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18點，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以下簡稱思源），終於把新冠疫情期間112位明星捐贈的兩千多萬善款花完了。最後一筆59697.66元，購買了102927個一次性醫用帽，送往武漢、隨州、恩施、神農架的10家醫院。
按照慣例，思源的工作人員把當日物資採購、運輸、派送的情況同步給捐贈的明星，並承諾將陸續把物資送到受助人手中。
新冠病毒全面爆發一週後，已經有400多位演藝界明星為疫區捐款捐物。捐助途徑主要有三類：將錢匯往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機構，比如趙本山向武漢慈善總會捐款1000萬；300多位明星將錢交給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韓紅基金會）、思源基金會、壹基金等公募基金會；此外，也有許多明星以個人力量採購認捐，想盡辦法將錢和物資送往一線。
相比官方和大企業捐助，明星的力量單薄、分散，但勝在獨立、靈活。有人說，明星疫情期間的捐助行動更像民間公益本來的樣子：熱血，說幹就幹，行動未必完美，但能積極互助、自我糾偏。也有人用不同的標準衡量著明星和普通人的捐助行動，對前者的行為邏輯進行猜測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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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明是第一個向思源基金會捐款的明星。他擁有一支專業的公益隊伍，16年裡，組織過十幾個大的公益幫扶項目，卻是第一次面對疫情。
他決定和專業的基金會合作，團隊趕在1月24日把20萬元打給了思源基金會。思源是一家成立於2007年的公募基金會，在急救、義診、體檢等領域有豐富經驗。2013年，思源基金會成為BAZAAR明星慈善夜的重點合作項目，開始和明星慈善結緣。
17年前“非典”肆虐時，明星們捐款途徑還不多，葛優、陳道明等通過北京市政協才得以向醫務工作者捐款。2003年7月，經歷過“非典”的娛樂圈意識到“愛心是這個世界永恆的時尚”，由此開啟了明星和慈善的親密接觸。第一屆“BAZAAR明星慈善夜”就籌得善款16.8萬元，全數捐給中國紅十字會。
思源基金會也由此與娛樂圈結緣，成為很多明星捐贈的渠道。有人只是捐錢，也有人提出具體的善款使用方式。比如這次疫情，黃曉明希望通過思源捐一輛負壓救護車。他對《貴圈》解釋：“負壓隔離”可以在運送傳染性病人時，最大限度避免醫患交叉感染及對外部環境的汙染，防止疫情蔓延，堪稱“移動的N95口罩”。
據統計，思源向北汽福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訂了80輛負壓救護車，後來又追加至100輛。其中30輛是明星捐贈的，20輛直接捐給了雷神山醫院、火神山醫院。
除了思源，韓紅基金會也承擔著兩百多位明星的託付。韓紅基金會是國內極少數以藝人名字為字號的慈善組織。這支隊伍的雛形“韓紅愛心行動”誕生於汶川地震後，因常年關注偏遠地區的醫療衛生領域，被韓紅稱為“醫療鐵軍”。除夕當天，這支“鐵軍”採購了第一批物資：564包專業品牌的消毒溼巾、120包清潔溼巾，連夜送往武漢同濟醫院。
韓紅在微博上的募款倡議簡單直接：“信得過，您就捐！”每天深夜，基金會官微都會公告當日項目進展。許多參與捐助的明星會在凌晨守著轉發。網友則在評論區曬出轉賬截圖，有人添加了位置信息，反饋當地醫院接受物資情況，還有人前來報告親人出院的喜訊……明星、普通人、救助者、被救助者在韓紅慈善基金會的官微下親密互動。
1月31日，韓紅連發三條微博，其中有一張是她憔悴中帶著微笑的照片。一時間，社會對韓紅和基金會的情感投射達到頂峰，錢源源不斷地匯往基金會賬戶。第二天，韓紅基金會不得不宣佈：因執行力有限，暫停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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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武漢封城。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第3號、第4號通告，指定武漢市慈善總會、武漢市紅十字會接收社會捐贈。
1月24日，微信群裡流傳著一段視頻，穿著防護服的男醫生對著電話崩潰地大哭：“我們不想活？”黃曉明從一位武漢粉絲那裡得知，視頻中的人是武漢市第五醫院急診科主任。這是武漢第一批中心城區發熱病人定點醫院，病人潮水般湧入，醫護人員壓力很大，各類物資告急，防護服當時只分到5套。
黃曉明很焦慮，急切地想做點什麼，但團隊總是讓他給點時間，這一度讓他在和團隊的電話會議中摔了手機：“第五醫院是我們可以直接援助的醫院，為什麼不優先處理一下？”但黃曉明公益團隊則堅持勸說他等調配，理由現實且具體：目前所有捐往武漢的物資都需要通過當地指定的慈善機構，私自捐贈醫療物資，醫院當時不能接收。
1月26日，黃曉明追加80萬捐款，但這時前方缺的不是錢，是物資。醫療物資買不到，買到的要麼停在路上，要麼堆在倉庫裡。黃曉明決定不等了，“生活物資我們總可以保障吧”。他要求不管能不能開發票，只要保質保量，就馬上送過去。電話裡，他不自覺地用上了“明學”的口吻：你現在必須馬上行動起來，你沒有時間去想了，你就聽我的。
第五醫院的需求清單裡有雞蛋、食用油，還有乾衣機——醫護人員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衣服溼了來不及換洗、曬乾，需要機器烘乾。2月2日，武漢陰雨連綿，天氣溼冷。下午三點，20臺乾衣機送到第五醫院醫護人員手裡。
看到這家醫院被黃曉明“包攬”，吳京也按捺不住。他不滿足於之前向思源捐的款，總想著再做些什麼。長期從事公益事業的麥特文化董事長陳礪志，在個人公眾號上提到，“（吳京）一直在偷偷摸摸地捐，自己買，自己送。”他戲稱吳京是“煩人精”——因為經常提一些超常的採購需求。Jillian也告訴《貴圈》，吳京比她還熟悉醫用防護口罩的執行標準號，張口就冒出一連串的字母和數字。她說吳京是個爺們兒，沒什麼廢話，幹就完了。只要是一線需要的，都能捐，都可以做。
吳京得知第五醫院裡有一支江西援鄂醫療隊，醫護人員住在臨時賓館裡，缺少生活物資，就想辦法送去了礦泉水、洗髮水、牙膏、肥皂、自熱米飯、牛奶、護手霜，甚至還有指甲刀、廁所消毒液和刷子，還有羽毛球和球拍。他的妻子謝楠特意為一線的女醫護人員送去了衛生巾。這是大規模集中援助難以覆蓋到的細節，微不足道，卻充滿體貼。在專業慈善機構送去大批防護物資、生活保障品之外，這種應對災區對不同種類、更深層次需求的救助，剛好適合由明星個體發起的捐贈行為。
1月30日，武漢市紅十字會發布6號公告，對定向捐贈流程做出調整：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定向捐贈醫院，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對接，確認後可直接將物資發往受捐單位。
於是越來越多的明星，開始和疫情一線建立聯繫。
姚晨沒有專門的公益團隊。疫情爆發後，她拉起一隊人馬，覆蓋採購、對接、送貨全流程，將防護服、手套、消毒溶液、隔離衣等11批物資，援助給包括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和河南在內的五省12市27家醫院。
陳礪志是湖北恩施人，他旗下的麥特公益圍繞湖北籌建了5個轉運站，確保物資能在兩小時內直達武漢、孝感、隨州。他的公益隊伍中，不乏來自其他明星團隊的人力支援，比如物資採購組的黃子櫻，是范冰冰工作室宣傳總監；壹心娛樂的老闆楊天真，在國際物料組“兼職”。
儘管人數不少，陳礪志的自我定位依然是“很微小的公益民工”。他在公眾號文章裡談到：“任何時候，民間公益在重大災難疫情中，都只是補充，最終起到決定作用的必須是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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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益圈浸潤了14年的Jillian覺得，黃曉明、陳礪志、吳京是一類人，“恨不得能衝到一線”。而她常年和專業公益基金會合作，所以在執行層面堅持先求穩，再求快。“在過去的救援經驗裡，一般前三天物資緊缺，後面就多得不行，有時候甚至可能會造成浪費。如何保證捐出去的東西不浪費，而且不跟別人重複，需要理性的判斷。”Jillian說。
然而這個經驗在武漢失靈了。她很慶幸，在“穩”之前，有這麼一群動作快的人冒出來，“這次需要他們的快。”
為了拿下物資並送到一線，快與穩、個體戶與國家隊、個體與個體之間需要相互配合，互通有無。
1月26日，大鵬通過圈內好友加上了韓紅的微信，表明捐款意向。韓紅很快將基金賬號發給大鵬，順便問了他一句：你知道還有什麼渠道能找到口罩嗎？大鵬想起拍《受益人》時，一位攝影師有個民間公益小組的資源，立刻推給了韓紅，卻發現他們早已建立了聯繫。大鵬意識到，“韓紅姐之前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做公益久了，黃曉明的公益團隊和各地救援隊都有接觸。運送物資的渠道他們也心裡有數：西南地區和誰合作比較快，華南地區找誰比較靠譜……他們曾協助採購過2萬套防護服送往武漢，途中一度滯留在湖北仙桃，廠家甚至擔心“肯定出不來”。Jillian沒放棄，給武漢的綠洲救援隊打了求助電話。在經歷交通管制、高速限行後，救援隊連夜到達仙桃，把其中的1萬套防護服帶回武漢。第二天，這些防護服就送到了一線醫護人員手裡。
她有時還會接到明星的委託，去和廠家談判。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男明星，想為一家醫院定點捐助10臺消毒機，廠家覺得訂單小，不想接。這類數量不多的訂單，即便買家是家喻戶曉的大明星，也依然有隨時廢單的風險。Jillian團隊每天打電話追問進度，結果是“人家太忙了，最後就不接我們的電話了”。
明星中的“公益大戶”有能力和渠道找物資，更多的“散戶”卻沒有這類資源。林更新帶著錢找到思源時就說， “找不著（物資）了，實在是找不著了，把錢給你們幫忙捐出吧。”圈內也有很多明星，比如郭德綱、範丞丞、孫儷等，會在不同的基金會分別捐款。
在明星這個不大的圈子裡，只要有人能找到物資，就會有人來要求“拼單團購”。不久前，李冰冰團隊和一些基金會、NGO組織，得到了200萬個醫用口罩的購買指標。他們派出代表，和廠家談價下單。得知消息後，思源基金會湊了9萬個，其中5萬個口罩是以全體明星名義買的，每個1塊7，含稅含運費。
“這個圈子大家有什麼資源就互相說。遇見超級大的採購，就會互相通氣。我還有多少沒湊齊，大家來湊吧。”Jillian告訴《貴圈》，“2月25日能拿到這價格，肯定是天方夜譚，但我們就是一起辦到了！”
前段時間，她在深圳找到1000個護目鏡。黃曉明、吳京出手攬下了這批貨，吳京分走700個，有些不好意思：“我拿了700個，曉明哥300個是不是少了？”Jillian安慰他：“您在我這兒處理的物資，只有這筆物資比他多，他別的可多了。”最終吳京的700個護目鏡被送到武漢的紫荊醫院、六七二中西醫結合醫院，以及武漢下沉社區一線人員，黃曉明把300個，捐給了群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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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間捐款相比，明星捐助更容易招致非議和質疑。
捐出第一筆20萬元後，黃曉明被網友抨擊“捐太少”——明星捐款被罵“寒酸”，幾乎成為常態。2008年汶川地震後，劉德華和馮小剛第一時間捐款10萬，被指責“太小氣”。九寨溝地震，網友去吳京的微博下留言：一部電影賺了40億，為什麼不給九寨溝捐款？後來有消息說，吳京早已捐款100萬，又有網友說，“如果我賺40億，我就給九寨溝地震捐款3億或者是4億”。
還有人習慣性地給做慈善的明星冠以“高調、作秀”的標籤。姚晨在微博上轉發肺炎病人的求助，後來登上熱搜，有人指責她“花錢買熱度”。韓紅也因為慈善基金會高舉高打的風格飽受質疑。
對民間公募基金會來說，低調意味著知名度不高，籌不到款。但許多人對慈善仍然抱著傳統的觀念：艱苦樸素、犧牲奉獻，做好事不留名。
複雜的輿論環境下，做不做慈善、如何做慈善，成了判斷明星私德的標準之一。絕大部分藝人捐助時都帶著顧慮：儘量不要衝在最前頭，儘量低調，儘可能不公佈捐助金額。數位明星婉拒了《貴圈》，不想談論他們的捐助經歷，其中不乏廣受歡迎的流量藝人。而“汙點藝人”做慈善，更要儘量低調，擔心被指責“洗白”—— 這種現象在2013年時，就被北師大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稱作“慈善恐怖主義”：“中國長期沿襲著一種至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做慈善者不能有缺點，導致慈善界形成一種潛在的恐怖主義，令善者畏懼行善。”
面對網友質疑，黃曉明和團隊一度被罵懵了。他們開會時還討論過為什麼會這樣。宣傳總監是個小姑娘，沒憋住，問黃曉明：“心寒嗎？”黃曉明回答：“大老爺們沒啥可說的，能幹多少幹多少。”姚晨也針對質疑在微博上回應：“沒有閒錢買熱搜，我只是跟著一起幫忙而已，個人力量微乎其微，哪怕只多帶來一線生機，也是值得去做的。”
作為公眾人物，明星參與捐贈的意義更多體現在物質之外。大鵬在電視節目《兩地書》中給感染新冠肺炎的醫生餘昌平和護士郭琴寫了一封信，稱他們為“平民英雄”。“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你們。雖千萬人吾往矣，這也是你們。”千里之外身處隔離病房的餘醫生聽聞這件事，回應了大鵬的致敬。餘醫生答應疫情結束後，去看大鵬的電影。大鵬對《貴圈》感慨，這是一次奇妙的緣分。
疫情期間，得知武漢社區醫院缺少酒精，大鵬緊急從福建採購1萬瓶酒精。同事問他，酒精外箱上要寫些什麼加油鼓勵的話。大鵬想起兩年前，他帶著電影《縫紉機樂隊》去武漢路演，和觀眾在影廳見面、合照。他讓同事把其中一張他和觀眾擁抱的照片畫成簡筆畫，貼在箱子上。
在1000多公里的運送顛簸、貨車拋錨等波折後，1萬瓶酒精送至志願者手中。紙箱上的簡筆畫很搶眼，那是許多個擁抱，臉貼著肩膀，手臂環住後背，閉著眼睛的人相互溫暖，相互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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