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觀何以可能？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將“接管天下”形容為“趕考”，並對全黨提出了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要求。由此可見，即將成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希望延續其革命黨的治理經驗。這包括兩個方面：1）就政黨性質而言，中國共產黨並不同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統治集團，她不是某個特定的統治集團利益的代表；2）就中國社會性質判斷而言，新政權的建立並不意味著社會性質的改變，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社會革命。
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確立其全新的政治觀的呢？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之時，還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國家；儘管中國共產黨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自身的歷史地位有清醒認識，但他們的執政環境卻還是“舊社會”。即便是毛澤東主席，也很難擺脫“舊社會”邏輯的困擾。比如，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同志就收到了諸多親朋好友寄來的“求助”信，真有一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架勢。可以說，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一開始就面臨瞭如何擺脫“舊社會”邏輯，依據新政治觀進行社會改造的局面。
一、“舊社會”邏輯
毛澤東同志本人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光輝文獻中，對中國社會性質有過社會學式的判斷。他認為，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以此指出了“痞子運動”的合理性。稍後學術界掀起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的中國農村經濟學派呼應了毛澤東同志的判斷。從實踐上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具革命性，也更符合革命黨的訴求。
然而，從社會運行的角度上說，階級關係並不一定是支配農村日常生活的主要維度。普通人更為關注倫理、人情、面子等。因此，相當部分的社會學研究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並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比如，國民黨的理論家陶希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就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宗法社會和階級社會，中國有封建的、宗法的乃至於階級的勢力，但並不形成特定的制度。陶希聖的這一觀點，和梁漱溟的判斷有異曲同工之處。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梁漱溟指出中國歷史以來就不是一個階級社會，而是一個倫理社會，並直接指出階級鬥爭沒有前途。
費孝通雖未捲入中國社會性質之爭，但其《鄉土中國》卻揭示了不同於階級學說、而更接近於倫理社會的“舊社會”邏輯。這一邏輯有三：1）“舊社會”建基於農耕經濟上。正因為是農業社會，使得人們都被束縛在土地上，租佃關係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也因此，在熟人社會內部，人們所熟悉的是在血緣和地緣關係基礎之上，由“生於斯死於斯”所建立起來的自然的信任感，所謂鄉土本色是也。2）“舊社會”有一整套複雜的社會機制，其核心就是差序格局。這意味著著，農民行動邏輯具有親疏遠近之分，也形成了核心家庭和家族這兩個圈層結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超越於個人主義的權利義務觀。3）“舊社會”日常秩序的維護並不依靠專斷權力，而是以長老統治為中心的禮治秩序。也因此，鄉村秩序的基本形態是“無為政治”，既排斥外來的以法律為代表的國家力量，也排斥內部的橫暴力量。
故而，鄉土社會意義上的“舊社會”邏輯本質上是“反革命”的。對於大多數未參與革命進程，被土地束縛甚或為“四大繩索”壓迫的普通農民而言，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理論與真實生活相去甚遠。這也就難怪，即便是長期生活湖南農村的毛澤東同志的親戚朋友，也會理所當然地將革命勝利理解為“改朝換代”，以為可以因毛澤東同志而獲取好處。建國初期相當部分向毛澤東同志求助的信件，其要求無外乎脫離農村，最好到北京謀個職（官）位，至少也要離開鄉里到長沙；如果沒有條件離開鄉里，也希望做個“鄉紳”搞特殊。從個人感情上說，即便是毛澤東同志，也很難擺脫對故土、舊人的羈絆，也做不到對鄉間長老權威的漠視。相反，從毛澤東同志的通信看，他本人具有相當的鄉土性、人情味。那麼，就應該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新政治觀，與“舊社會”的基本面並不完全衝突。從毛澤東同志本人對人情世故的處理來看，新政治觀反而藉由“舊社會”的一些基本機制而悄然間塑造了新社會。
二、新政治觀遭遇“舊社會”
筆者閱讀建國初毛澤東同志和親友的信件往來，對其處理新政治觀遭遇“舊社會”邏輯的複雜境遇印象頗深，以一封信為例：
文楠同志：
來信收到，甚慰。接你母親去東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認為是好的。我可以寫信給湖南方面發給旅費。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無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東北方為妥當，請你考慮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給湖南的信即由你帶去。附件還你。江青她們都好。
祝你健康！
毛 澤 東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周文楠原是毛澤東同志胞弟毛澤覃的妻子。其母周陳軒自大革命時期就一直在韶山沖幫忙撫養外孫毛楚雄。建國後，周文楠在東北工作，而毛澤覃和毛楚雄早已為革命犧牲。當週文楠接到周陳軒老人講述自己一人生活、無人照顧等情況的信後，便想接母親去東北生活方便照顧，但又礙於千里迢迢、困難重重，故而寫信向毛澤東同志求助。
顯然，周文楠給毛澤東同志寫求助信屬於家書性質，但毛澤東同志的回信卻隱含著另一層含義：將之看成是反映革命有功之人生活困難的情況報告。因此，在回信中，以“同志”相稱周文楠；如果沒有最後一句“江青她們都好”，幾乎看不出毛澤東同志與周文楠的特殊關係。這說明，毛澤東同志即便是在處理家書時，也是以新某種政治原則為前提的。
這一點在其處理與文家親戚的關係中更為明顯。因毛澤東同志的關係，文家親戚多次違反政策，給地方政府增加麻煩。比如，文家個別親戚在減租退押和土改過程中，對當地政府甚為不滿，甚至為地主富農開脫。毛澤東同志聞之，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在給地方政府的回信中說“文氏兄弟都是貧農，信上則替地富說話，是何原因，亦請查明告我”。並且，對文家要求特殊照顧的要求，也明確指示當地政府不可辦，“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滿”。
青年毛澤東曾受教於李漱清，受其影響較深。建國後，毛澤東同志極為尊重李漱清老人及其家人，還將其接到中南海做客。毛澤東同志與李漱清之所以關係親密，很大程度上是這種關係既符合新政治觀，又與“舊社會”邏輯相契合。從“舊社會”邏輯看，他們之間有師生之誼，且青年毛澤東同志與李漱清的兒子私交甚好，算是毛澤東同志本人“差序格局”中較為親近的關係。而從新政治觀的角度上看：1）李漱清本人算是“開明紳士”，對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影響，算是革命有功之人；2）李漱清一家也算是滿門忠烈，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共三人為革命犧牲。相對而言，少年毛澤東雖與同學譚世瑛一家交往甚密，但由於建國前譚曾在國民政府做事，且兩個兒子參加過國民黨軍隊而被鎮壓。當譚在建國後因生活困難寫信求助，請求在新政府或教育機構謀職時，毛澤東同志秉著對政策的理解，委婉地拒絕了其請求，只願意提供私人幫助。
顯然，新中國的國家建構是以階級關係為主線的。在農村地區，這一點主要體現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上；也體現在地主富農與貧下中農的區別上。這個全新的政治觀，共產黨人很清楚，但他們的以農民為主體的親友卻未必明白。毛澤東同志的親身實踐，在潛移默化地改造了社會關係原則。比如，經過多次互動，毛澤東同志的妻舅楊開智不再謀求高級領導崗位，而是憑藉自己的專業知識做好本分工作；文家親戚經過多次批評教育，也安心務農，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貧下中農一員。乃至於那些看似屬於正常人情往來的行為，也被毛澤東同志賦予了諸多政治內涵。比如，他邀請李漱清老人到北京一遊，是想“藉此瞭解鄉間情況”。從其諸多回信來看，有相當大部分親友的來信他是當做“情況反映”來處理的，以至於其回應也具有相當政策性，如不給地方政府施壓、不搞特殊而是按統一政策辦。
三、新政治觀中的群眾工作法
理論上，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觀似乎和“舊社會”邏輯格格不入。可是，從毛澤東同志及中國共產黨人處理新政治觀與“舊社會”邏輯的實踐經驗看，中間雖有摩擦，但大體是順暢的。其結果是，新政治觀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倫理實踐，叫好地改造了“舊社會”構架。其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這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群眾工作方法又密切聯繫。
眾所周知，在“井岡山路線”和“延安道路”的革命實踐過程中，到建國時群眾路線的理論已經相當成熟。早在井岡山和瑞金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做了大量社會調查，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成了飽和的經驗質感。因此，其對馬克思主義也有了活的的理解。及至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可以在哲學和方法論層次對革命實踐和建政工作中的群眾工作進行討論。在建國初毛澤東同志在處理與親友的關係時，嫻熟地運用了群眾工作法。比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志在親友反映鄉下情況的來信時，從不就此下定論，而是以同志式口吻請求地方政府瞭解情況，並告知調查結果；再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毛澤東同志也善於從個別訴求中看出一般問題，並以政策的形式一般性地給予解決。就建國初期的社會階級分佈來看，站在貧下中農的立場其實就是“群眾觀點”，故而毛澤東同志會對文家親戚沒有立場，喪失“群眾觀點”的表現極其嚴厲；而又對其最終能安心務農，成為人民的一份子而高興。
總之，新政治觀應該建立在一個合適的社會性質判斷基礎之上。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是革命性的，故而它有較大的靈活性，並不一定要完全遵守“舊社會”邏輯，反而可以讓新政治觀用改造之名重塑就社會。因而，新政治觀與“舊社會”邏輯之間的張力，就不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這時，日臻成熟的群眾工作法就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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