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石鼓的製作時間和原因，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1）像刻制石鼓這樣大規模的刻石活動，有史以來屬於首創，而刻於石鼓，且有十個石鼓，應該說更是異想天開，此一舉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帶有極大的創新行動，具有鑿空之功，是開創先河的大舉措。此舉必然要與重大歷史事實相聯繫，應該是君臣面對重大的歷史事實，激情所致而創制此石鼓的。
既然把石鼓的製作鎖定在秦國，那麼，在秦國的歷史上，有什麼特大的喜事值得如此大慶特慶而創制石鼓作為慶典的物品呢？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在秦國的歷史上，除了秦始皇統一中國這一重大事件之外，大概還有兩件最重大的事件：一是東周初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而封侯；二是戰國中後期的秦惠文君即位後不久而稱王。
西周末年，“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 西戎、犬戎殺幽王后而屠城，其慘狀連最初動議殺幽王的申侯也看不下去但又無力阻止。此時的周王朝危在旦夕，“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在這危急關頭，只有秦襄公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將兵救周”，毅然決然的出兵護駕“以兵送周平王”，“ 戰甚力，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秦不但被封為諸侯國，周平王還把宗周大量的土地封送給秦襄公：“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秦襄公凱旋而歸，得意洋洋，“乃作西畤”展開大規模的祭祖活動。因此，郭沫若先生認為此時秦國乃作石鼓，以銘刻記事，流傳萬代。
戰國中後期，秦惠文君即位後不久，因秦國的強大而自稱為王。隨著秦國的稱王而東方諸國也相繼稱王。眾所周知，商家稱“帝”，周家稱“王”，在周朝天下只有一個“王”， 如果各諸侯國不稱公而自稱為“王”的話，實際就是另立山頭分裂中央的行為，諸侯稱王，就是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王”了。在東周初期，只有地處蠻夷的楚國與周朝相抗衡而稱王，是為楚莊王。後來又有吳王、越王等等。但在黃河流域周天子周圍的諸侯國，幾乎沒有敢稱王的。但到了戰國的中後期，隨著諸侯國的不斷強大，如秦國經過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遂使秦國逐漸強大起來。秦孝公死後其子秦惠文君即位，秦惠文君十二年稱王，是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以前皆稱“公”而不稱王。
這一重大舉動，不但《史記》中對秦惠文王稱王一事大書特書，而且對秦惠文王在此時的強大和迫使周天子不得不“屈尊”事，在《史記》中也表述無遺：“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秦惠文王初年不稱王而成君，此處記載十分明確。“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惠文君年滿20歲行冠冕禮）。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祭祖的肉，最高禮遇）。”“十二年，初臘”，秦惠文王始仿效周王朝的禮節進行祭祀活動，故云“初臘”。“臘”，十二月為臘月，初八為臘日，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禮》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蠟。”禮傳雲“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蠟，漢改曰臘”。秦惠文君發展到十二年，國勢與君主的權威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幾乎與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此時的秦國舉國歡慶，大祭祖先，刻制石鼓，應是理所當然的事。
（2）從字形、結體、章法佈局來看，時間應在春秋戰國交接之際（即公元前480年前後）。理由：一是西周金文，顯然沒有石鼓文這麼整飭和規範；二是沒有東方六國文字的種種裝飾風格。
（3）石鼓是祭祀用的器物，當時安放在西畤，西畤是秦國祭天地的處所，在咸陽西南。石鼓文是祭辭，也是詩文，為十首一什的大型組詩（四言組詩），與《詩經》中大雅、小雅的形式、風格、章法相吻合。故從時間的界定上應在春秋戰國交接之際。
以上只能是個初步的推測，至於石鼓準確的製作時間問題，只能是隨著科技的發展讓後人去界定了。
石鼓上的文字，由於常年在大西北的荒原野坡風吹日曬，還有人為地損傷，所以其中一鼓已經磨損的沒有文字了，還有一鼓人為地變成了米臼。人們推測十個石鼓最初大約有700餘字，後來逐漸減少到不足半數的文字。
石鼓的被發現，想來在唐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唐人對石鼓的盛讚始於詩人的歌詩，杜甫等人的詩歌中都有提及。專門作詩記石鼓的則是韋應物和韓愈兩人。石鼓上的文字，自唐以來就有拓本，唐拓本的目擊者肯定很多，但留下詩文的就只有韋應物和韓愈兩人了。可以斷言，韋應物與韓愈是唐拓本的目擊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根據《張照心筆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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