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科技的力量，尤其是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數字技術，不僅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還成為復工復產的新動力。
首先，在疫情防控方面，此次疫情提出了三大基本挑戰：一是面對新病毒的威脅，能否對潛在風險儘快形成準確認知，確定診療方案；二是對疫情影響程度不同的地區和人群，能否科學決策、精準施策；三是面對複雜的局面，能否推動全社會以高效的組織協同執行決策。可以說，在這三個方面，數字技術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認知和決策上，數字技術的價值早有共識。千百年來，人類的認知和決策都依賴於有限的經驗，以及基於有限數據的傳統統計工具。數字技術使我們掌握的數據量激增，大大改善了信息不充分的問題，由此可迅速提高認知和決策的效率與質量。這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防控必須與病毒“賽跑”，因此，“認知”病毒、研發疫苗和藥物、制定防控措施的速度便顯得至關重要。數字技術在這場“賽跑”中，為人類搶到了寶貴的時間。例如，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僅用時10天就破譯了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與非典的基因測序相比時間大大縮短，為檢測試劑和疫苗的研發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浙江省疾控中心上線自動化全基因組檢測分析平臺，利用阿里雲達摩院的人工智能技術將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由數小時縮至半小時，大幅縮短確診時間，並能精準檢測出病毒的變異情況。
在精準施策方面，數字技術更顯現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控制源頭、切斷傳播途徑是防止疫情擴散的關鍵，但面對巨大的返鄉、返工人流，要識別出傳染源和傳播途徑並不容易。通過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政府部門可以迅速掌握患者動態、患者流動範圍、確定密切接觸者，這也為阻止病毒擴散提供了快速而精準的行動指引。事實上，防控疫情並非單線程任務，而是一個既要保障社會安全，也要維持社會運轉的“雙命題”考題。這道考題難度極高，因為確保安全需要人員隔離，維持社會運轉需要人員交互，要答好防控疫情的考題，必須不斷動態調整、平衡好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要素，這就需要社會各界密切、高效地組織協同。
數字技術的核心特徵之一，便是通過數據的流動，讓人們能夠超越時空限制，實現“非接觸”協同。有了這個技術，在抗疫的過程中，便能以“非接觸”確保安全，以協同確保社會運轉。從疫情期間我們的數字平臺的數據，便可看出數字技術對於這道“雙命題”不可或缺的作用。自從2月3日復工以來，我們的數字平臺上有超過1000萬家企業組織的2億上班族在線開工；有大約5000萬學生通過我們的數字平臺在線上課；到2月17日，全國有一半以上省份啟用我們的數字復工平臺指導企業安全復工。可以說，數字技術已經全面介入疫情防控期間社會運轉的方方面面。不難想象，如果沒有數字技術，這次疫情防控會艱難得多。
在關鍵時刻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讓我們不得不再次審視數字技術的價值，並思考經過這次大考，數字技術沉澱下來怎樣的能力，將來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助力國家的發展。近年來，隨著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不斷髮展，以數字化為核心特徵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輪廓日漸清晰。經此一役，不僅證明了數字技術在極端應急場景下的強大能力，其在認知、決策施策、組織協同三方面表現出的普適價值，也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在未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大命題中，數字技術可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方面，數字技術可成為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有力工具。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挑戰之多，內部差異之大舉世罕見。因此，要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認知問題、科學決策、精準施策、組織協同等能力都是必然要求。
數字技術空前提高了人類彙集、分析、傳播信息的能力，既可為認知、決策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指引，也可為施策、組織協同提供高質量的信息輔助。這數字技術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發揮巨大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未來長期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底氣所在。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也可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事實上，這一點在過去已有證明，但是，此次疫情讓我們又有了新認識。一方面，和各級政府一樣，數字技術也為企業提供了動態管理、精細管理、科學管理的工具；另一方面，過往，企業的數字化往往只是在產品、營銷、服務等方面搭建數字化的配套設施，此次疫情，數字化從“配菜”升級為“主菜”，很多企業不僅將組織架構全面在線化，為了適應快捷扁平的在線模式，還進行了組織流程改革，這種公司肌體本身的系統變革，使一些公司發生了深層次的“化學反應”。組織管理數字化程度較高的企業，都表現出了快速適應能力，有效抵禦疫情帶來的衝擊，便是證明。未來，隨著越來越多企業數字化程度的提高，數字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將“串珠成線”，升級到產業鏈的層面，甚至“由點到面”，匯聚成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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