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真是一個奇異的時代，百家爭鳴的盛況堪稱空前絕後，產生了諸多偉大的思想，對後世乃至現代影響深遠。那個時代的智慧、謀略、論點和著述，時讀時新，每每令人拍案叫絕。
今天說說韓非子，韓國貴族，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子雖師從儒家學派的荀子，但推崇商鞅。後來自立門庭，另樹旗幟，站在了儒家的對立面，將儒道墨等其他學派否定得那叫一個徹底決絕，儒家墨家縱橫家，再加上所謂文學之士工商之士，被他稱為“五蠹”，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貶抑之意簡直不要太明顯。
韓非子指出商鞅改革使國富兵強，但失誤在“無術以知奸”。可悲的是，秦王嬴政青睞於他，但他最終還是因昔日同窗李斯進讒言而被逼自殺。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是以法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中央集權思想。秦始皇雖害了他，但卻採用了他的學說，也因此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專制國家。他的法治思想中的精華也或多或少地為後世歷代統治者所用。
韓非子所言的法即法律制度，提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當時有實踐意義。他所言的勢即君主的權勢權力，認為治國不能僅憑賢與德，君主若不能將權力牢控手中便會“勢亂”。術則指權術即君主駕馭群臣的方法，他覺得君主應不會喜形於色，胸有城府但不顯露於外。君無術便不能統帥百官察覺奸臣。法勢術三者相互依存，又有著各自特殊智能，缺一則國難治。
韓非子的老師荀子提出性惡論，但認為可“化性起偽”，意思是加強德化教育可讓人從惡變善。韓非子卻直接否定了化性起偽，認為人性自私自利，不可信任，唯有功利是唯一價值標準。他的功利主義、工具主義，都服從於法家志國的基本目的，雖偏於極端和狹隘，但適用於當時的動亂年代。
當今世人皆知治國當德治法治並進，自漢以來韓非子的思想不斷遭到“傷恩薄厚”之類的批評。但筆者認為，在那樣一個四分五裂戰況頻仍的時代，突出法治並不違和，正如韓非子提出的“矛盾”之說，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正確。長遠來看有些理論決策會有片面之感，但放置在當時的情境下，也許反而是英明恰當的。
韓非子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的，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歷史的、時代的、物質的條件變化使人們解決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在不斷髮生變化，出現不同尋常的事情或狀況則應該做好相應的準備。“上古竟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先秦時期提出的觀點至今都有借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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