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這次東瀛訪書，前後大致持續了50年，日本所藏漢籍，尤其是東西京一帶的漢籍被我國學者翻撿得差不多了。這此大規模的的訪書活動，對國內古籍版式本目錄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豐富了漢學文化，也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這些遠涉重洋，不辭勞苦的先輩學者，將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中國古籍東流日本，源遠流長。早至公元6世紀，大量漢籍就流入日本列島。藤原佐世(?—897)撰寫的日本最早的漢籍書目《本朝見在書目錄》，其著錄隋唐時代的漢藉數量，相當於兩唐志著錄書籍的一半。由於扶桑氣候宜人，少黴蝕之害，貴族、寺院嚴護有法。而漢籍故土卻兵燹不斷，書厄接踵，典籍損毀嚴重，以至許多珍本在國內已無處尋覓。
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慨嘆：“徐福行時書末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嚴令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近代，一位中國學者“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收羅佚之志”，於是東渡日本索求佚書，並獲豐碩成果。這就是湖北大學者楊守敬。
楊守敬滿腹學問，尤其精於版本目錄學，但科考中卻屢戰屢勝。光緒六年，他第六次會試不中。這年春天，便應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東渡扶桑，任公使隨員。第二年，版本學家、也是藏書家的黎庶昌接任公使，楊守敬繼履原職。公使隨員，本是一個不起眼的吏職，楊守敬卻藉此良機，拼命訪書搜書，做成了這樣一件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大好事。
此時日本正值明治維新之際，西風東漸，“舉國士大夫棄古書如敞屣”，這無疑是楊守敬尋訪古書的天賜良機。他一有空就遊覽書肆，覓得不少珍本。訪書間結識了不少日本學者，如島田重禮等，後來又結識了一位叫森立之的醫生，也是一位藏書家。森立之送給他一本自己所著的《經籍訪古志》，此書收編日本60多家藏書處的漢籍善本654種，是當時最完善的日藏漢籍書目。楊守敬遂按目斥金購書。在日本逗留4年，得書萬卷。他對所獲圖書，就書名、題跋、序目、行款、刊刻等作詳細筆記。
這些筆記後整理分四部付印，即著名的《日本訪書志》。該書共16卷，收書(不含佛經)226種，其中宋本37種，屬海內孤本的有宋三山黃唐刻《尚書註疏》、南宋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刻《李推官披沙集》、北宋天聖本《齊民要術》殘稿、宋刻《史略》等。每書皆“略為考其原委”，就是解題。所以它是一部有解題的善本書目。
楊守敬還以森立之摹寫古抄本書影為基礎，廣求摹寫，積書影達20多冊，以《留真譜》名刊行於世，此書共收書735種，成為版本鑑別的重要工具書。他還協助黎庶昌將中土未有之善本刻印成《古逸叢書》，共26種，200卷。
1888年，楊守敬攜所購書船載而歸，在湖北黃州築鄰蘇園(意謂與蘇東坡為鄰，蘇曾貶居黃州)以儲。後又在武昌建觀海樓儲藏。這批藏書轉運上海、北京，上世紀二十年代歸故宮博物院，現大部分在臺灣。
耐人尋味的是，在楊氏訪書20年後，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江南陸心源皕宋樓全部15萬卷藏書悉被日本人購去，而操持此事的，恰恰是當年幫助楊守敬訪書的島田重禮之孫島田翰。島田翰後來寫過一篇《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文章最後有這樣一段話:“遵義黎蓴齋(即黎庶昌)節我邦，與宜都楊星吾(即楊守敬)購求古本，一時為之都市一空。數窮必復，陸氏之書，雖缺其四庫附存本、道藏及明季野乘，不無遺憾，而知今之所獲，倍蓰於昔日所失也。”大有報一箭之仇的快感。此事發生後，國內輿論大譁，學者王儀通詩吟:“三島於今有酉山，海濤東去待西還；悉聞白髮談天寶，望贖文姬返漢關。”反映了國人心聲。東瀛訪書的勢頭更旺了。
董康，著名藏書家，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進士。董康喜藏書，和當年許多士大夫一樣，公職之餘是常逛廠肆的。董康曾七次到日本，居停間訪書不輟，積累大量資料，這些資料集中反映在一本叫《書帕庸譚》的書中。董康在日期間還致力於小說話本的收集，《書舶庸譚》記有16種舊本小說，其中《封神演義》《岳飛演義》等小說的一些珍版在國內已無存。
與董康接踵而至日本訪書的是張元濟。張元濟在經辦商務印書館的50年間，曾3次出訪日本，他的訪書活動主要在第3次，時間在1928年10月。這次去日本，他是以中華學藝社(留日學生組織的學術團體)名譽社員名義，出席日本學者協會第四屆大會。這次去日本，正值《四部叢刊》初編重刊，所以，他利用這次訪日機會，廣求孤本善籍，以彌補《四部叢刊》之不足。
日本方面對張元濟訪書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比如，日方安排了到圖書寮訪書。圖書寮設在宮內，是皇家圖書館，不允許外人進入。張元濟被特許入內。宮內省大臣專奏昭和天皇，請他3天內不要來圖書寮觀書，以便張元濟自由出入。
這次日本訪書，用了12天時間參觀了靜嘉堂文庫。靜嘉堂是除日本“御物”之外，集藏漢籍最富的一文庫，更讓中國學者心儀的是，陸心源皕宋樓珍藏東渡後就庋藏於此。1905年前，張元濟曾兩次到湖州陸心源故宅，欲觀藏書，均被陸心源後人婉言推辭，現在只得遠涉重洋來了卻心願。從《張元濟年譜》可見，這次訪日3個月時間，他大部分時間花在遍訪公私圖書館，白天選閱，晚上做筆記，並商借大量書影。回國後，以《輯印古書》出版，《四部叢刊》等叢書也得以更臻完善。
曾任魯迅頂頭上司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是位大藏書家，因得宋、元兩部珍版《資治通鑑》，名其藏書樓為“雙鑑樓”，晚年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又名之“藏園”。他生平藏書達到20餘萬卷，受楊守敬、董康、張元濟影響，“知滄瀛咫尺，古籍多存，目想神遊，卅年於茲矣”。
1929年秋，傅增湘掛職故宮圖書館長後，至日本作了一次訪書暢遊。他先到京都，後訪東京、日光、箱根、葉山等地，與日本漢學家長澤、田中、獰野等相伴，先後觀閱了宮內省圖書竂、內閣文庫、東洋文庫、巖崎氏靜嘉堂、內藤氏恭仁山莊、前田氏尊經閣及西京東福寺著古剎藏書。傅增湘雖在日本不足一個月，但他是手持張元濟訪日書札按圖索驥，所以事半功倍，成績頗豐。回來後，即著手整理筆記，定稿為《藏園東遊別錄》，共四卷。主要記錄古寫本、宋元善本，每條書目後詳記版本、著者、版式，並加以考證。這些文稿在《國聞週報》上連續刊出，但沒能集書出版。一直到1983年，才收入《藏園群書經眼錄》。
順便說一句題外話，這部中華書局出版的書洋洋百萬字，十九卷，五大冊，定價才6.8元，前些天筆者見到琉璃廠還擺了幾部，價並不高。現在還有誰會出這樣的賠本書呢。不過，若干年後，眼下花裡胡哨的書都將煙消雲散，而這部目錄書將會長久地有益於後人。
這個時期，最令中國學者驚喜的是在日本尋訪到珍貴的中國古本小說。日本東京各圖書館庋藏不少精良的中國古本小說。一些孤本、足本，如元治刻本《全相評話五種》、明萬曆刊本《隋唐兩朝志傳》等，國內已無從尋找。又如藏日本內閣文庫的明尚友堂原刊登39卷《二刻拍案驚奇》，國內僅有殘存20餘回的明末刊本。文求堂藏明王慎修刊物24回本《三遂平妖傳》，國內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但書品不如文求堂藏本。
1931年，孫楷弟受北京圖書館委託，至東京調查日本公私圖書館收藏中國小說的情況。回來後，他把在日本蒐集的約百種小說的資料，整理出版了《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全書6卷，分為“宋元”“明清”兩部。共收錄110部小說，每條書目都有題解，考證極詳。這部書目後來收入《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還有一位學者叫王古魯，趁在日本講學的機會，拍攝了大量舊本小說。共計有7千多張照片。1947年，商務印書館據照片排印了國內已佚的初刻馮夢龍《古今小說》，曾轟動一時。這些照片不但為研究中國古本小說提供了大量資料，也提供了重要信息，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紀80年代初出版40卷足本《拍案驚奇》，就是循著王古魯發現的線索，在日本找到此書的珍本，經校勘而成的。所以此書的說明中特別提到:“王氏發現和介紹《拍案驚奇》方面的勞績，仍是值得我們感激的。”
清末民初這次東瀛訪書，前後大致持續了50年，日本所藏漢籍，尤其是東西京一帶的漢籍被我國學者翻撿得差不多了。這此大規模的的訪書活動，對國內古籍版式本目錄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豐富了漢學文化，也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這些遠涉重洋，不辭勞苦的先輩學者，將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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