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拿《冬將軍來的夏天》和《房思琪的樂園》進行捆綁營銷是一個敗筆，相比《房》圍繞性侵事件所做的現實主義對抗，《冬將軍來的夏天》呈現出了意義和話語上的復調。
換言之，喜歡《房》書的讀者可能更關注於“基於真人真事”的社會事件，而《冬將軍來的夏天》一書因魔幻主義敘述對性侵事件的淡化而遭受道德指控。在作者甘耀明的訪談中，他承認不深刻是一種慈悲，這種不深刻同樣會拓展文本意義的豐富性，在文學性和藝術性上體現深層次的美感。
幼教黃莉樺在一次工作聚餐後被園長的兒子廖景紹性侵，而此後事情的走向則變得曖昧不明。母親問她廖景紹難道不是她男朋友麼？警察在問詢中反覆讓她回憶細節並追問她是不是處女。園長指責她說年輕人玩來玩去，滾來滾去，怎麼玩都可以，但怎麼可以無賴別人。律師糾結於她到底有沒有拒絕。如果說房思琪作為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女只能通過搭建一個只有她與老師李國華拉鋸對峙的主觀世界而陷入自責自欺最終走向絕望深淵，黃莉樺則是心智更加成熟也更加幸運的女性，能夠更加真實地面對殘酷的現實，並最終藉助記憶和愛走出陰影，達到治癒和救贖。
關於文中黃莉樺和祖母的死道友們一起出走讀者評價不一，有人認為情節突兀，偏離主要故事脈絡，同時弱化了情節。有人則稱讚是老年版的末路狂花，拓寬了小說的社會意義。小說的第一句是“我被強暴的前三天，死去的祖母回來找我。”無論是“被強暴”還是“死去”都是十分抓取眼球的字眼，從敘述側重看，“我”著重需要描述的是祖母回來這件事，
“被強暴”成為一個逐漸隱去的背景，這與整本書中作者“不深刻的描述”相契合。當“我”被現實傷害後，祖母帶“我”離開，跳出原有生活，“我”開始認識祖母的“死道友們”，進入更深廣的現實。在進入死道友的世界之前，祖母教會我的是如何對當下生活進行取捨。“走吧！現在就是出發的時間了。”“半小時後出發，出發是新的開始。”“好好整理自己想帶走的東西，不是能帶走的東西”“十樣東西，你就拿十樣最想要的物品”“很多都是安慰用的，大部分都沒用上，對吧！”當“我”糾結於人生該怎麼辦，一切都亂了章法時，祖母用一種簡單粗暴但卻非常有效的方式讓我斬斷了平常生活的各種虛偽羈絆，包括物質和人情，並開始面對一個真實而珍貴的世界。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審視祖母和 “死道友”的世界，表現在寫作手法上則是陌生化。社會現實層面的老人孤獨死問題和勢力交錯的互助會成為老年版末路狂花的外在背景。祖母禁止“死道友”跟“我”談及性侵及官司，怕“我”又卡在解不開的死結上，成了越抓越癢的破皮膚。但是，她們用自身的苦日子故事，繞過禁令，送來心意。“我”眼中的護腰阿姨、酒窩阿姨、黃金阿姨等各有各的苦難，然而他們熱熱鬧鬧地活著。酒窩阿姨對死亡的靈敏嗅覺、黃金阿姨的減壓方式、護腰阿姨和“鄧麗君”的相依為命、祖母神奇的縮骨功和領導能力，這一切讓死道友們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生活，也讓死道友們曾經遭受的苦難變成模糊的背景而不再凌厲。
“我”跟隨“死道友”們的逃離在一種奇異地講述中展開，曾經淡忘的記憶開始顯現，曾經離開或者死去的人開始回來，曾經絕對正確的常識開始意義曖昧，甚至傳說中的反派也溫情脈脈。無論是陪著曾祖母去尋找阿菊姨婆、對父親記憶的追尋、祖母與酒窩阿姨的愛情還是獨居老人和博美狗的最後時光、與“馬西馬西”的衝突以及逃脫，這段瘋狂的“在路上”對於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救贖。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男性的作者以一種不深刻的手法缺席了“我”被性侵的身體和心理感受，但不深刻不代表迴避。正如小說中熱熱鬧鬧寫著“我”在逃離後的魔幻經歷，卻又藉著護腰阿姨的口說出來被小心迴避的傷害。“盡力了？”護腰阿姨對我說，“那你有盡力活著麼？活的像鬼一樣，要大家拉你一把。”作為一種彌補，警方和法庭的赤裸詢問以一種外在形式來一層層剝開“我”的傷痛，這種冷漠不人道的審問是對被傷害者的二次傷害，但同樣幸運的是擁有祖母的陪伴和保護，讓“我”擁有力量能夠再次復活。
小說的題目是“冬將軍來的夏天”，文中解釋了“冬將軍”的故事，為了生重病的小孫子堅持站在莫斯科大雪中的祖父是一個深刻的隱喻，隱喻了保護了“我”的祖母，隱喻了那些大半生傷痛但仍然活得熱熱鬧鬧的老人，也隱喻了那些被我翻出記憶的親人的愛。最後，故事沒有結束在好人獲救壞蛋受罰的俗套結尾中，祖母和小車都以自己的方式為我復仇，而“我”的人生變得不一樣了，變得更復雜、也變得更勇敢。
最後，想說很多時候傷害來得毫無防備，我們無法期待永遠被世界溫柔以待，世界永遠善惡分明賞罰分明，但希望抓住人生中那些珍貴的東西，關於親情、友情乃至陌生人的善意，然後勇敢地走過人生的泥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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