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臺是魯國為魯昭公而建的臺，位於後來曲阜明故城的西北二里處，大約是今三孔啤酒廠東門大道北一帶。昭公臺始建於魯昭公即位後，也就是公元前542年之後，其始建規模並未見諸於記載。
魯昭公，即為姬裯（也有史書將其名記為“稠”或“袑”），生於公元前560年，卒於公元前510年，終年五十一歲，因諡號“昭”遂稱“魯昭公”。他是魯國“春秋十二公”之一，魯襄公之子，於公元前542年至公元前510年在位，共計33年。公元前517年，魯國因鬥雞而發生內亂，三家大夫共同攻伐魯昭公，魯昭公先後逃亡到齊國和晉國，最終卒於晉國的乾侯。
因為魯昭公是在太子子野死後繼位，並非襄公嫡長子，故各家大臣對其執政多有反對。後終因季武子支持而上臺，但還是不能贏得各家的尊重，這也就為後來魯國的內亂埋下了隱患。正如當時他即位時魯國有人說“是不終也”，他最終也確因內亂而外逃他國。
關於魯國內亂，《史記》記載如下：“季氏與郈氏鬥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
公元前517年(魯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與郈昭伯鬥雞，後來起了矛盾，季平子因怒而侵犯郈昭伯，郈昭伯由此也惱怒季平子。臧昭伯的弟弟暗中作梗，致使臧昭伯囚禁了季氏家人。季平子惱怒，就又囚禁了臧氏大臣。於是，臧氏和郈氏都向魯昭公告難。
同年九月十一日，魯昭公攻伐季氏，進入季氏家中。季平子登臺自保，先後向昭公請求“遷沂上”、“囚於鄪”和“五乘亡”，昭公都不同意。這一下可把季平子給逼急了。
大臣子家駒建議魯昭公還是同意季平子的請求，認為政令從季氏那裡發出已經很久了，而且他們黨徒極多，很可能將合謀對付昭公。然而魯昭公不聽，而且郈昭伯也請求一定要殺死季平子。
此時，叔孫氏的家臣戾和他的徒眾認為沒有季氏也就沒有了叔孫氏，便決定營救季氏，於是出兵擊敗了魯昭公的軍隊。孟懿子聞知叔孫氏獲勝，也想殺死郈昭伯。恰好郈昭伯作為魯昭公的使者前往孟氏，所以孟氏擒住了他。三家共同攻伐魯昭公，魯昭公於是出逃。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記載有大量晏子訪問魯國時同昭公的談話，其中就有昭公因魯國迷亂而問策於晏子：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於亂，何也？”
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於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於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遊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闢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通過晏子，魯昭公也就同齊國交好了。這也是昭公在內亂之後奔逃齊國的重要原因。在逃往齊國之後，昭公也同齊景公有過交談，見於《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
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
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看來，晏子知道這個昭公是扶不起來的。
後來，魯昭公又奔走晉國。《史記》記載：“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
昭公奔晉是有原因的。之前，昭公和晉國就交往頻繁。《史記》載：“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最終，昭公卒於乾侯，悲哀地客死他鄉。
昭公臺作為國公之臺，有人說是紀念之作用。既然是紀念，應該是在他死後所建。但，他至死都沒能回國，國內又怎會為其建臺。所以，昭公臺應當還是在昭公居魯執政期間所建。
關於昭公臺的位置及其建制，在後代史書、地理志的一些記載中依稀可考。
《魏書·志第六地形》載：“領縣六,戶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口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九。魯二漢、晉屬。有牛首亭、五父衢、尼丘山、房山、魯城、叔梁紇廟、孔子墓、廟、沂水、泗水、季武子臺、顏母祠、魯昭公臺、伯禽冢、魯文公冢、魯恭王陵、宰我冢、兒寬碑。”魯昭公臺赫然其中，其中也提到了之前所建的季武子臺。但，此段只是羅列了一些古蹟，並未能詳盡其地址。
《太平寰宇記》雲：魯莊公臺在魯城內。
1986年，湖北省陽新縣發現了一塊宋代“魯國之圖”的石碑，碑高1.94米，寬1.1米，厚0.13米。石碑額部刻有“魯國之圖”四字，中部為“古魯城”，城內莊公臺、昭公臺等醒目其中。且碑下部刻有南宋紹興二十四年，俞舜凱所撰跋文。這說明莊公臺、昭公臺在宋時或許依然存有遺址，且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學者的關注。
明《東野志》載：魯昭公臺在城西北二里，與莊公臺相對。這與“魯國之圖”石碑上所做標誌是一致的。
乾隆《曲阜縣志》稱此地為社稷壇，載：“壇……地周七畝二分七釐，壇高三尺，方廣二丈五尺。”規模很是壯觀。
1956年，曲阜文物普查時發現此臺，高約4米，臺基南北54米，東西120米。地表暴露均屬周漢遺物，在臺的北面土溝裡還出土了一些商和周代的骨錐、鬲足、鼎足陶片等遺物。由此可見昭公臺規模之宏大，歷史價值之高。
築臺在周朝尤為盛行，而魯國之諸臺規模甚為宏大。魯國諸臺對研究、瞭解魯國曆史文化，有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如今，歷經兩三千年的風雨歲月，這些古臺大多被現代建築掩埋，有的甚至不能確指其位置。但它們承載著歷史的厚重感，見證著魯都經歷的滄桑，述說著遙遠的過去，毋庸置疑是我們聖地人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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