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2019
(英國民眾已經開始抗議)
看到差不多有近三千人發表了高見,可見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度之高。
樓上的高人裡,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專家。本人對於病毒學、免疫學、傳染病學等等一切與疫情有關的學問,都是徹頭徹尾的“門外漢”,純屬 “打醬油的”一枚。
但僅憑我所具有的些微知識來看,英國、瑞典等國政府面對疫情采取的“策略”,完全和一般意義上的科學不沾邊,甚至說,是對科學的極大褻瀆,更是對本國民眾生命權利的極端輕蔑。
(恐慌搶購後的超市老奶奶)
一
英國、瑞典放棄任何遏制病毒傳播,他們自己稱為是一種“策略”,世界各國包括世衛組織,也稱這是兩國政府採取的“策略”。
既然是“策略”,就根本不是所謂科學的問題,而是政府的決策問題。
當然,決策也是一門科學。但其之所以被稱為科學,是講決策的程序應該儘可能“科學化”,即通過科學化的方法,最終確定最佳決策方案。
現在成熟的“決策學”,在上世紀50年代,由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赫爾伯特.西蒙創立,確立了決策過程中主要採用的“硬方法”和“軟方法”,全面引入數學化、模型化和計算機化,建立數學模型,通過系統工程、線性規劃、決策樹法、博弈論、最優控制論、投入產出分析、排隊論等等理論推導出最優結論。
不知道英國、瑞典政府採用了什麼決策手段。
因此,從決策過程來說,是很難判斷他們的“策略”是不是科學的。
二
問題在於,“決策學”是一門工具性科學,它可以為任何的機構和個人的任何決策服務。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很多人曾經討論,希特勒當年,如果不進攻蘇聯,而是乘勝渡海佔領英倫三島,是不是二戰的局面會完全不同。於是有人說,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計劃”,可能決策是“不科學”的。但是,不管希特勒當時“科學還是不科學”,他的決策,都是為了侵略他國、稱霸世界、實行法西斯統治服務的。
因此,決策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抗擊疫情的阻擊戰,從一開始,就有極其明確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原則。這就是最高領導人斬釘截鐵提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正是從這樣的目的和原則出發,才迅速採取了湖北及武漢的“封城”行動;才有了全國各省市將應對疫情很快提高到“一級響應”的最高級別;才有了各省市和解放軍的四五萬名醫護人員火速增援湖北和武漢;才有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轟轟烈烈場面;也才有了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這些天來的眾多戰役情感人事例。
英國、瑞典政府的策略,是基於什麼目的做出的決策呢?儘管如英國的領導人“娓娓道來”的那樣,似乎是基於“科學”,但實在是猜不透他肚子裡究竟打什麼主意。
但是可以確定,他一定不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為根本目的和最高原則的。
三
數學中,有“公理”有“定理”。二者的關係,是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
人世間,最大的道理是什麼,就是人的生命。
這次中國的抗疫,用最高領導人的說法,就是“生命重於泰山,不惜一切代價挽救生命。”
中國的一切抗疫“策略”和措施,都是按照這個大道理制定的並實施的。
如此,才更彰顯了大國領導人的擔當,大國政府的擔當,所有白衣工作者的擔當,數以億計十幾計的普通民眾的擔當。
反觀英國、瑞典應對疫情的“策略”,還以英國政府領導人的話為例,他深情地告訴國民,“做好失去親人的準備……”,
“讓60%的人感染,從而獲得群體免疫力……”。
他這話剛一出口,女王一家,已經匆匆搬離白金漢宮,前往溫莎城堡了。
看來,這位選舉上位的首領,真的是準備讓屬於普羅大眾的選民犧牲一把了。
四
英國、瑞典的這種“策略”,他們自稱叫“群體免疫法”。
其實,他們偷換了概念。
免疫學上的“群體免疫”,通常是指通過大比例接種疫苗,使人或動物的群體中多數獲得免疫力,從而形成對缺乏免疫力個體的屏障保護。
人或動物,經過傳染疾病而獲得免疫有無可能?有,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且成功率極低。
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曾經每隔十年左右爆發一次,延續了300多年。這期間,一波一波地死人;幾百年間,因此病亡的人數,大約少則幾千萬多則二億多。有些人產生了抗體,還有很多人沒產生,尤其新出生的孩子沒有。所以,在歐洲,黑死病曾被叫做“孩子的疾病”。歷史上,白喉、麻疹、天花等等,皆是如此。
他們這個決策,如何論證出,短時間內,經過一代人,就一定在60-70%的國民中產生抗體呢?產生不了怎麼辦?一代代感染下去,死下去?
況且,這次的新冠狀病毒,人類對其所知甚少,又處於極易變異的階段,人類獲得抗體是更困難的事情。
五
凡事都怕“設身處地,換位思考”。
中國疫情剛剛出現在武漢的時候,湖北武漢應對不利,耽誤了最佳時機。結果到處一片罵聲。這個“罵”,很可理解。
但國家迅速做出了反應。
鍾南山院士的團隊,做了一個數學模型,說如果早5天“封城”,感染人數約在三四萬人;如果晚5天,進入三月後的感染人數約在17萬人。國內國外的幾個模型都預測,假設不“封城”,中國的感染人數,最少要在幾百萬人,多了就可能是數億人。
按照目前中國的3%病亡率計算,幾百萬人感染,至少死亡人數要達到幾十萬。
這不僅僅是數字呀,而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英國人口6650萬人,按60%感染算,大約是4000萬人;再按3%病亡率算,是120萬人。
這也是120萬條鮮活生命啊。
誰能保證自己一定是那個產生了免疫力而不是病的人?
即便產生了免疫力,在慶幸自己沒有死於感染的同時,對那些死了的人有何感想?如果恰好就是自己的親人和好友呢,會有何種感受?
難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專家張作風教授直言,英國和瑞典的所謂“群體免疫”,“是一個非常被動的做法,會對許多人造成很大的傷害。事實上,這種做法是非常非常不人道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現在,中國已被劃入國際疫情安全區,個別國人站著說話不腰疼,大讚英瑞“策略”科學,如果你身處這倆國家,也這麼想麼?
(政府對大型演唱會毫無限制)
六
有人會說,英國、瑞典和中國比不了,沒有那麼強的實力,醫療機構有可能崩潰,抗疫物資也不充足。
自然,世界上能有中國這樣的領導力、組織力、動員力的國家不多;中國通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包括醫療實力也已經今非昔比。
可是,這兩個國家畢竟是發達國家。他們的各種條件,包括醫療水平和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相當強的。
所以,非不能也而不為也。他們的政府,根本就沒想為著本國的民眾有所作為。說到底,不就是這麼回事麼。
可憐選出這種政府的選民呀。
(幾日前突然感染去世的老人)
國內有些人,還振振有詞地說,英國的民眾很平靜地接受了領導人的決定。
真的如此麼?去查查他們政府的網站,沒幾天,已經有不止十萬人請願要求政府改變現行“策略”了。
對種“策略”,世衛組織發言人瑪格麗特·哈里斯迅速提出了質疑。接著,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再次呼強烈籲歐洲各國應當採納激進的措施以及社區動員,通過限制社會接觸等來阻止疫情蔓延。他尤其強調:“不要就讓火這樣繼續燒下去。”
英國前衛生大臣傑里米·亨特在內的批評人士對這一“策略”公開表示擔憂。工黨、自由民主黨等反對黨也質疑政府的做法。
至3月14日,有超過六百名科學界人士向英國政府發出了兩封公開信,表示對政府目前的“策略”表示嚴重擔憂。另有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也寫信質疑此“策略”。
很多人提出,希望看到政府決策背後的科學證據。
3月15日,蘇格蘭緊急立法,通過了《國家衛生服務(蘇格蘭)修正按2020條例》,準備單幹了。
“群體免疫策略”,不僅策略本身的科學性,包括決策的科學性,都受到了強烈質疑。
說穿了,所謂“群體免疫”,不過是防疫不利以及逃避責任的藉口而已。
極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群體免疫”在國際上受到普遍質疑的同時,在中國國內,卻迎來了叫好聲。曾經不斷激烈質疑中國抗疫的一些人士,突然變得十分溫柔,找出各種理由,從各種角度讚揚英國、瑞典的“策略”。
真是令人齒冷。
疫情無國界,哪個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以犧牲國民生命作為“策略”,很可能會成為千古罪人。
同樣,疫情也是試金石,可以試出某些人光鮮外表下到底藏了一些什麼貨色。
還有,一些人扯上進化論來證明“群體免疫”科學。別丟人現眼了。這個策略,和進化論一毛錢關係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