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取得了什麼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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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不是看這個國家財政收入多少,而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富裕程文景之治"時期所採取的措施有利於大多數人富起來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文帝、景帝實行維護社會安定與民休息的治國戰略,社會經濟文化出現初步繁榮,國家進入一個昇平的時代。

西漢初期,經濟蕭條、人煙稀少,一片荒涼。經過劉邦呂后的初步治理,社會經濟開始恢復。公元前180年漢文帝劉恆做了皇帝以後,把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農天下之大本也”,道農之路,在於務農。文帝親自下田耕作,給各級官員作出榜樣,人民受到很大鼓舞。漢文帝下詔馳山澤之禁,屬於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允許農民開荒耕種。內地的土地耕種面積不斷擴大,沿海地區的鹽業資源得到了開發。文景二帝還採納了晁錯提出的貴五穀而賤金銀玉的主張,鼓勵富人高價購買農民的糧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做刳損有餘而補不足。減輕農民負擔,實行輕徭薄賦,降低田租稅率,由漢初十五稅一降到三十稅一,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田稅最低的時期。到國家有了一定的積累時,長達12年免除田稅。打擊豪強和不法商人對農民的盤剝。為農民建立了平穩的生產環境。農民有了足夠的生產時間,農產品日益增多。

提倡節儉,嚴禁浪費,這是文景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文帝在位20多年,宮室園林,車馬侍從,均無增加。他想做—個露臺,預算下來,要百金,便放棄了。他不斷減少自己的開支,從不接納地方送來的禮品。下令各級官吏“務省徭費以便民”。作為一個皇帝,他經常穿較粗糙的衣服,夫人宮女也不準穿拖地長衣。帷帳不準用貴重的絲織品,以免帶起奢侈豪華的風氣。文帝提倡節葬,下遺詔在他百年之後,治喪期不準影晌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不準用貴重的東西陪葬。由於文帝節儉,國家的開支縮減,官僚貴族多不敢濫剮民財、鋪張浪費,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社會上出現了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的局面。

社會財富佔有的懸殊,是社會不安的最大隱患。文景二帝為改善尊農夫,農夫己貧賤的社會狀況,除了採取“損有餘補不足的措施外,對於奢侈的貴族以及私自鑄錢的諸侯,嚴懲不貸。下令列侯就國,防止諸侯干預朝廷,削減諸侯割據勢力。梁王劉武是最大的諸侯,而且是皇帝的親弟弟,竇太后的親兒子,想長期住在京城,景帝均不允許,叫他回到自己的封國去。法律是治國的大事。自秦國實行嚴刑峻法的政策以來,人,甚至幾百人。還有肉刑,如割鼻、斷足等。殘酷的法律沒有給秦國帶來安定,很快在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中土崩瓦解了。文帝認為,這種法律是殘暴的行為,不利於治理社會,法律公正,人民才會誠實,判罪恰當,人民才會服從。各級官吏不能引導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平的法律去洽罪,只能讓社會更加混亂。在文景時期,連坐、肉刑基本廢除了。提倡嚴格依法辦事,犯人不服,要允許申訴,重新評議,保證了法律的公正性。

恭謹從儉是文帝劉恆開明政治思想的閃現,中國古代就有“進善旌"誹謗木"的說法,就是把不同意見寫在旗上或木頭上。這反映古人要求言論自由的願望。秦國就制定了誹謗妖言"罪,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只能遵守不能議論,議論就是犯罪,輕則發配,重則砍頭。商鞅變法時就不準人民議論,不少人因議論掉了腦袋或發配到邊疆做苦役。這種防民之口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漢文帝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是歷史的教訓,漢文帝認為要尋求治國的好辦法,必須大膽使用進諫人,廣泛聽取不同意見漢文帝要求各級官員直言納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漢文帝認為,個皇帝的德行十分重要,自己的德行好壞,直接影響百官,百官的德行好壞直接影響民眾。百官出現了錯誤,皇帝脫不了干係。文帝這種寬大的胸懷,開明的政洽思想給漢王朝帶來新鮮空氣,可以說是我國民主政治的初探。漢景帝十分重視思想文化教育,學術上允許百家爭鳴,他深愛賢士,常把學術有成的人召進宮裡講學,但還提倡多辦學校。文景時期不論官學還是私學都有很大發展。

文景二帝對周邊和民族地區採取和平共處的弭兵政策,對北方的匈奴和親、通商對南方蠻夷實施安撫,使他們歸順朝廷。邊疆多年沒有戰事,為中原地區發展經濟嬴得了時間和空間,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家也擴大了積累。文景之治給國家帶來富強,給社會帶來安定,使人民安居樂業。文景之治雖然過去4000多年了,但重溫這段歷史,我們從中會得到很多啟發。


歷史365


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

漢高祖及其後的漢文帝、漢景帝等,吸取秦滅的教訓,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文景時期,提倡節儉,重視“以德化民”,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顯示出漢朝統治者順應歷史發展,採取與時代相應的統治政策,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從而因而促進了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當時“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漢書景帝紀》:“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是中華文明邁入帝國時代後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飛速發展的一個偉大時代,同時也是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的養精蓄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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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農民的負擔減輕了,漢朝自立國開始,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是很輕的。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穩定。再次是經濟發展,國庫充足。文景時期“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國家財力之雄厚,中國封建社會少見。

文景之治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積極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產生活的干擾降到最低,減輕賦稅徭役的負擔,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減免農業稅,穩定物價,國家財政收入多,人民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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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主要成就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

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通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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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政策出於劉邦,三代皇帝的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三個,一是國庫要充盈,國家要有錢。而是糧食產量要提高,要讓老百姓有飯吃三是,人口數量要恢復,此前的多年征戰導致人口減半,社會發展動力嚴重不足。就文景之治而而言,有效的解決了這三個問題,到了漢景帝時期,國庫裡錢多的多年不動用,穿錢的繩子都爛掉。糧倉裡糧食堆積如山。人口也開始得到了極大的恢復。還有一個重要的成效,就是漢文帝和漢景帝一貫推崇的節儉之風隊對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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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

1.政治:漢帝國建立之初,利用民眾對秦王朝殘厲法制的不滿,順從民意,進行了政治改革。為與民休養生息,採取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原道》篇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像《淮南子·覽冥》中所說“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所說“上無苛令,官無煩治”。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另一種種角度看,卻透露出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這種政策強調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政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

2.經濟:經濟

與民休息

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 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 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 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 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大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糧倉有餘財。

漢文帝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餘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漢初休養生息政策的繼續和發展,使中國出現了第一個治世。文景時期實施較為開明的政治,以達到鞏固專政的目的,為漢武帝的大一統奠定了政治和物質條件。

減輕雜稅

漢高祖登基後,約法省禁,減輕田賦稅率,“什五而稅一”。漢惠帝時,下令“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可知漢高祖在位的12年間,後期因國家財政上的需要,稅率有所提高,但惠帝於漢高祖十二年即位後,馬上恢復了原來的稅率,使十五稅一保持下來,即使呂后當政時也未見改變。漢文帝時,進一步降低田租的稅率,按“三十稅一”徵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田賦稅率最低的時期,而且以後始終不變。[16]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下詔:“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17]將以往十五稅一的田租,又減輕了一半。

鼓勵生產

農業

文景二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還通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漢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文帝時,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春正月,下詔說:“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狹,無所農桑系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廣大地者聽之。”准許百姓從貧瘠地區遷往土地肥沃地區,以利發展農業。他還多次下詔申明以農為立國之本,強調重本抑末。他在詔文中說:“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同時要求郡縣官吏認真執行,對失職者加以嚴懲。“吏發民若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12]漢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23歲。

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吸引農民重視農業生產,漢文帝君臣認為惟一途徑就是提高糧食價格,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他們採取的策略是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捐獻給國家。對於能捐獻糧食並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樣,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接下來又進一步充實各郡縣的儲備。只要郡縣儲備足夠一年所需,該郡縣就可以免收農民田租。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農民的收入保障了,負擔減輕了,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18]

工商業

在工商業方面,漢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交往。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全國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財力減免田租。漢景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民族通關市,發展邊境貿易。在“異物內流,利不外洩”的原則下,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漢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繫。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厲行節約

漢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增加。他曾經想做一個露臺,預算報上來,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麼能花百金建露臺。”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18]

漢景帝

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的國家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蒐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12]

抑制豪強

漢廷禁止豪強私自鑄錢,採取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

西漢前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農民是雨露陽光,但卻助長了豪強商賈的實力。因為豪強地主佔有的土地多,輕徭薄賦政策使他們獲利最多;“弛山澤之禁”,富商從中獲利最大。所以,在“與民休息”的同時,豪強鉅商一天天膨脹起來,社會上形成了擁有政治優勢的漢初軍功集團、桀驁不馴的巨族土霸和財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勢力。這些豪富佔有大量財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過著侈靡生活,消耗著大量的勞動成果,影響著農業生產;一方面瘋狂兼併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流亡。當時國家的稅收是三十稅一,即收穫量的3.33%,地主向佃農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穫量的50%,其差額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會財富佔有的懸殊,是社會不安的最大隱患,這極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的動盪和階級矛盾的尖銳。[18]

為了保護自耕農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的安定,文景二帝開始採取了一些抑制豪強的措施。漢文帝的重要策臣賈誼提出:移風易俗,反對豪強淫侈之風;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加強儲備以防災荒等一系列建議。這些主張嚴重損害了權貴階層的利益,賈誼也成了他們的攻擊對象,指責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最後,賈誼終於被陷害,流放到潮溼沼荒之地,死時年僅33歲。

漢景帝時的晁錯是比賈誼更務實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錯指出今天雖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理財思路,以捐獻糧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誘使富人去購買農民的糧食來實現重農國策。他勸景帝勇敢地接受權貴集團的挑戰,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權貴們更多的攻擊。景帝在打擊豪強方面,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特別是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寧成等所謂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史書上說“流血十餘里”,“餘皆股慄”,“豪強肋息,威震旁郡”。晁錯的父親從老家趕來勸阻兒子說:“你這樣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錯父親受不了壓力而服毒自殺,晁錯也在後來的七國之亂中被殺害。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後被文帝和景帝接納並實行,作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後世稱頌。

3.文化:文化

漢景帝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漢景帝末年任命文翁為蜀郡太守,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

對於思想,漢景帝也不再嚴厲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初期,朝廷流行的黃老學派,即以黃帝和老子命名的學派,主張無為而治,輕徭薄賦。景帝在提倡黃老的同時也讓包括儒家學說的其他各派存在、發展,這為後來董仲舒學說的發展以及被漢武帝的重視採用提供了前提條件



親本佳顏


相比於開國皇帝劉邦,和名聲響徹的漢武帝,漢文帝劉恆和漢景帝劉啟並不為現代人所偏愛。雖然我們聽過“文景之治”,但是對“文景之治”的內容也並不熟悉。然而“文景之治”對於古人而言,是難得的治國模板,美名也是一直流傳。

那麼“文景之治”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其實主要是漢文帝的功勞,漢景帝雖然比不上父親,但好在爹制定的政策都很好的遵守下去,為漢朝後來的強大奠定了基礎。

“文景之治”讓農業得到發展。漢文帝即位以後,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政策。他特別重視農業生產,認為耕農是國家的根本。為此,他創建“籍田”制度,親自耕作,將收穫的糧食供給宗廟祭祀時用,因此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親自下田耕作的皇帝。他對稅收進行重大改革,降低稅收,免去田租,減輕徭役,讓更多的人能參加農業生產。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得到了極大發展,出現了“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的景象。到了漢景帝,他繼續生養休息,免除天下民眾的田租,下令老百姓出田租的一半,百姓的生活也是蒸蒸日上了。

“文景之治”讓工商業得到發展。為了彌補財政稅收在農業上的減少,漢文帝大力提倡發展工商業,下詔令開放山林川澤,允許私人開採礦山、開發漁業和鹽業,鼓勵農民開展副業生產,商人販運不受關卡津樑的檢查限制。由此就可以想像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場景。

“文景之治”讓刑罰得以減輕。為了讓百姓能夠盡情直言進諫,漢文帝廢除了誹謗罪,官吏不能因為老百姓有不滿的言辭,就以誹謗罪論處。除此之外,漢文帝還廢除了肉刑、連坐,犯罪的人不連累到妻子,不誅罰無罪的人。到了漢景帝把杖刑也改得更輕。刑罰的減輕讓百姓不再擔驚受怕,也能夠更好的投入生產生活。

“文景之治”讓國家得到穩固。南越王尉佗自立稱武帝,考慮到當時國力不足,漢文帝降低身份,允許“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避免了一場戰爭。匈奴傾入代郡,漢文帝與匈奴約定和親。漢景帝劉啟則削諸侯封地,平定七國之亂,鞏固了中央集權。國家得到穩定,經濟得到發展,百姓生活富足,漢文帝、漢景帝創建了“文景之治”,才有了後來的“漢武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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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是西漢文帝,景帝兩代40年左右的時間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的“盛世”。

  漢文帝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子,母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后死,諸呂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諸呂,迎立劉恆為帝,在位23年。

漢景帝劉啟是文帝太子,母為竇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后都著力於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文景兩帝相繼即位後,又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這便是歷史上所稱的“文景之治”。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

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 文帝時,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23歲。

此外,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 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繫。

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

②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減輕了笞刑。

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認真執行。 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民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係。

呂后時,南越王趙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為趙越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並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於是趙佗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 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 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

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他在位23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中人十家之產,於是作罷。

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的國家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蒐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

但是,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歸到底是地主階級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穩定和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進一步鞏固封建統治,一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實則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文景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併勢力的日益發展。 同時,文帝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對同姓諸侯王的權勢雖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採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合謀叛亂,應當說與此有一定的關係


冰之藍


文景之治是西漢文帝,景帝兩代40年左右的時間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的“盛世”。

  漢文帝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子,母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后死,諸呂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諸呂,迎立劉恆為帝,在位23年。

漢景帝劉啟是文帝太子,母為竇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后都著力於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文景兩帝相繼即位後,又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這便是歷史上所稱的“文景之治”。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

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 文帝時,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時17歲傅籍給公家徭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而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則為23歲。

此外,文帝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 文帝前十二年還廢除了過關用傳的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繫。

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

②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減輕了笞刑。

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認真執行。 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民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係。

呂后時,南越王趙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為趙越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並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於是趙佗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 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 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

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他在位23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中人十家之產,於是作罷。

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的國家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蒐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




緣禦寒


文景之治的主要成就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1、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2、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3、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通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歷史評價:

《史記·平淮書》載:"漢興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書・景帝紀》:"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書·刑法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資治通鑑·卷十五》:"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舊唐書·憲宗紀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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