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西藏，屬不屬於中華文化圈？問答頭條網

吐蕃王朝的西藏，屬不屬於中華文化圈？

2020-03-22 00:07:07 佚名

重返西藏

長久以來，藏文化屬於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個公認的事實。但最近幾十年，隨著西藏問題成了一個工具，一小撮蝸居在印度的人，開始和某些國際勢力苟合，聲嘶力竭宣揚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化，不隸屬於中華文化圈。

在他們嘴裡，從吐蕃王朝開始振興的西藏曆史、文化自成一格，完全與中國無關，並以否定二者間千百年來形成的，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繫，來宣揚所謂“西藏曆史地位未確定”的論調。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吐蕃時期的文化和中華文化圈，到底有沒有聯繫。

咱都是文化人，說話必須有理有據。

我們先給中華文化圈設定五個要素：漢字、儒學、律令、中國科技及中國化的佛教。

以上五個要素是中華文化圈迥異於，印度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的標誌。

如果吐蕃時期的藏文化，與上述五項不相吻合，則印度那一小撮人說的有道理。如果相反，則他們言論便是罔顧黑白，別有用心。

一、文字方面

漢字是當時東亞地區通行的文字，也是東亞諸國外交國書的共享文字，同時還是東亞國家書寫史料、貴族教育的標註文字。

《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時長安國子監盛況空前，各國留學生人數在8000餘人，吐蕃諸酋長所遣子弟亦在其中。

這些留學生回國後，不但帶走了中國的典籍、經卷、繪畫、法律，也帶走了漢字。

他們回國後，在其國內進行文化傳播時，也以漢字教學為基礎，導致中華文化圈內漢字書寫的廣泛流行。

可以說，漢字是學習中國文化最基礎的要素。因此，也有將中國文化圈稱作“漢字文化圈”。

藏文創立的準確時間目前尚無定論，但始自松贊干布時期已是定論，敦煌藏文文獻記載，“吐蕃往昔無文字，此贊普（松贊干布）之時方創始。”

貞觀九年（635年）前後，唐使馮德遐初次造訪拉薩，對吐蕃文化方面的觀感為，“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

因此，藏文創立晚於635年的可能性頗高。但隨著唐蕃交往日深，大量吐蕃留學生入長安求學，他們對漢文化和漢字的掌握極為熟稔。

《新唐書》裡對吐蕃使臣仲蹤的描寫是“少遊太學，頗知書”。唐中宗時金城公主的迎親使悉臘，甚至能在君臣做文字遊戲時，順利聯句說出“玉醴由來獻壽觴”的句子。

甚至有吐蕃的使臣太過仰慕中華文化，實在不想再回國，跟國內傳話說自己死了。（“伏望雲報已死”）

不過，各國留學長安國子監學習中華文化，也不是沒有副作用。有些學生回國後，憑藉對唐朝政治、軍事的熟悉成了領兵的大將，讓唐軍極為頭痛，這也算唐朝一個幸福的煩惱吧！

《冊府元龜》對此明確的記載：“武周朝萬歲通天二年（697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軒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觀中國兵戎禮樂，其後竟為邊害。”

如果單從文字角度上說，吐蕃結合梵文和向雄文創立了自己的文字，確實算不得中華文化圈的範疇。

但需要注意的是，藏文作為一種後發文字，在創立的過程中，存在大量引用、借鑑漢字的例子，很多詞語乾脆就是漢語的藏文藉詞。

另外，語言作為文字的先導，則存在存在更為緊密的關聯。

同時，在敦煌藏經洞內保存的古藏文文獻中，發現有漢藏雙語對音編譯的《千字文》、《漢藏對照辭語》、《漢藏對照辭彙》等書籍。

這些書籍，顯然是為了學習漢語或翻譯漢文經卷的工具書，因此不能因為藏族有自己的文字，便將其排除在中華文化圈之外。

二、儒學方面

中華文化圈的思想體系，發展到了唐朝已是儒學一家獨大，其長幼親疏倫理的指導原則，也成了政權的統治依據。因此，儒學經典成了東亞各國學校的教科書。

如：新羅國學以《禮記》、《周易》、《論語》、《孝經》、《毛詩》為學本。日本大學寮則學習《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皆通方能畢業。

明經熟論不但是博學鴻儒的身份象徵，還是各國朝廷遴選人才的標準。

越南史料《大越史記全書》中記載：“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黎文盛中選，進侍帝學。”

由此可見，即便越南獨立後，仍奉儒學為官學，科舉考試也是中國式的。

吐蕃自松州之戰停戰後，便派出首批留學生入學長安，“遣酋豪子弟，請人國學以習詩、書”。

此時，文成公主尚未出嫁，吐蕃便迫不及待的派人求學，可見對中華文化的仰慕之情。

這倒不是自誇，當時唐朝文化之盛，即便放眼世界，唐朝要自稱第二，估計無人敢稱第一。

這些不遠萬里求學長安的年輕學子們，能學到也只有儒學的經典了。而隨著唐蕃兩國文化交融的緊密，單派少量學子求學，以不能滿足吐蕃對知識的渴望。

公元730年（開元十八年），已經和親入蕃的金城公主，通過吐蕃使節向唐廷要求抄送《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以上四部儒學經典，如果是金城公主私人學讀，肯定不需要通過使臣上表的官方渠道獲取。既然是通過正式的外交渠道傳達，必然是吐蕃王室的需求。

這也就意味著，或許吐蕃也開辦了以儒學為基礎的國學，或吐蕃貴族中對儒學經典有很高的市場需求。

同樣，在敦煌古藏文卷子中，已經發現有藏文譯本《尚書》、《戰國策》、《孔子項託相問書》等書的殘卷。經國內學者王堯、黃顥研究後發現，該藏文譯本的翻譯相當準確、流暢，且能融會貫通，並不十分拘泥於原文字句。

可見，吐蕃在8世紀時，已相當熟悉中國的經典文獻和傳統法制。

三、律令方面

唐朝的律令，泛指唐頒佈的“法律”及“制度”，即所謂的“法制”。其內容包括“律、令、格、式”四個部分：

“律”為刑法；

“令”為行政法及制度上的規定，不附罰則；

“格”為君主制敕彙編所形成的法典，為律之補充法，一方面具行政法規性質，另一方面為統治者的需求及社會轉變，對律、令、式作修正補充；

“式”為天下諸司辦事的細則，亦即為今口行政法規，還包括軍事法、民事法、訴訟法的規範等。

從目前史學界對唐朝律令的研究結果上看，唐朝律令中“格”的部分，遠多於律、令、式，由此也體現了所謂“法自君出”、“君在法上”的思想，標誌著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體制的形成。

因此，律令實際上也可引申為國家的官僚組織與制度設計等內容。

由於，唐朝是當時東亞國力最強盛、典章制度最完備的國家。因此，東亞各國多引用唐朝律令作為基礎範本，使得東亞的法制及國家體制有著共同的特徵。

反觀吐蕃，自松贊干布時期所制定的“欽定六大法”和“純正大世俗法”中，均出現了“若使生身父母受苦，今生來世得報應”、“對母待之以母，對父待之以父”的律條，和吐蕃固有風俗“重壯賤老，母拜於子，子據於父，出人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後”相悖，可以看出明顯受到了儒學經典《孝經》思想的影響。

另外，藏文《贊普傳記》中記載，松贊干布釐定了吐蕃官員的品位等級，“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玉)、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上裝之，安膊前以辮貴賤。”

這種用排定官員品階的方式，明顯襲自唐律。

《唐會要·章服品第》記載:“王及三品以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以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愉石……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

雖然目前，關於吐蕃王朝法律條例的文獻留存較少，但從目前已經發現的文獻記載來看，吐蕃不論在法制上，還是在國家體制上，都與唐律有許多相近之處，有些則明顯師從唐律略作修正而來。

藏紙製作工藝

四、科技方面

吐蕃王朝在借鑑唐朝科技方面，已經不是有沒有的問題了，而是哪些不是從唐輸入的問題。

在《舊唐書》裡，記載著吐蕃乘入朝祭奠李世民的機會，向唐“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

因此，吐蕃的織造、釀酒、穀物加工（碾、磨）以及紙、墨的製造技術，都是由唐輸入。

另外，吐蕃的天文、曆法、陰陽學、算學和醫學的科技樹，也是由唐朝移植過來的。

吐蕃王朝早期沒有明確的紀年規則，作為以農耕文明為核心的吐蕃一直“以麥熟為歲首”。

但隨著文成公主進藏，漢藏文化交融的加深，吐蕃開始引入了漢族天干地支的紀年方式，但最開始只引入了地支，而沒有天干。

所以，敦煌本吐蕃文獻《吐蕃大事紀年》，只以十二生肖（地支）紀年，十二年便有一個輪迴。

這種極簡單紀年方式，給後代學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擾，紀年輪次時間太短，導致很多歷史事件產生了混淆。

但十二生肖（地支）的紀年方式從中原引入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根本無法解釋，為何十二種動物一般無二，排列次序都不曾有異，以及中間還有一個叫龍的，誰也沒見過的東東！

不久後，吐蕃對粗陋的地支紀年進行了升級，用陰陽和五行的組合代替了中原的天干，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陰陽五行地支”紀年方式。這樣就和中原天干地支一樣，六十年一個大循環。

等到了，唐蕃最後一次會盟，長慶會盟時，吐蕃已經模仿唐朝出現了年號。

矗立在大昭寺門前的唐蕃會盟碑上，便鐫刻著：“時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長慶元年，即陰鐵牛年冬十月十日，雙方登壇，唐廷主盟。”

流行在雪域高原上的藏醫，看上去似乎是個獨立的診療系統。但其實，藏醫和蒙醫一樣深受中醫的影響。

藏文文獻曾記載，文成公主進藏時，所帶涉及醫學物品有:“治療四百零八種病的藥物，醫療法一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件、配藥法四部。”

《賢者喜宴》則記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分別攜帶了《漢公主大醫典》和《月王藥珍》進藏，經過藏地醫師翻譯後，這兩部醫術成了藏醫的基礎性文獻。

同時，藏醫理論中，木、火、土、金、水的五行概念和把脈中的“寸”、“關”、“尺”，顯然是引自中醫，且藏醫古醫方中也可看到，“分”、“寸”、“湯”、“藿香”、“芍藥”、“丁香”、“通草”、“當歸”、“莜麥”藥物名稱。

藏醫診脈

吐蕃其他科技上，借鑑唐朝的案例實在太多了，無法一一列舉。可以這樣認為，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族人生活中所有的方面都和唐朝的科技有關。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千百年來藏族同胞才會樂於幻化文成公主，將唐蕃文化科技交流的益處，歸功在公主的身上。

五、佛教方面

藏傳佛教作為佛教三大分支之一，確實和南傳佛教、漢傳佛教有很大區別，但如果說它自成體系並獨立發展而來，就有點無知了。

作為三大佛教分支中最晚出現的一支，藏傳佛教在發展的初期，深受漢傳佛教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之大，甚至差點顛覆了從天竺傳來的系統，而使西藏佛教思想改宗漢傳——禪宗。

之所以會有此事發生，首先源於傳入西藏佛教經典中，漢傳佛教的經卷數量最多，也最完備。

文成公主入藏時攜帶了360部佛經（《賢者喜宴》），並引入了寺院建造法制及寺院法規。金城公主入藏後，又從唐朝引入了1000部藍紙上寫以金字的佛經。

前文在提及漢字影響時曾說過，吐蕃貴族子弟多留學長安，對漢字的掌握能力極佳，這為漢傳經卷譯成藏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因此，當桑耶寺建成後，寺中不但建有專為漢僧參禪殿、漢經譯場及儲藏漢經的經書庫。

吐蕃王朝第一次國家譯經時，首先翻譯的也是漢地佛經，從目前存世的藏經《登伽目錄》所列舉的27類經文中，第六類《大乘經譯自漢土者》、第十八類《大乘疏譯自漢土者》便有漢地佛經共31種。

等到吐蕃佔領敦煌（沙州）後，敦煌的漢僧摩訶衍（大乘和尚）被延請入藏，信受弟子達5000多名。

赤松德讚的皇妃沒廬氏、贊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30餘人，均在聽受禪宗之法後出家。

即便是赤松德贊本人，也對漢傳佛教的禪宗思想有深厚的興趣。他除了延請摩訶衍（大乘和尚）入藏傳法外，還不斷以驛馬飛書的形式向身在沙州的向高僧曇曠（曇曠年老不能去西藏）請教。

吐蕃驛馬飛馳之間，將西藏的桑耶寺和敦煌連在了一起。這些書信上的一問一答，最終凝結成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問》。

藏文史料《布敦佛教史》中記載，“吐蕃民眾均喜摩訶衍所云，並學其道，其門徒廣為發展”。《賢者喜宴》則乾脆寫道，“由於吐蕃僧眾多學摩訶衍的禪宗之道，致使桑耶寺都斷了香火供養。”

由於禪宗思想的巨大號召力，天竺佛教派系與漢傳佛教派系間爆發了佛教內部的“頓漸之錚”。

最終，在吐蕃王室的裁決下，天竺學派受到了保護，漢傳的禪宗退回沙州繼續傳播。

因此，法國學者戴密微在《吐蕃僧諍記》一書中，這樣寫道：“唐朝對吐蕃佛教寺院和教義的形成，作用是如此不可忽視，以致整個藏傳佛教界，都永久地保持漢族最初影響的烙印”。

綜上所述，我們用漫長的篇幅，介紹了中華文化圈的5種基本要素。在漢字、儒學、律令、科技、佛教五大要素中，每一種都有無數案例可以證明漢藏文化的交融，以及藏文化學習借鑑漢文化的過程中成長。

因此，二者間的師承、母子關係不容置疑。當然，藏族在學習漢文化過程中，並不是一味模仿，而是結合吐蕃國情需要適當進行調整，並以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特徵。

但無論如何，藏文化從屬於中華文化圈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正是很多漢族人在接觸了藏文化後，感覺親切的原因。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吐蕃王朝從公元629年到公元846年，從松贊干布到朗達瑪。個人認為吐蕃王朝時期，藏文化不屬於中華文化圈。第一，那時藏民族有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吞米桑布紮在印度尼泊爾學習後創造了藏文字，那時藏地有自己的政權，跟漢地是平等對峙的關係，自成文化體系。第二藏文化的形成受尼泊爾，印度印象比較深，那時吐蕃王朝的疆域包括青海，新疆葉城一帶，雲南一部分，四川一部分，甘肅一部分，版圖疆域是非常大的，松贊干布收服了吐谷渾，直逼唐邊境，唐才開始和親，才有了文成公主進藏，這樣的的一個政權，是不太看重漢文化的。第三，公元640年、公元710年，隨著文成、金成公主進藏，才正式開啟了藏漢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邊境開始貿易，文化開始了互相影響，要說漢文化對藏地的影響那時是絕對影響的，遊牧改定居就是證據，但要說這一時期屬於中華文化圈，我個人認為還達不到。

順便扯一下青藏高原人類的形成，從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的發掘瞭解到，青藏高原也存在原始部落，從發現的工具，器具表明，也形成了原始部落文明，要從人類起源來說，第一藏族人民認為本民族就是從猴和羅剎女結合來的，雖然神性但是很接近達爾文進化論了。第二，就是青藏高原形成後也有原始人類，原始部落，就是科學的進化論了，曲貢、卡若文化就是證據。第三就是遷徙一說，有說是戰爭遷徙，比如党項人從青藏高原遷入內地，隨著西夏的覆滅又遷回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兩側，今天的夏爾巴人。這是西藏人口來源的三種說法。（僅個人拙見）

雪域筆談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搞清楚：藏人是怎麼來的和藏文化是怎麼形成的。這是兩個問題。首先說一下藏人的起源。根據目前對西藏阿里地區的考古挖掘工作，藏人最早的一支是從喜馬拉雅山南麓進入阿里地區後，同化當地的丹尼索瓦人，形成的雅礱人。注意：藏族的一支從南亞次大陸來，但南亞次大陸並不代表印度，因為印度文明也是各個外來民族不斷遷徙而產生的結果。雅礱人創造了象雄文明，而後象雄文明與藏東和前藏的羊同文明合併後，建立了第一個統一政權叫：蕃。所以藏族最早叫：蕃或者蕃人。所以最早的藏人不能叫藏，而只能稱為蕃，或者吐蕃。真正的藏人是元宋時期，吸收了大量外來民族和宗教文化後形成的民族稱謂。至於藏文化：也是在原始的苯文化和薩滿文化的基礎上，融入了南亞和中原地區漢文化基礎上，形成的藏文化。這個文化的形成，大約歷經了一千多年，也是藏傳佛教與傳統文化藝術的大融合時期，才形成的。這個大融合是什麼時候呢？也是在元宋時期。可見，無論是藏民族還是藏文化的形成，都離不開民族間的文化、人種的大融合。而這樣的大融合，既沒有發生在喜馬拉雅山兩側，也沒有出現在雅魯藏布江上下游地區，只發生在青藏高原與黃河流域間，所以說：漢藏同源是有現實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