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區域運動（trans-regional movements）是一個常見卻又極其複雜的現象，它是理解不同文化資源與觀念之間互相影響、塑造以及轉變的關鍵。從梵文史詩在古代爪哇的跨語際再創作、到十六世紀內亞高原漢族商人與遊牧民族間的貿易網絡、再到從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到歐美的全球性移民，各種各樣的跨區域運動，包括文本和思想的傳播、人群的移民和旅居、文物的流通等等，都對地緣政治、社會和宗教話語，以及文學文化的形成和演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了在比較視野下進一步探討與理解跨區域運動和跨文化研究，哈佛大學的兩位青年學者——南亞學系博士生曲洋和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博皓，於2月21至22日在哈佛大學政府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GIS）南樓蔡氏禮堂（Tsai Auditorium）組織、舉辦了 “超越邊界: 文本、思想和人的跨區域運動”的專題會議。此次會議由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和哈佛亞洲中心聯合資助，並邀請到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系教授何英成（Engseng Ho音譯）作為會議主題演講者。
會議安排
曲洋在開幕致辭中提到，儘管在人文社科研究的不同領域，流動性（mobility）和能動性（agency）已在相當長時間中成為核心議題，但跨區域與跨文化運動這一概念直到相當晚近才開始集聚勢能，併成為學術版圖中一個特定的研究類別。但值得注意的是，現有的一些研究儘管採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卻仍侷限於某一特定區域研究的視點。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前輩學人已經做出了卓越的典範。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促使我們反思歐洲中心主義之外的研究範式。迪佩什∙查克拉巴提從後殖民與庶民研究視點出發對區域研究的重新審視，也揭示了當前研究中的時間與空間侷限性，啟發學者們尋求新的理論框架，融合不僅是跨學科的學術研究，同時也對跨越前現代與當代的問題作出回應。
吳博皓說，為了在當下的學術研究中凸顯全球史的多維度視野，我們試圖超越任何一個具體地區的侷限，而去追問，在複雜的社會-空間互動中，如何衍生出各個地域與人群間的互動聯結，以及運動如何作為一種非線性的交換形式，創造出不同文化/歷史設定下的人的網絡。
因此，這次會議旨在以跨學科、比較的視野，看待跨越物理空間、語言、文化、社會、宗教邊界的社會-空間動態，並進一步探討不同文化-歷史語境下的運動，如何影響、塑造、改變了人們跨越邊界的身份認知的形成並呈現全球語境中知識流通的另一種敘事可能。
與會者合影
何英成：跨區域運動與跨亞洲概念
何英成教授的主題演講是“跨區域運動與跨亞洲概念”。何教授指出，許多因素促成了跨區域研究的蓬勃發展：全球化、互聯網、冷戰的終結、在線購物以及全球的商品生產和交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等等。但是，可能還有更多因素在阻礙這些流動，諸如不同國家之間的對抗。
對於學者而言，許多限制和禁錮依舊存在。我們現有的概念和詞彙仍然是西方化的，而全球化的概念亦具有相當的侷限性。這個問題可以溯源到19世紀的國家主義、革命等研究範式。我們的想象力被我們自己的現代性所侷限，然而亞洲視角卻能夠提供一種全新的介入可能並給予學者們新的啟發，即把亞洲作為幾個世紀以來就相互有機聯結的整體來看待。如此，跨區域運動的概念將會為跨亞洲研究注入嶄新的生命力。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知識理論的不對等也仍舊在困擾著我們。學者們如何在自由地想象跨區域主義的同時，不被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傳統理論框架所束縛？答案便是亞洲。
亞洲和跨亞洲概念可以為理解流動社會（mobile society）提供深刻的見解。例如，馬來群島和跨亞洲空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匯等等。在殖民主義出現之前，亞洲是一個非常流動的空間：受到季風的推動，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們相遇。離散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不光存在於前現代，而且還存在於現代，克里奧爾化（creolized）的社群后裔也由此產生。流動社會的跨洋傳播為理解跨區域社會提供了一個範例。在全球化背景下，作為跨區域交流中心的中國城市並沒有恢復到昔日的輝煌，而是經歷了人口的大量流失。但是，其他趨勢仍然存在，如廣州的非洲社群，以及跨國公司引進外國專業人員等。
另一方面，山脈長期以來是匪徒和不法分子的庇護所，西方學者將其想象成國家之間的自然邊界，即國家停止行使其主權的地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佐米亞（Zomia）概念，即山脈形成的流動區域，證明了在山區和叢林中存在著傳統概念之外的流動性社會。這使得學者們重新思考如何理解跨區域交流和流動社會。為此，何教授提出了四個概念：
流動性（mobility）是最重要的概念，並且作為一種方法，其為跨區域研究增加了全新的理論框架。例如，當我們將貿易與貿易保護區分開來，並分別遵循其流動性時，我們能夠確定出一個重要的對比：通過船上的槍炮，歐洲貿易公司帶來了自己的保護。而既有的跨亞洲貿易模式則是讓商人從當地有實力的管理者那裡購買保護，並在貨物抵達後支付相關稅務。相比之下，歐洲公司通過提供自己的保護，沒有與當地管理者進行同等程度的整合，也沒有與其建立任何道德上的關係。保護是否隨貿易而行對塑造跨亞洲的空間和歷史有著深遠的影響，而分析貿易和保護如何整體或分別的進行流動則提供了一種描述流動社會在跨亞洲空間之中進行交流和整合的方式。
連接（connection）是另一個重要的概念，它可以是非常複雜多變的，而非一成不變——時而斷裂，時而重新連接。關於連接的研究可能會產出令人驚喜的發現。流通需要時間，如果有時間，事情就會發生並重復發生，流通就產生於這些活動的重複之中。社會的垂直組織與水平連接並列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我們所知的社會。流通仍然構成當今的世界體系。在20世紀初期，它僅體現於單向遷徙之中，但現在它又成為一種循環形式。
部分社會（partial societies）是指由於人們具有足夠的流動性，只能體驗社會的一部分就離開，因此只能認知到關於這個社會的某些部分。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即為一個很好的例子。
致力於研究跨亞洲聯繫的學者們一方面想要擁有全球化的視野，另一方面卻被本土所困。因此我們有必要引出最後一個概念，即跨區域軸心（trans-regional axis）。它是一箇中級尺度，介於“本土/在地”（local）與“全球”（global）之間卻又並不屬於其中任何一個。如果只是使用後兩者的視野，並不會注意到這個層面上的現象。全球化這一概念的抽象性也遮蔽了它，但恰恰是在這個層面上，學者們能夠獲得最豐富的跨亞洲研究材料和經驗。關於跨區域連接這一中級尺度的研究在過去20年間蓬勃發展，並且也逐步強化著它與各個學術領域的聯繫。圍繞跨區域這一軸心，來自貿易、法律、宗教、外教、殖民主義、離散（diaspora）、文學、環境等諸多不同領域的學者互相啟發，通過借鑑其他領域學者的研究，這一軸心不斷被鞏固凸顯。長期累積，這使得不同脈絡的學術研究相互交織，彼此聯繫進一步加強。恰恰是在這個中級的跨區域研究的尺度上，亞洲研究已成為諸多跨區域研究的先鋒，有機的發展將從這裡開始。
左起：吳博皓、何英成教授、曲洋
主題一：文學文化轉變及宗教群體
第一場主題研討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前主任、東亞暨比較文學系教授唐麗園（Karen L. Thornber）主持。
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瑪麗莎·斯密特（Marissa Smit）的報告題目為“改編的範例：古安那託利亞土耳其語虔信文學中七眠子的傳說”。
七眠子的傳說在穆斯林語境中通常被稱為“山洞人”，在中世紀的近東地區廣為流行，並以各種文學體裁被重述——從古蘭經的經文釋義到更為流行和俗傳的先知故事。然而，故事的主要人物，即為了逃避迫害而躲藏在山洞中奇蹟般沉睡了三百年的年輕信士，也成為另一體裁作者們的創作原型，這便是被用於指導青年人智識成長、具有教義性和規範性的《義行錄》（fütüvvet-nāme）。在講座中，斯密特分析了由葉海亞·本·出班·法塔·布爾加齊（Yaḥya b. Çoban Fatā al-Burgazī）於十三/十四世紀以古安那託利亞土耳其語所著《義行錄》的體裁寫成的對七眠子傳說極為別具一格的重述。斯密特探究了此傳說在《義行錄》和其他體裁中被引用和改編的方式並對其主題進行了民俗學分析，她認為布爾加齊高度衍生的文本以獨特的方式將傳說應用於探索平等靈脩兄弟會（egalitarian spiritual brotherhood）的可能性和侷限性。這表明對於小亞細亞及周邊地區宗教群體思想史研究有著全新且豐碩的研究方向：這些研究最終可能闡明該地區以及中東和中亞其他土耳其語區域中俗傳文學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陳濟舟的報告是《原油、鬚豬和巴冷刀：張貴興〈野豬渡河〉中的“情物”》。他以婆羅洲馬華作家張貴興的小說《野豬渡河》為例，著眼於東馬沙撈越二戰日據時期“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陳濟舟認為，在有生和無生、歷史和虛構之間,《野豬渡河》所呈現出的“物”不但驅使學者重審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人的文學”這一觀念，也讓人試問小說構建起的生態歷史情境是如何通過動物（婆羅洲長鬚豬），人造物（巴冷刀）和原物料（原油）得以呈現。在本次演講中，陳濟舟首先還原了文本中沙撈越小鎮美里的原油史及其對於二戰時期日軍開闢太平洋戰場的重要性。其次，通過對文中馬來巴冷刀和其它現代軍事武器的描述提出“情物論”一說。最後，運用“物的文學”這一視角來闡釋小說中從“人”到“物”的寫作重心轉移。此種對物質、人造物和動物的再發現已經成為2000年後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華語語系文學的新視角，此視角最能夠在生態和歷史的大情景中觀瞻出一個“人”“物”糾纏的世界。
哈佛大學內亞學博士候選人馬洲洋的報告（《藏傳佛教桑浦內鄔託經院學在西夏》）從7世紀到14世紀內亞佛教傳播模式的變革出發，探討了西夏在這一變革中的關鍵作用。立國兩百年間，西夏起到了溝通內亞和漢地的橋樑作用，其中西夏前期佛教傳播更多體現在以新疆為代表的內亞和以漢中地區為代表的漢地，而後期更多呈現南北向的溝通，即以西藏為代表的內亞和以幽燕為代表的漢地。這一轉變對元明清三代的佛教傳播模式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隨後，馬洲洋提出了針對藏譯夏文本的兩種研究模式，一種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即高屋建瓴地先從數個文本中關鍵信息中建立某個傳承系統，再遍及至其它文本；另外一種則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即從大量文本本身的內容出發，摸索出其共通的傳承系統。前一模式快速有效，但往往受到文本的經題、序跋完整性的限制，後一模式則能夠突破這一限制。馬洲洋通過對後一模式的實踐，發現了潛藏在大量顯教文獻下的噶當派桑浦寺（Gsang phu ne’u thog）經院學（scholasticism）傳統。馬洲洋認為這一傳統在藏傳佛教北傳的過程中，作為一種更深層次的徑流，與表層次的密教修法共同構成了建構後世漢藏佛教複合體的全景。
主題二、空間性，跨地區性，和身份形成
第二場主題討論由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埃蘭·阿拉姆（Eram Alam）主持。
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生詹艾文（James Evans）的報告題目為《毛澤東思想和黑人民權鬥爭在納扎爾巴里運動中的影響（1967-1972）》。印度共產黨（馬列），也被廣泛稱為納扎爾巴里運動。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們一直宣稱自己的活動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的啟發。但當研究者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之後，就發現納扎爾巴里運動不僅僅引用了毛澤東思想來表達他們的主張。更重要的是，他們將毛澤東思想與其他的左翼運動思潮有機地聯繫起來，從而創造了一種新的革命話術。
詹艾文著重論述了非裔美國民權運動家們對納扎爾巴里運動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及後者是怎麼把前者基於美國的鬥爭經驗放在國際革命的語境下進行論述。本文同時也闡述了印共（馬列）是如何將毛澤東思想作為全球革命理論進行表述的。詹艾文希望能夠呼籲更多學者重視研究黑人民族主義思想和“黑人力量”運動與毛澤東思想產生的聯繫，以及這些聯繫如何影響了六十年代全球冷戰過程中左翼激進運動的進程。
左起：埃蘭·阿拉姆教授、朱昉晟、毛元亨、詹艾文
第三場、商業，經濟聯繫和跨地區交流
第三場討論由波士頓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傑明·西格爾（Benjamin Siegel）主持。
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博皓的報告關注的是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大連的市政管理。在日軍侵華時期，大連曾是日本在中國東北殖民統治的中心，戰後蘇聯對大連軍事管制。解放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指揮部的支持下接管了大連市政。這期間，中共在複雜的政經條件下進行了許多社會改革，協調日本僑民、蘇聯紅軍和大連市民三方之間的關係。通過對解放戰爭時期中方和大連日本人勞動組合檔案的研究，吳博皓探究了中共與蘇共在大連本地市政上存在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並據此指出決定雙方合作與否的關鍵在於大連地區中蘇雙方的力量對比。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連地區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和對勞農群體號召力的增強，蘇聯駐旅大指揮部對中方愈加忌憚，各種阻撓中方所設想的社會改革進程。這與蘇聯對於日本在大連的左翼勞工組織的支持形成了鮮明對比。通過本論文，吳博皓想要通過本地化的視角重新認識二戰後被盟軍佔領的城市，評估這些城市的去殖民化進程，並指出“本地與外國”的力量對比相比於意識形態的鬥爭，對這些被佔領城市的社會改革進程施加了更大的影響。
芝加哥大學古代史博士候選人何彥霄做了題為“獵象的遊戲：希臘化東方及周邊的帝國與動物”的報告。一些希臘化史研究者認為塞琉古帝國維持阿卡美尼波斯帝國的伊朗和中亞疆域成本很高、得不償失，對於這一觀點，何彥霄認為塞琉古帝國與印度的大象貿易是理解希臘-馬其頓人維持對中亞統治一個重要視角。塞琉古帝國能將大象成功從中亞運往敘利亞，是帝國強大組織能力與協調能力一個體現。早期塞琉古去印度的大使麥伽斯提尼在《印度志》殘篇裡關於印度獵象細節的描寫，則是對帝國與動物互動的生動描寫，表現了帝國與大象的雙重鏡像（double-faced mirror）的關係。這一帝國與動物關係在公元前3世紀歐亞大陸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東方，這一貿易關係可以為理解印度阿育王不殺生的禁令提供一個佛教意識形態之外的政治經濟學解釋框架，也可以為他對同時代希臘化世界的知識提供新的理解。在西方，這一關係也促使托勒密埃及去紅海區域獲得大象，以和塞琉古抗爭。在此過程中，托勒密君主把從非洲得來的大象想象成從印度得來的大象，體現了“本土”（local）與“全球”（global）之間的有機互動。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埃及和印度之間發展出了東西帝國之間互相認識，形成一種公元前2世紀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與此同時，秦始皇在結束戰國後，在本土智識資源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世界主義，與印度對希臘化世界有相當瞭解不同，秦帝國將六國故土當作整個世界。這一情況與中國沒有參與這一大象“遊戲”有重要關係，但秦帝國也提出了自己關於動物的意識形態，將帝國看作是牛與馬的解放者，這則與戰國時期政治經濟結構有重要關係。更重要是，中亞也通過北方草原地區參與中國內地與草原的動物貿易和貢賦關係。這說明，在公元前3世紀，中亞已經有了一個歐亞十字路口雛形，這更加能幫助理解塞琉古帝國精英對中亞的興趣。
第四場、全球化背景下跨區域理論的範式轉變
第四場研討由哈佛大學歷史和經濟聯合中心主任、歷史系教授艾瑪·羅斯柴爾德（Emma Rothschild）主持。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摩西特·馬達爾（Mohit Mandal）的報告題目為《二十一世紀的本地性與人類學：以北桑提內爾島為例》。2018年11月，二十六歲的美國人約翰·查爾（John Chau）僱傭了一群印度漁民，在其引導下來到了位於孟加拉灣的北桑提內爾島的叢林之中。北桑提內爾島是目前與世界隔絕的最後幾個部落之一的家園。查爾希望在北桑提內爾島部落中傳播基督教信仰。然而，在上島的第二天下午，查爾就死於部落居民的弓箭。這件事情引發了印度國內對於部落居民是否應該被主流社會的法律所管轄，以及是否應該在這些部落中建立醫療、法律、政府機關的爭論。由於地理意義上的隔絕和對外界影響的持續抗拒，北桑提內爾島部落提供了一個研究邊界問題的絕佳案例，比如國家與非國家的邊界，以及現代和原始之間的邊界等等。
本文以北桑提內爾島部落為例探討人類學界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在二十一世紀，外來的人類學家應該如何與本地居民接觸？人類學家們如何擺脫殖民主義對於人類學研究的影響，並開發出符合倫理要求的研究部落社會的方法？
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阿尼科特·德（Aniket De）的報告“笑聲的邊界：跨越印度-孟加拉國邊界的幽默”關注的是現代南亞國家邊界出現的大眾想象和表演，原本這只是單純的文化表演，而後轉變成帶有政治隱喻的表演。
這篇報告將歷史研究與民族誌調查相結合，分析了自1900年以來居住在兩個民族國家邊緣的農民和工人如何利用戲劇表演來對抗殖民統治的殘酷，回應反殖民風潮，併為後殖民邊界製造的暴力發聲。對於生活在印度-孟加拉國邊界兩側的群體而言，表達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成為嘲弄壓迫者、動員政治情緒、構築社會經濟需求並應對劇烈的政治轉變的一種手段。在被稱為甘比拉（Gambhira）的表演傳統中，這些群體通過神靈、鬼神和神話角色來嘲笑當權者、挑戰社會不公、並憧憬未來。即使軍事化的後殖民邊界也無法決定這類笑聲和抱怨的範圍。基於在印度-孟加拉國邊界多地所做的民族誌研究以及在南亞和英國所做的檔案研究，阿尼科特·德的論文研究了邊境民俗表演如何在宏大的政治經濟變化和具體而微的流行表達的不同世界之間進行調解。
左起：艾瑪·羅斯柴爾德教授、施昱丞、摩西特·馬達爾、阿尼科特·德
最後，在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安妮特·達馬彥蒂·利瑙（Annette Damayanti Lienau）的主持下，與會者圍繞“重新思考亞洲背景下的跨區域研究”進行了圓桌討論，就跨區域亞洲研究的機遇和挑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利瑙教授和何英成教授也分別介紹了自己從事跨區域-跨文化研究的心得和經驗。何教授特別指出，進行跨區域的比較研究意味著投入雙倍的時間和精力，但同時也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何教授同時還介紹了他擔任編輯的劍橋大學“連接亞洲”（Asian Connections）系列學術叢書並邀請與會者們投稿。
與會者座談
(注：應部分與會者要求，本文未收錄其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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