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新冠病毒中，中醫和西醫並肩戰“疫”，形成了中國的診療方案。但與此同時，中醫參與治療和治療的效果也受到國內外一些媒體的質疑，相關討論一直存在。回望歷史，在大洋彼岸的秘魯，當流行病爆發時，中醫曾有比較重要的地位，但在反華語境下，命運坎坷。
中醫在秘魯約有170年的歷史。1849年多明戈·埃利亞斯（Domingo Elias）和胡安·羅德里格斯（Juan Rodríguez）引進了75名契約華工，這標誌著秘魯華人移民史的開端。在20世紀中葉以前，按照移民的職業特徵，移民的歷史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苦力移民階段，二是商人移民階段。在第一階段，簽訂契約的苦力華工被政府分散到沿海的棉花和蔗糖種植園，佈滿鳥糞的欽查群島和險峻的安第斯山脈。他們從事農業種植，鳥糞開採和鐵路修建，為秘魯的現代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研究華人華工的秘魯權威學者溫貝託·羅德里格斯（Humberto Rodríguez）做出了這樣的評價：“我們可以確信的是，19世紀後半葉如果沒有這些苦力，秘魯積累國家財富的這段歷史將會被改寫。”華人不僅在經濟領域做出了貢獻，而且在維護秘魯民眾健康，抗擊流行病方面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其中，中醫的作用不容忽視。
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流行病一直在影響而且塑造著秘魯的歷史。中醫甚至是整個華人群體的命運都交織在這些疫病之中。與中醫發展密切相關的兩場流行病分別是1868年黃熱病和1903-1930年的腺鼠疫。
1868年黃熱病侵襲秘魯。據統計，被感染人數達到1萬人，被感染者佔到全國將近10%的人口。死亡率較高，此次流行病造成至少4千人死亡。嚴重的疫情挑戰了並不完善的秘魯醫學體系。秘魯西醫的治療效果並不明顯，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導致恐慌情緒蔓延，普通大眾對西醫逐漸喪失信任。此時，中醫憑藉豐富的經驗，滿足了特殊時期秘魯患者對醫療的迫切需求。“在治療黃熱病時，這些來自‘清廷的希波克拉底’（Celestes Hipócrates）使用針來進行治療，中醫的療效高出西醫很多。”診脈和針灸被視為東方的“治療藝術”，當地人感到驚異的同時，也看到了中醫的治療效果。媒體不斷報道中醫治癒患者，甚至復活死者，這讓起死回生的“醫聖”形象逐漸在秘魯民間樹立起來，中藥店不斷吸引著不同國籍的人。中醫開始走出華人社區，逐漸在秘魯民間站穩腳跟。
1909年，利馬當地報刊上的中醫廣告（圖片來源：http://www.scielo.br/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0104-59702018000100013）
但是在19世紀，中醫甚至是整個華人群體的生存環境是脆弱的。華人移民到秘魯之初，就遭到了社會的排斥。最初，秘魯將移民人選鎖定在歐洲人身上。但當時秘魯戰爭頻仍，政治混亂，對歐洲人沒有吸引力，政府這才將目光投向亞洲。華人被社會排斥與秘魯構建民族性的問題有關。秘魯在構建民族性時，沒有把所有的族群納入進來，造成秘魯民族性的狹隘和不完整。多數族裔印第安人在國民性上沒有得到重視，甚至一直處在缺席的狀態，這導致西班牙文化與印第安文化一直是相互對立的。同時，秘魯在構建國家認同時，沒有致力於彌合各個族群之間的差異性，其他族群的命運與印第安人是相似的，他們被汙名化，如“黑人、桑博人（zambos）和喬洛（cholos）人的形象是休閒、放蕩、愚蠢和濫交的，彷彿這是他們的自然特徵，”華人當然也不例外。
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秘魯社會一直是排華的。19世紀反華話語主要圍繞中國移民的身體和道德展開，秘魯的精英群體對中國移民進行抨擊。以克萊門特·帕爾馬（Clemente Palma）為例，在19世紀，他是秘魯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也是反華的秘魯精英群體的代表。當他從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國立聖馬斯科大學畢業時，他在畢業論文中這樣貶斥華人，“古老劣勢的種族停滯不前……血液中流淌著疾病：組織病、麻風病和象皮病。”吸食鴉片成為華人族群道德墮落的主要表現，秘魯精英對此進行抨擊，將唐人街視為“罪惡之地”。
在這樣的反華氛圍下，在黃熱病的治療中逐漸積累起聲譽的中醫也遭到西醫的敵視。西醫稱，中醫不具備大學教育背景，沒有行醫和製藥的資格。在他們的眼中，中醫是“庸醫”，甚至是欺騙無知群眾信任的“江湖騙子”。秘魯西醫強調中醫的非專業性，宣稱中醫是在欺詐民眾，以此來穩固他們在健康領域的地位。為此，從黃熱病爆發開始，西醫就一直主張政府關閉中草藥店。他們向政府提出，秘魯醫療領域亟需改革這兩點：一是由沒有大學畢業證書的人建立的藥房；二是未經官方許可的秘密藥方的自由銷售。
政府並沒有滿足西醫的需求。而是制定了政策，為中醫提供一定的保護，讓中藥店的經營有了合法的地位。1879年最高法院宣佈，允許中草藥店自由經營，出售亞洲草藥。政府模糊中醫的職業，將其定義為一種商業行為，而不是醫療實踐。這一行為的背後主要是受到了利潤的驅動。中藥店支付了5至10索爾開放專利（Patentes de Apertura），金額高於其他企業如紙漿廠，僅支付3到6索爾。草藥業務不僅意味著市政收入，國家通過對中醫藥材的進口收取關稅，也從中獲取了利潤。這樣，政府出於現實的考量，讓亞洲草藥出售走向了自由化及合法化。秘魯政府制定政策時，考慮到財政方面的需求，這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同時，這也意味著當排華情緒高漲時，政府的政策將會出現反彈。
在官方的保護下，中醫能夠專注經營，不必集中應對來自西醫的排擠和敵視。隨著移民新時代的到來，中醫在19世紀末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874年，中國和秘魯簽訂《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商人移民取代了苦力移民。新的一批中醫跟隨商人來到秘魯，其中就包括1899年抵達利馬的名醫潘侶安。在潘侶安祖孫三代的努力下，潘氏（Pun）成為秘魯名副其實的中醫世家。
潘侶安見證了中醫在秘魯的繁榮。潘侶安等中醫和他們經營的中草藥店主要聚集在唐人街。在秘魯，唐人街主要指首都利馬中央市場的兩條街道：卡蓬街和奧太沙巷，這是華人的主要活動區域。無論是擺脫契約的苦力華工，還是剛到秘魯的小商小販，甚至是來自香港和加利福尼亞商號分號的資金雄厚的大商人，都會選擇聚集在這片區域，從事商業和服務業。中醫也選擇將中草藥店開設在此地。20世紀初，在首都的42家藥店中，有18家是中藥店。在秘魯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卡亞俄，中草藥店同樣開在大街小巷。這兩個城市中眾多的中藥店是中醫繁榮的見證。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在這一時期是骯髒和滯後的代名詞，而中醫的存在，為普通群眾提供了平價有效的治療選擇，這讓唐人街具有了另一個形象：“衛生飛地”，這說明中醫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唐人街甚至是整個移民群體的形象。
中醫在19世紀積累了聲譽，加上政府政策的保護，經歷了繁榮發展期。但到了20世紀，卻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探究其中的原因，要從腺鼠疫的爆發開始說起。人類的發展與疾病相伴，世界文明的發展史也是世界瘟疫史。歷史上，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鼠疫大流行。首次大流行發生在公元6世紀，死亡總數近一億人。第二次大流行發生在公元14世紀，持續了近300年，在這次鼠疫中，歐洲死亡人數佔到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香港鼠疫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1950）的開端，影響了世界幾乎所有的主要港口，秘魯是受到影響的國家之一。1903年5月，鼠疫從秘魯沿海港口的卡亞俄和皮斯科開始流行，到1930年整個秘魯已經出現2萬到4萬病例。
“每一種流行病暴露了社會的斷層，也暴露了秘魯社會的種族主義。”20世紀，排華髮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排華的群體規模擴大，從精英發展到普通群眾，從上層傳遞到下層。歧視的原因也不再僅僅圍繞華人的身體和道德，經濟因素逐漸起著更大的作用，普通群眾尤其是工人階層開始將華人視為搶奪工作的敵人，對中國移民充滿敵意。對當地人而言，中國人的存在導致甚至加劇了生存的競爭。經濟因素刺激了仇視心理，由此醞釀了1909年，1919年排華運動，這對華人移民的生存發展構成層層束縛，也深刻影響著中醫在秘魯的命運。
腺鼠疫的爆發使國家意識到城市生活的缺陷，開始干涉公共衛生領域。政府著手建立國家級的醫療機構，1903年公共衛生局成立，尋找專業的醫療解決方案。除此之外，政府還經常尋找某個群體來為疫病的爆發負責，社會上最沒有話語權的人容易遭到指責。科學醫學精英在建立自己的話語權的時候，將華人移民和流行病聯繫在一起，鼠疫被稱為“亞洲禍害”（El Flagelo Asiático）。除了把鼠疫的起源歸為華人移民的責任外，秘魯還將華僑華人聚居的唐人街視為疾病爆發區。政府最終採取了激進的措施，在1909年5月拆毀了華人在唐人街的聚居區奧太沙巷。
秘魯雜誌Fray K.Bezón的一幅漫畫，畫中華人被塑造成佔領秘魯，依附社會的害蟲。（圖片來源：
https://2018.reflexionesmarginales.com/ilas-encrucijadas-de-la-modernidad-criollo-popular-la-revista-limena-fray-k-bezon-1907-1910/）
反華話語下中國成為疾病的爆發地，華人也成為疾病的攜帶者。不論是積累了聲譽的中醫，還是相應中草藥店的經營皆受到影響。以潘侶安為例，他因治療疫病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秘魯爆發流感時，潘侶安的治療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痊癒的患者在秘魯的著名報紙《商報》上刊登了對他的感謝信。但在反華情緒下，最著名的中醫也難逃這種影響。1926年，一名當地女子對潘侶安提出投訴，她聲稱在中藥店做出納，遭到解僱。潘則解釋，該員工離職是其自身的原因，她不願意為中國人工作，因為中國人是被看不起的。在這種勞動糾紛中，普通群眾敵視華人。儘管中醫積累了聲譽，但這時，中醫無法再依靠群眾獲得發展。
醫藥當局代表對中醫一直以來的敵意更是加劇了中醫的生存困境，最終以中醫退出公共健康領域告終。1930年，這一精英群體推動政府頒佈法令，禁止中草藥的進口和中草藥店的經營。同年，政府全面禁止了華人移民。中醫的遭遇是身越重洋的眾多移民的一個縮影，透過他們，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華人群體的艱難處境。
中醫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療選擇，在19世紀流行病爆發期間，填補了秘魯衛生健康領域的空缺，因其治療效果顯著，贏得了當地普通群眾的讚譽，逐漸紮根於秘魯。但隨著反華話語走向激進，反華達到高潮。中醫在這種大背景下，失去了普通民眾的支持。另外，其合法性一直受到掌握衛生和健康話語的醫學院精英的敵視。最終導致秘魯政府禁止中藥進口，中醫退出了公共健康領域。中醫在整個排華氛圍中，無法走到健康領域的核心地帶，也無法繼續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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