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已有17361人確診，1135人死亡。一位在中國讀博士的伊朗留學生認為真實情況可能更嚴重。
中國商人張曉東2月14日去了伊朗，親眼見證疫情的爆發，親歷了從焦慮到恐懼的過程，後來在大使館幫助下乘包機回國。
張曉東在伊朗經商快20年，他認為伊朗疫情之所以這麼嚴重，有很多原因，例如信息不開放、宗教信仰、醫療設備不足、沒有戴口罩的文化，普通人也買不起等等。
張曉東的分析和伊朗留學生的看法，在很多地方都不謀而合。
根據伊朗衛生部消息，截至3月18日中午，伊朗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17361例，其中5710例康復，1135例死亡。無論確診還是死亡人數，都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中國和意大利。
伊朗也是目前已知最多政府官員確診的國家，包括兩位副總統、衛生部副部長、國會議員、最高領袖顧問等要員都被感染。據《聯合早報》報道，伊朗政府至少12位官員死於新冠，另外13人確診。
一位在中國讀博士的伊朗留學生告訴我們，他覺得真實情況可能更嚴重。
他在中國生活三年多，親歷了中國的疫情，2月8日回到伊朗，準備和家人共度波斯新年（3月21日），卻又遇上伊朗疫情的爆發。
他認為伊朗沒有在疫情最開始爆發的時候就加強防控工作。疫情最初是從伊朗最大的宗教城市庫姆傳播起來的，“清真寺裡的阿訇還拒絕政府不要集會的建議，他們說主會拯救我們，但病毒可不管這些，它可以攻擊所有人，包括你我，還有阿訇。所以，本來可以有所作為，但是他們沒有”。
伊朗另一個困境是醫療設備嚴重不足，在新冠患者的救治上捉襟見肘；公共信息是被篩選過的；民間幾乎沒有防疫措施，沒有口罩文化，而且口罩已經漲到很昂貴的價格，也不太能買到；伊朗經濟不太好，很多家庭都是打一天工，掙一天的生活花費，“你讓他停工，這是不可想象的”。留學生說，“所有的問題都是連鎖反應”。
回伊朗之前的最後一天，他去了北京一家商場，發現那裡人已經很少，這說明當地人已經把此事看的很嚴重了，“但是在伊朗，並不是這樣，人們還沒有認真對待此事，這非常令人遺憾”。
和他所說的這種情況可以印證的是，3月10日，一位伊朗電視臺的主持人在節目直播中突然下跪，懇請老百姓們待在家中，儘量不要出門。
不過，這位留學生認為伊朗依然還有控制疫情的機會，還有時間可以封城，避免人們在城市之間移動。“我覺得這是伊朗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伊朗經商近20年的中國商人張曉東也同時親歷了中國和伊朗的疫情，他2月14日從深圳出發，幾經轉折到了德黑蘭。伊朗疫情爆發後，他曾經兩次嘗試購買機票回國，但都在起飛當天被告知航班取消。他從最初的焦慮不安，升級到恐懼絕望，後來轉機出現，在大使館的安排下，搭乘包機回國。
張曉東向八點健聞講述了自己過去一個月的經歷，以及他憑著20年的經驗，對伊朗疫情為何如此嚴重所做的分析。
為了更真實地表達被訪者的感受，本文以第一人稱敘述。
△ 去年8月和一位宗教領袖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下同）
本想躲病毒，卻親眼見證伊朗疫情的爆發
2月14日情人節，我做了這輩子最糊塗的一個決定：去伊朗。
我是個商人，業務在中東，根據地就在伊朗。從1999年開始，我就和波斯人打交道，一開始靠賣塑膠花起家，現在貿易範圍做大了，主要從深圳批發電子產品賣到伊朗，再把那邊的精油、堅果等特產賣回國內。我往伊朗跑得很勤，基本上兩個月就要去一次，每次待上十天半個月。
2月中旬差不多是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天有幾千人被確診。而伊朗連一個病例都還沒有，剛好確實有業務需要跑，我就決定飛到伊朗去待兩天，既是生意，也能暫時避避疫情。
那時出國航班已經很少，我專門跑到蛇口碼頭坐船到香港，再飛到迪拜，最後轉機到了德黑蘭。
剛到德黑蘭的頭兩天，一切和我預想的差不多，沒看到任何疫情的跡象，幾個伊朗朋友三天兩頭約我吃飯聚餐，還很關切地問起中國的情況，並且表示同情。
可舒心日子沒過幾天。2月19日，伊朗官方就報告了首例新冠病例，兩個庫姆的老人，確診沒幾個小時後就死了。
這在伊朗當地幾乎沒有引起任何重視，但我已經有了不好的預感。第一，按國內死亡率來反推的話，伊朗感染人數應該上百了。第二，庫姆是宗教聖城，如果有人感染，擴散起來會非常快。
但那時也只是預感不好，真正覺得情況不妙是一週以後。24號我開車去見客戶，車上收音機用波斯語在播報，伊朗有個衛生部副部長被確診了，這應該是世界上第一個被確診的國家政要，病毒能傳到那麼高層的圈子裡去，說明民間的情況肯定更嚴重。從聽到廣播的那一刻起，我開始留心觀察大街上，車開過五六個路口，沒看到一個戴口罩的人，我知道事情壞了。
當天，我立馬改簽了回國的機票，原本計劃3月4日回國，改到了最近的2月25號，先飛迪拜，轉機回國。25號一早，我趕到德黑蘭伊瑪目霍梅尼機場，一看傻眼了，航班取消，這個航班前一天還是正常飛的。我一下就慌了，開始坐在機場大廳查詢其它機票，飛土耳其的、泰國的，全都滿座了，當天飛離德黑蘭的票一張都沒了。
沒辦法，我只好又買了一張3月1日飛迪拜的票。從那天開始，我從酒店搬到了伊朗的辦公室。經歷過國內的疫情，我算是有點經驗，知道酒店裡流動性大，感染風險高，我打算就在辦公室裡自我隔離，熬到3月1日。諷刺的是，就在這期間，還有很多伊朗的朋友打電話給我，叫我去吃飯，你說這我怎麼還敢去。我還勸他們也少出門，也沒人聽我的。
伊朗的疫情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那時候我已經想到伊朗會有今天的局面了。
伊朗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你說他民主吧，確實很民主，大家都隨著自己的性子來。週末晚上，一定是朋友在一起聚會，吃飯聊天，喝酒抽菸，他們覺得忙了一個星期了，週末必須要放鬆，享受生活，天塌下來也不管，該玩還得玩。
但和歐美不同的是，伊朗信息相對閉塞。還有20%的人在用最老款的功能手機，沒有上網功能。即便能上網，網速也非常慢，更別說瀏覽國外的信息。所以伊朗民眾的信息來源基本上就是國內新聞，由於伊朗官方在早期對疫情存在瞞報，這就導致很多人覺得這事沒那麼嚴重。
再有，伊朗是一個宗教國家，偏偏疫情又最先爆發在宗教聖城庫姆，這是疫情不受控的一大原因。在伊朗，宗教是大於一切的，連法律都是在宗教的基礎上建立，絕對沒有哪個政府敢說要關閉庫姆的教堂。這就等於火已經燒起來了，但你沒法撲滅它，只能眼睜睜看著。很多伊朗人不是不知道危險，但他們的信仰就是，寧願死我也要去朝拜。
還有一個，口罩，伊朗人不是不願意戴，而是買不起。你知道伊朗的口罩被炒到多少錢一個嗎？15萬里亞爾，差不多是30塊人民幣。伊朗人收入是多少呢？我給伊朗職員發的月薪是差不多800塊人民幣，在當地已經算中上水平。對他們來說，一個口罩就是一天的收入，換成我們自己，恐怕也不見得會買吧。
伊朗的醫療條件在中東還算不錯，醫生能力很強，腦科醫生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但硬件上有些欠缺，因為美國一直制裁它，很多最新的醫療設備沒法進口。伊朗的藥品基本上都是國產的，和印度差不多，做仿製藥，又便宜又好。
但在疫情的衝擊下，伊朗的醫療體系崩盤了。因為醫療資源相對不足，伊朗政府在一開始就要求所有醫院都要收治新冠病人，這就導致了醫院成了交叉感染的毒區，這有點像早期的武漢，所以很多伊朗人即便有了症狀，也不敢去醫院。
即便是這樣，醫院也面臨床位不足的問題，他們只能選擇性地收治重症患者，如果你發燒到39度以上，或者呼吸困難，那麼醫院會給你一個床位，否則就只能領到一些藥片，回家隔離。我從視頻上看到很多伊朗人在醫院外暈倒、死去，其中很多是孩子。
△在回國的包機上。
航班取消，大使館的包機救了我的命
煎熬5天以後，3月1日，我再一次來到機場，最擔心的情況還是發生了，航班又被取消。
我不算是個膽小的人，之前伊朗幾次大規模遊行，爆發衝突，開槍死人，我都經歷過，但都沒有這一次來得害怕，平時鬧得再兇，我們作為華人也能自保。但傳染病不長眼睛，不分國籍，只要被染上，我們也得死。
我立馬聯繫了中國駐伊朗大使館，這個電話救了我的命。大使館的人很清楚當下的局勢，工作人員告訴我說，他們已經在籌劃撤離，讓我把資料發過去，找個安全的地方等候通知。
當天，和我同去機場的還有兩個深圳的朋友，他們是上市公司派來公幹的，上頭的命令是儘早回國。原本我們是一趟飛機回國，航班取消以後，他們馬上計劃了另一條路線，從德黑蘭飛到莫斯科，再飛北京，最後回到深圳，第二天就有票，問我要不要一起。
我徵求大使館工作人員的意見，他們說最好不要這樣走，轉機三次，接觸的人太多，反而更不安全，還不如待在家裡等，回國的飛機一定會把我們接回去。
我當時想，還是相信祖國吧，就在電話裡報了名，序號是287，中國在伊朗滯留的華人差不多1000人（常住的有3000多，因為春節回去了2000多）這說明大使館已經籌劃撤僑有一段時間了。
沒過幾天，我接到了電話，撤離方案已經定了，總共6架飛機，由南方航空承運，確保想回國的人都能回。頭兩班留給了留學生，飛到蘭州，費用由國家承擔。後四班安排給我們這些做生意的和旅遊的，費用自己出，4100多，算是成本價。按照報名順序，我被安排在3月9日起飛，降落鄭州。大使館給同航班的人建了微信群，有120多人。
有件事情我必須要說一下，大使館工作人員真的是很辛苦。確定航班以後，其實出了不少狀況，因為大量華人都不在德黑蘭，而當時伊朗國內已經封鎖道路了，怎麼讓他們準時趕到機場就是一件麻煩事。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老太太，和她愛人來旅遊，結果被困在一個島上的酒店裡，那地方離德黑蘭至少還有兩三天的路程，更要命的是，她愛人已經被確診感染了，當地醫院也不收。那個老太太在群裡發的語音，聽著聲音都快哭出來了。後來，在大使館的介入下，他們靠著一本中國護照，一路闖卡，最後成功坐上了回國的飛機，真有點像《戰狼2》裡的情節。
還有一個讓我很受觸動的是，海外華人動用各自最大的力量互相幫助，有幫忙做翻譯的，幫忙打車的，幫忙訂酒店的，這種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我也幫了兩個來旅遊的阿姨，她們當時被困在大不里士，沒有交通工具可以來德黑蘭，語言又不通，眼看著要錯過航班了，只能乾著急。我剛好在那邊有朋友，就趕緊讓他幫忙租了輛車，價錢隨便開，唯一的要求就是要連夜把這兩個阿姨送到德黑蘭來，一路上開了12個小時。我還給她們提前訂好了酒店。這兩個阿姨我到現在也沒見過面，她們來得晚，被排到了下一趟航班。
△張曉東乘坐的包機
撤離過程6次測體溫，心驚肉跳怕被查出異常
終於等到了撤離的日子。
3月9日，我早早地就趕到了機場，機場裡已經沒什麼旅客了，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穿著防護服，全套武裝。因為疫情，我的旅遊簽證延期了一天，按規定需要繳納罰款，換取通行單。就這麼一個簡單的事情，花了兩個多小時才辦好。
那個時候，伊朗機場已經幾乎停擺了。我在出入境大廳看到了兩個中國留學生，一男一女，應該不到20歲吧，蹲在地上哭。他們原本和我同一班飛機回國的，登機牌都拿在手上了，但因為是留學簽證，需要伊朗移民局批一個出境籤，碰上移民局放假，這倆孩子就走不成了。
我會說波斯話，還幫他們和機場的工作人員說情。我說移民局放假了，你讓這倆孩子怎麼辦，能不能特殊照顧一下。對方說不行，沒有上頭的文件，他也擔不起這個責任。不知道這倆孩子最後回來了沒，真是一件挺揪心的事。
1點半準時登機。從那一刻開始，中國的專業和高效就和伊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上飛機前，所有人要測一次體溫，四個人一組，測一個上一個，算上進機場和過安檢測的兩次，這已經是當天第三次測體溫了。測完後，每人領到一個N95口罩，之前戴的全都要換下來扔掉。
飛機是波音787，每排有9個座位，3個3個隔開。不能挨著坐，要把中間的位置空出來，相當於每排坐6個人。工作人員全都穿著防護服，聽說已經不是空乘了，都是鄭州疾控部門派人經過航空培訓上崗的。廣播不斷重複，讓我們全程儘量不上廁所，不喝水，不摘下口罩，因為誰也不知道飛機上有沒有病毒攜帶者。
大概起飛兩小時後，工作人員又來測了第四次體溫。這次就出現狀況了，光我看到的就有3個人被請出了座位，帶到最後幾排，離我最近的一個就坐前兩排。人們一下子就警覺起來了，我也緊張得不行。一是怕自己也會被請出來，二是怕感染，畢竟我們要在這麼一個密閉空間裡待上6、7個小時。
北京時間3月10日凌晨1點多，飛機降落在鄭州機場，沒有人歡呼，也沒有想象中的激動場景，可能大家都知道更嚴格的檢查還在後面吧。果然，我們被要求10人一組下飛機，接受海關檢查。平時是要走出入境大廳的，這次海關臨時在外面搭了一個檢測點。所有人摘下口罩，對比一下護照上的照片，然後領一支溫度計，夾在腋下，測了第五次體溫，因為凌晨的氣溫很低，再用掃描槍可能就不準了。
這一次，又有兩個人出現了異常，直接被等在一旁的救護車拉走了，我們其他人坐上了大巴，前往隔離點，大巴車上也是隔著坐的，一輛車坐了沒幾個人。
差不多開了一個多小時，到了郊區的一家度假酒店。等待我們的就是最後的終極檢查了，專業的醫護人員，三對一檢查，先測體溫，然後讓你嘴張開，用探測棒刮喉嚨，又抽了兩管血。探測棒的結果幾分鐘就出來了，陰性陽性。血液樣本要送回醫院。這時候，又有兩個人被帶走了，那基本就是確診了。
我算了一下，這一趟行程，前前後後總共測了6次體溫。每次檢查心都跳得厲害，就怕聽到那句，“麻煩您出來一下……”。
終於可以睡上一個安心覺
目前，我正在度假酒店裡接受14天的隔離。
酒店條件很好，房間夠大，一日三餐送到門口自取。房間裡還有一個體溫計，每天早晚自己測量兩次，把情況彙報到群裡。如果有其它不適症狀，或者需要心理干預的，也可以在群裡提出來。
對我來說，最好的事情是終於可以睡上一個安心覺了。
在伊朗辦公室的那兩週，我幾乎夜夜失眠。窗外經常能聽到消毒車開過噴灑藥水的聲音，手機裡不斷收到朋友發來的視頻，不知道哪個醫院門口又有人卡著脖子倒下。這一切曾經離我那麼近，讓我不由自主地發抖害怕。
現在還有很多海外華人在經歷我所經歷過的一切，有些人的處境恐怕比我更糟。但無論如何，我把自己的故事拿出來分享，我想感謝所有為我們的平安回國付出過努力的工作人員。你們的專業和高效，打消了國人的疑慮，讓我們得到了妥善安置。你們所代表的中國形象，讓我從心底裡覺得溫暖和自豪。
毛曉瓊、季敏華|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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