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火神派爭議最集中的問題就是火神派是否有偏，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辨證地看，所謂其偏是偏其所長，偏得其所，有其長即有其偏，無偏則無其所長。
各家學說“無不有偏”
歷史上各家流派都有自己的研究重心和方向，議論必然有所側重，強調一說，突出一義。金元四家分別以突出寒涼、攻下、補土、養陰而見長，旗幟鮮明地提出獨立學說，構成了中醫豐富多彩的各家學說框架。由於強調一說，突出一義，議論與著眼點自然有所偏重，這是很正常的，劉完素主張“六氣皆從火化”、張子和“汗吐下三法該盡治病”、李東垣把大疫完全歸咎於內傷、朱丹溪的滋陰降火論可謂皆有其偏。
火神派強調陽主陰從，與陰陽並重的理論確有不同；強調腎元的作用，與東垣重視脾胃也不相同，唯其如此，才顯出其觀點的獨特性和側重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各家皆有所偏，所謂有其長即有其偏，無所長則無其偏，可以說這是各家學說的基本特點。清代李冠仙說得好：“殊不知自昔醫書，惟漢代仲景《傷寒論》審證施治，無偏無倚，為醫之聖。後世自晉代王叔和以下，無不有偏。迨至金元間，劉、張、朱、李，稱為四大家，醫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間主用涼，丹溪主養陰，東垣主溫補……前明王、薛、張、馮，亦稱為四大家，大率師東垣之論，偏於溫補，而張景嶽則尤其偏焉者也。其實《新方八陣》何嘗盡用溫補，而其立說則必以溫補為歸。後人不辨，未免為其所誤耳!”（《知醫必辨》）雖說“醫道愈彰，而其偏愈甚”之語說得過頭，終歸指明瞭各家學說“無不有偏”的事實。
對各家學說之“偏”
應予客觀分析
從另一方面講，這種所謂偏確實又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並未超出經典理論的範疇，絕未離經叛道，否則它不可能流傳下來，因為它經不起歷史和實踐的考驗，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說並不偏。明代李中梓說：“（金元）四家在當時，於病苦莫不應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謂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孫一奎則說：“仲景不徒以傷寒擅長，守真不獨以治火要譽，戴人不當以攻擊蒙譏，東垣不專以內傷樹幟，陽有餘、陰不足之談不可以疵丹溪”（《醫旨緒餘》）。《四庫全書提要》對這幾句話大加讚賞，稱為“千古持平之論”。
坦率地說，不排除有人“各承家技，始終順舊”，見到稍有不順舊的地方，輕則認為偏差，重則認為離經叛道，其實是保守思想在作怪，或者對各家學說缺乏常識。歷史上，各家學說均曾遭受非議和攻擊，可以說無一例外，有的還很激烈，看一看溫補派與寒涼派、滋陰派的爭論就可以知道。然而，這些流派今天仍被接受並予發揚，歷史證明了它們的價值和地位。關鍵是對各家學說應持歷史態度和客觀的分析，要“因古人之法而審其用法之時，斯得古人立法之心”，而不應如孫一奎所言“窺其一斑而議其偏長”。
陽虛法欽安
火神派強調扶陽的主張不過是對《內經》“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觀點的發揮而已。強調腎陽的功用，與古人“腎為先天之本”，“補脾不若補腎”的理論也有相近之處。成都中醫藥大學的汪劍教授稱：“仔細研究火神醫家的著作，便能發現‘火神派’作為中醫學術體系範圍內的一種學術流派，其理法方藥始終遵循辨證論治的規範。”此評公允。關鍵是要認識到各家流派各有所長，各具特色，“人譏其偏，我服其專。”而不要求全責備，以偏賅全，學者要善於取精用宏，博採眾長，“因古人之法而審其用法之時”，何偏之有？
“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明醫雜著》），諸家各有其長，各司其屬，為諸多醫人所遵奉，沒有人嫌其偏。“果醫者細心參酌，遇熱症則用河間，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嶽，何書不可讀？何至咎景嶽之誤人哉!”（《知醫必辨》）今筆者聊為續一句“陽虛法欽安”，即遇陽虛之證則參用鄭欽安之法。須知鄭欽安“於陽虛辨治所積累之獨到經驗，實發前人之所未發……千古一人而已！”（唐步祺語）何紹奇先生亦稱：“鄭欽安雖善用姜附，影響了幾代人，但他並不專用姜附，也不是偏愛乾薑附子，惡當歸地黃，而是當用則用。”“他的代表作《醫法圓通》，是為補偏救弊而設，他強調陰證，是因為人們往往忽視陰證的緣故。但綜觀全書，他之持論並不偏頗，這是其可貴之處。”
當然有所偏不等於走極端，更不能超出常識範圍。火神派主張陽主陰從不等於有陽無陰；重視陽虛不等於否認陰虛；主張扶陽並不廢止滋陰；廣用附子不等於濫用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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