理想是做一名人民教師,還是科學家呢?索性我就寫了兩篇,一篇是教師,一篇是科學家,現在我終於將這兩個理想都實現了。這裡需要說明一下,中文語境中,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似乎是不同的,前者必須是科技工作者中的佼佼者,要成名成家,那是高不可攀的,也許目前只有院士才夠這個級別,但是這兩個詞在英文中都是Scientist。本文中,我其實無法區分這兩個概念,因為文章的主題就是探討如何評判一個科學家是否優秀。如果都是前者,那就都是優秀的,這個主題也就沒有討論的必要了。所以,我在本文中所說的“科學家”,都指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如何評價一個科學家是否優秀呢?對於許多人來說,評判一個好科學家的標準,可以歸結為一些膚淺的特徵。比如,顯赫的學校或專業背景、個人外表、風度和行為。這同樣是因為社會內化了一種特定的審美觀和形象。

對於大多數科學家來說,能體會到“他們改變了世界”是多年之後的事兒,甚至他們自己可能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那麼,對於還在科學研究中拼搏的人員,特別是要挖掘高素質年輕科學家,以便採用更好的方式來鼓勵他們儘早成為偉大的科學家,有什麼標準方法嗎?20多年前,就有研究發現,每年平均發表論文數與科研人員評級晉升之間有非常強的相關性。所以,一直以來年輕科學家發表論文的數量,是衡量其好壞的最佳指標,而且數量勝過所有其他因素。

2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討論如何評判科學家的問題,說明那些指標並不好用,實在是沒有找到一個普遍接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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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簡單回顧一下用論文量化方式作為科學家評價指標的歷史。早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說某個人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或者說做了非常棒的研究,這其實只能是觀點,而不是有證據支持的事實,容易受到偏見的影響。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學信息研究所(ISI)開始彙編大多數科學出版物,併產生了引用分析等量化工作,也就是SCI,還有後來的ESI。現在我們只需幾分鐘,就可以在Web of Science,Scopus或者Google Scholar等數據庫中,找出任何一位科學家在其職業生涯中發表了什麼,每一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這些數據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分析,以獲得對科學家研究能力的客觀看法,甚至成為一種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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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家慢慢都習慣採用這種方式來嘗試評估某個人的研究成果,作為衡量科學家“素質”的一種手段。當前這個時代,試圖量化幾乎所有的事物並進行排序,這是一個進步,但也是因為缺乏信任所造成的。大家心裡也都很明白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研究論文只涵蓋科學家活動的一個方面,只用這一個指標肯定是不正確的。但正確的在哪兒?

一個科學家的研究導致了社會的重大有益變化,他將被認為是一個好的科學家,而不是一個看似深奧、但似乎對任何人都沒有共通興趣或相關性的人。研究的影響力,通常被認為是研究在學術界之外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影響。然而,儘管研究可以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但要對其進行評估和量化卻是一個重要挑戰,尤其是一些影響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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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變,技術在變,評價指標當然也應該發生變化。雖然仍然面臨許多難題,但有些問題隨著技術的發展,的確在改善。下面我們就可以討論一下,要反映科學家研究成果和學術貢獻,除了發表科學論文,還有哪些方式呢?

在電視、廣播、報紙和科普雜誌上發表文章這種傳統的方式,也許也是需要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方面了,因為往往像這樣的活動,可能比專業期刊上的研究論文有更大的受眾。曾經我們無法認定這些工作,是因為無法統計和量化這些分佈在各處的信息資源。毫無疑問,在這方面,Google Scholar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比Web of Science可能更有實用性,也更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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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傳統媒體,新時代的社交媒體,也提供了向大量潛在受眾傳播研究結果的方式。科學家們也越來越多地開始使用這些平臺,使其他更廣泛的人瞭解其研究,並參與討論。這些社交媒體傳播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許多博客、推文網站都具有統計功能,能給出定量數據,但這些數字是否能反映科學家的素質,則是另一個問題。可能會出現一種相反的關聯:一項離譜的科學主張,也可能會引發社交媒體的“風暴”——但是這並非不能克服的問題。作為一個聲勢浩大的新媒體,我們不能忽視其存在。如果能充分利用,對於評價科學家的社會貢獻是非常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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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撰寫書籍,而且這些書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成為一種向其他科學家及公眾提供信息和激發他們興趣的機制。這雖然也屬傳統的方式,但閱讀媒介發生了變化。簡單的書籍銷售量數字,並不能滿足對作者學術影響力的評價。而在數字化書籍慢慢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年代,通過屏幕閱讀和點擊所產生的信息已被收集,能更準確和精細地評價書籍影響力的細節。

科學家還有其他方面的貢獻。教學就是許多科學家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大學裡的科學家可能有大量的教學活動。儘管他們一年只上兩三門課,但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還是會影響成千上萬的學生。即使這些學生只有很小部分熱衷於從事科學研究,但也是具有相當數量了,一位好老師對他所教本科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現在從事何種行業,回顧一下自己學生時代印象最深的老師和他們的名字,能記得的這些老師,都是他們曾經激勵了自己,並在立志成為目前職業中的中堅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一些科學家,他工作中的教學部分比他們所發表的研究對學生和社會的影響更大,這也是好的科學家。可惜目前還沒有一個(簡單或者複雜的)指標能夠確定和量化教學的重要性。這方面的需求,看來也應該搬上議事日程。

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除了課堂教學,資深科學家對青年科學家的監督和指導,也是一種教學形式,而且幾乎總是一對一的,這種貢獻也是難於量化的。優秀的科研人員可能不一定是特別好的督導員,優秀的督導員也未必是特別好的科研人員。然而最好的科學家,不僅是好的科研人員,還是好的督導員。

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曾經,科學研究主要是個人的活動,而如今更多的是團隊研究。領導一個團隊,是一項要求很高、耗時的活動。在一個大型的研究機構中,該機構的負責人可能很少甚至沒有時間來進行自己的研究,他們的全部時間都用來進行各種形式的科研管理了。一個好的管理者會盡力保護自己的科學家不受非科學問題的影響,這樣科學家們才能將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研究上。所以,儘管有些團隊領導沒有具體介入一些研究,但他們無疑以間接的方式對研究作出了貢獻。顯然,量化一個科學家對學科貢獻這方面,目前也只能是主觀上的,因為也沒有科學領導能力評價的標準。

前面我提到的這篇文章,作者為了讓讀者瞭解一名優秀科學家的形象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就用卡爾·芬特(Karl Fent)教授舉例來進行說明。我們也來看看他提供的這個案例,應該對我們也很有啟示。


卡爾·芬特教授

卡爾·芬特是瑞士西北應用科學大學生態毒理學教授,到目前為止已發表論文超過150篇。關鍵是,作者認為他對這些論文都有實質性貢獻(根據作者排序在第一或最後而判定);

下面這一條很關鍵:芬特教授每年論文數量的產出變化很大,有時候幾年內都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但在其他幾年裡有發表了10多篇論文。這意味著科學家,不應該根據他們在某一年發表了多少論文來評判,而應該根據他們在較長時期內的產出來評判。

芬特教授的論文被其他科學家引用得很好,其中有一篇發表在普通專業雜誌上的論文被引用超過1500次,成為該領域一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表明該文產生了重大影響。

芬特教授還熱衷於傳播他的研究成果和知識主題,在全國性的報紙上發表他的研究成果及其影響的詳細文章,都是他自己動筆,而不是採訪過他的記者寫的。

芬特教授撰寫了一本教科書,目前已出版第四版。雖然每版只有2000冊,但作為德文書籍,已經是非常不錯的表現了,是幫助教育瑞士和德國生態毒理學家的重要書籍。

芬特教授給本科生上課。本科生對他的評價是:“卡爾·芬特是我在一個關於生態毒理學的小班上的教授,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課題。他是一位非常熱情的老師,他的主要任務不是讓我們記住他教的每一句話,而是理解概念,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在那裡我們可以質疑我們看到和學到的東西。他的講座總是涉及與環境和社會相關的話題,我非常喜歡,特別喜歡他談自己的研究。”

由於芬特教授在各方面都有比較好的表現,所以該文作者認為他是名優秀的科學家。話說John P. Sumpter和Andrew C. Johnson還聯合寫了一本書,就叫《如何做一名好的科學家》。

除了SCI,成為好科學家還有哪些硬核方式?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在我們這個新的時代,沒有了SCI,不對,是除了SCI,還應該考慮更多其他的指標,這個案例是打破“唯SCI”的一個很好範例呀。希望我們未來的評價體系是這樣的:SCI不是萬能的,但沒有SCI也是萬萬不能的;除了SCI,我們還有更多硬核的指標。

Sumpter, J.P. What makes a good scientist? Karl Fent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376 (2019) 233–238.

來源生態學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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