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洪濤（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 副教授）
一、伊朗的肺炎感染者中為何高官居多？
2月27日，伊朗副總統馬蘇梅·埃布特卡（MasoumehEbtekar）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這是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世界範圍內級別最高的受感染的官員。在令人震驚的同時，也使伊朗“已經失控”的防疫問題，迅速成為全球的問題與關注焦點。
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的消息稱，埃卜特卡爾是負責女性和家庭事務的副總統，如今是伊朗總統魯哈尼內閣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第一個成員。據報道，埃卜特卡爾昨天曾出席了伊朗的內閣會議，並坐在距離魯哈尼較近的位置。據說她的症狀較輕，尚未入院。伊朗高層擔憂內閣會議上所有成員均有可能被感染。伊朗衛生部稱所有內閣成員都要接受檢測。也就是說，包括總統魯哈尼也都必須接受檢測。
病毒是兇猛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公平的，不會因為財富和地位而繞道走。
在同一天，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祖努爾（Mojtaba Zolnour）在一段視頻中表示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議會議員馬哈茂德·薩德吉也在推特中表示，自己已被病毒感染了。
2月24日，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其出現在電視上，堅稱伊朗疫情穩定。但是，雖然嘴上這麼說，額頭冒出的汗水和咳嗽卻出賣了他。就在第二天，哈利其被確診感染。而他是伊抗疫負責人。
截止2月27日，伊朗衛生部證實，累計確診270例，又有7人死於COVID-19，使死亡總數達到26人，是中國之外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和地區。在伊朗對COVID-19（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測試呈陽性的人中約有10％死亡。
在因新冠肺炎感染而去世的名單中，有81歲的伊朗教士哈迪·霍斯羅沙希(Hadi Khosroshahi) 。之前，霍斯羅沙希曾擔任伊朗駐埃及和梵蒂岡的大使，兩名音樂家，以及伊朗五人制足球女國腳Elham Sheykhi。
世界衛生組織對此表示擔憂，這個相對較高的死亡率數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未發現輕症病例。原本置身於事外的中東地區國家立時處在恐懼的陰影中，
伊朗的鄰國已關閉與該國的邊界，大多數中東國家現在已暫停往返伊朗的航班。 巴林，阿曼，伊拉克，科威特，阿富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甚至加拿大的衛生當局表示，他們的病例源於伊朗。
沙特則關閉了聖城麥加。
但伊朗總統魯哈尼說，儘管新的冠狀病毒爆發在伊朗蔓延，但伊朗沒有計劃隔離任何城鎮。“衛生當局將繼續僅隔離個人”。
二、伊朗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這可能是一個謎
伊朗是首個確認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的中東國家。2月19日，伊朗官方首次正式宣佈該國有新冠肺炎病例，同時表明有兩名從未到過其他地方的老年人，在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因呼吸系統疾病死亡。
根據2月27日的統計數字，伊朗有270人確診，有26人去世。感染的人數不算多，如果要參加中國省、直轄市的確診人數排名，只能排在第18位。但是，從死亡數看，卻可以緊緊排在湖北之後。
事實上，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中，伊朗的死亡數排在第一。如果計算粗病死率，伊朗達到了10.6%，高於武漢（4.4%），湖北（4%），中國（3.45），更是遠遠高於湖北以外的中國地區（0.8%）。
如今並沒有新冠病毒發生明顯突變的證據，伊朗的粗病死率那麼高，只有兩種可能性：確診數遠遠偏離實際感染數、醫療衛生資源不足或者發生了擠兌。
目前尚不清楚伊朗首批病毒來自何處。伊朗衛生部長賽義德·納馬基（Saeed Namaki）表示，首批患者此前曾在中國經商。
在MedRxiv網站上，有一份來自加拿大傳染病研究者的報告，聲稱伊朗的新冠肺炎的實際人數可能超過18,000例[1]。這個數字的估測，是基於伊朗的國際旅行人數以及從伊朗輸出到其他國家的病例數。
在2月份，伊朗輸出了三例確診病例，分別是進入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黎巴嫩和加拿大的旅客，每個國家各有一例。從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可以查到伊朗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旅客量，以及旅客在伊朗的平均停留時間，考慮到從伊朗到黎巴嫩和加拿大的旅客雖然不多，但是都查出輸出病例，相反，到敘利亞，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等國家的旅客雖然流量很大，但是並沒有輸出病例報道，
這說明可能有未檢出的感染病例。綜合考慮，研究者得出目前伊朗可能有18,000例感染數的推算。
一名伊朗衛生工作者於2月25日對Qom的Masoumeh清真寺進行了消毒，以防止COVID-19傳播。
當然，也有可能確實所有的病例都被檢查出來了，在這種最好的情況下，推算出來的病例也有1820例，遠遠高於目前正式報道的確診人數。
如果使用1820作為基數，目前伊朗新冠肺炎的病死率為1.4%，在沒有醫療資源擠兌的情況下，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但是，如果正式報道的確診數偏低，死亡數也同樣會偏低。此前，伊朗庫姆當地一名議員表示，該市已有50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
伊朗的醫療系統主要是在1979伊斯蘭革命前建立完成的，很多醫生都有海外留學經歷，醫學水平較高。但是，由於伊朗受到長期的制裁，醫療設備老舊化比較嚴重，不見得醫院有足夠的ICU加護病房以及呼吸機等重要設備。
所以，伊朗的新冠肺炎真實病死率，應該在1.4%和10%之間，真實的感染數，也應該高於245人，至少會有上千人，希望不要上萬人。一位在時代週刊上要求匿名匿名發表意見的醫生說，官方的統計數字大大低估了真實的病例數。他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們沒有辦法與能力對所有人進行篩查。” 他相信冠狀病毒比報道的要嚴重，而且越來越嚴重。
但受感染的人數到底有多少，可能伊朗政府心裡也沒數，因為伊朗並沒有足夠的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想讓民眾因為疫情而恐慌，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一旦恐慌發生，可能就是更大災難的開始。
不只是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其試圖向民眾表示一切可控，作為免疫學家的副總統埃卜特卡爾，也在推特上向民眾喊話，希望民眾保持冷靜，不要因為媒體上不真實的報道而恐慌。
圖：伊朗副總統的推特截圖
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嚴查關於疫情的言論。據伊朗通訊社ISNA報道，伊朗網絡警察宣佈逮捕24人，指控他們在網上散佈新冠病毒在伊朗國內傳播的謠言。此外，還有118名互聯網用戶，被短暫拘留並受到警告。
三、什麼原因造成了伊朗的危機？
伊朗議會每四年要舉行一次選舉。今年的2月21日，正好是四年一次的選舉投票日，伊朗全國有208個選區，民眾需要到投票點對競選290個席位的7000多名參選候選人進行投票。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政治活動，候選人都要造勢，就會有聚會；民眾要到選舉點投票，也同樣會出現聚集性的人群。
人群的密度越大，病毒傳播的機會就越多。
同時，為了避免民眾因為擔心病毒感染而缺席競選活動，伊朗政府會盡力過濾一些感染的信息。
除了四年一次的議會選舉，伊朗是一個宗教國家。
伊朗的多數確診病例，都與庫姆相關，患者或者居住在庫姆，或者近期訪問過這個地方。因病去世的哈迪·霍斯羅沙希，就居住在庫姆。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祖努爾，也是庫姆議會的議員。伊朗第一例確診病例，就來自庫姆。據報道，庫姆醫學院的領導人 Dr. Mohammad Reza Ghadir，也被感染了。
從疫情上看，伊朗的庫姆，就是中國的武漢。
庫姆是伊朗的宗教之都，是“聖城”。有著很氣派的清真寺，還有為世界各地培養神職人員的庫姆神學院。每年因為宗教的原因從世界各地到庫姆旅遊的人，有2千2百萬人。
按照伊斯蘭教的教義，伊朗信徒每天要進行5次禮拜，每週五是主麻日，教徒要進行集體禮拜。所以在過去的每一個星期五，都是病毒瘋狂感染的機會。
為了避免聚集性感染的發生，伊朗衛生部官員之前已經呼籲，希望庫姆市的所有宗教集會活動暫停。但是，宗教人士並不認為有這個必要。是否能夠暫停，需要有總統特批。
鑑於副總統都已經被感染，根據最新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蘭宣佈取消這週五的集體禮拜。
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取消了體育比賽、音樂會，有的學校已經停課。
四、國際社會應該怎麼面對伊朗的疫情危機？
當感染性的疾病在一個國家爆發的時候，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置身於事外。
與伊朗相鄰的阿富汗、格魯吉亞、巴林、伊拉克、科威特、黎巴嫩和阿曼，都報告了首例冠狀病毒病例，這些病例在近期內都有伊朗旅行史。
除了上面提到的航空輸出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黎巴嫩和加拿大的三個病例，2月26日，寧夏也報道了一例境外輸入型病例。該患者從伊朗乘機到莫斯科，轉機到上海浦東機場。在上海停留兩日之後，患者搭乘火車到甘肅蘭州，再從蘭州搭乘火車至寧夏中衛市。在火車上，患者除了在用餐時候，都有佩戴口罩。在確診之後，有關部門也在緊急追查密切接觸者。
因為新冠肺炎在伊朗爆發，相鄰的中東國家，已經關閉了與伊朗交接的國境線。
但是，憑據自己的國力，伊朗可能很難渡過這場危機。因為遭受長期的經濟制裁，伊朗本來就缺醫少藥，面對爆發的疫情，如今連口罩、消毒液都缺乏。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鳳凰衛視記者李睿表示，因為伊朗缺少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有中國企業願意購買後贈送伊朗，但是由於對出口制裁有所顧慮，導致捐獻最終沒能成功。
李睿報道說中國大使館已經給伊朗提供了25萬個口罩以及5千個核酸試劑盒。
病毒是人類的病毒，不是哪一國的病毒。如果不能儘快在全球消滅疫情，疫情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為大規模流行的疾病。
面對伊朗爆發的疫情，一切“瞞報疫情”的指責都是蒼白的，伊朗人民更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幫助。希望國際社會暫時擱置前嫌，能夠對伊朗的疫情施予更多的援手。
只有通過國際間的互助，才能共渡難關。
參考文獻：
1.Tuite, A.R., et al., Estimation of COVID-2019 burden and potentialf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infection from Iran. medRxiv, 2020: p.2020.02.24.2002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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