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總部日內瓦召開全球研究與創新論壇，將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疾病正式命名為COVID-19，中文譯名是“2019冠狀病毒病”。
2月12日世衛組織在官方微博上對此次流行疾病的命名作出了官方註釋：
“根據世衛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共同商定的指導方針，疾病的命名不得涉及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群體的名稱，同時，名稱還需便於發音且與該疾病相關。正式命名疾病將避免不準確、或帶有歧視的稱謂的使用。這也為我們提供了為未來其他冠狀病毒的命名的標準格式。”
儘管如此，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所謂“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的提法不絕於耳，甚囂塵上。
在與中國留學生連線採訪的過程中，也能感到海外學子的鬱悶與憤怒。
一天她放學回宿舍，在查林十字街（Charing Cross）等紅綠燈時，一輛車從身邊駛過，司機搖下車窗，暴怒地衝她大吼大叫。這座友好而溫馨的城市，瞬間變得陌生、隔膜、不可理喻。“我嚇了一跳，不知道怎麼回事，只能說哪裡都有神經病。過了兩天，我的同學在布坎南大街（Buchanan Street）上被人狠狠推了一把，差點摔倒。別的系也有人說中國同學的衣服被人從後面給撕壞了。”Rebecca的眼神裡透著困惑。“又不是我傳染給英國人的！咱們中國遭的災更嚴重……”——《疫情中海外留學生口述歷史：那一刻，我的留學按下暫停鍵》
儘管歧視在西方社會是重罪，但災難發生之時以及災難之後的一段時間，遷怒於華人、留學生的情況確實需要警覺和提防。
一位旅居英國的華人朋友說：在海外20年了，第一次感到路人鄙夷、提防、冷漠的眼神，就連我辦公的寫字樓裡，打掃衛生的工作人員也上來問一句，“你是中國來的嗎？”
歧視也像病毒一樣，在中國學生的留學目的地國家或區域悄悄蔓延，而這股暗黑的力量，不僅僅針對中國人。
黎巴嫩電影人娜丁·拉巴基在她執導的影片《何以為家》中，藉助敘利亞難民潮的慘痛，控訴世界的冷血。
即便是富庶的歐洲，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慷慨，他們把敞開的大門，徐徐掩上了。歐洲人成群結隊地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接收敘利亞難民，人心也慢慢變得冷漠。
2019年11月，在美國國際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發佈的美國國務院資助的年度官方調查報告（Open Doors）中，提到2016/2017學年、2017/2018學年和2018/2019學年，正處於美國移民政策調整時期，而與此同時，新增國際學生在這三個學年都處於下降狀態。
報告中也曝光了新增國際學生數量下降的原因——對美國留學環境的擔憂，包括在美國感到不受歡迎、人身安全風險高、就業困難、簽證辦理難度加大或被拒籤等。
但與防範病毒不同，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社會交往方面的最大風險恰恰是自我封閉。
當我們頻頻與同胞扎堆兒、不願意也不敢與外國同學相處、交往時，中國留學生會成為孤島，與外界隔斷。
不能融入當地的社會圈子，便沒人願意為我們站出來討公道，沒人願意維護我們的安全和利益，沒人願意傾聽我們心中的困惑。
如果我們被別人欺負了，也無法與外國同學交流、傾訴，我們的留學面臨著另類的失敗。
上文提到的中國留學生Rebecca性格爽朗，主動與身邊的同學交往，很多外國同學也特別願意與她溝通、聚會。
她受到路人粗暴的對待後，把自己的遭遇告訴法國、英國朋友，得到了外國同學的同情和聲援。
歧視在任何文明社會、文明群體中都不能被容忍。我們中國留學生需要進入留學目的地主流的交往圈子，在文化多元化的環境中增強開放、融合的意識，採取大方、主動的方式。這樣，很多人都會站在中國留學生一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寬容。
老趙（Andrew）國際教育知名觀察家，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常年擔任英國大學中國區/東亞區總監。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特約留學培訓師，中國教育電視臺、北京城市廣播特聘教育專家。資深教育自媒體人，平臺閱讀量超過1億次，撰寫出版《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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