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二王,父子倆的異同你知道嗎?

書法這門藝術形式,每個人有每個人感悟,王羲之是王獻之的爹,但王獻之與王羲之在書法上的追求是不一樣的,書學史上也是眾說不一,褒啊貶啊從來就沒消停過!

雖然李世民極力推崇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但從歷史上證明,也不能說明王獻之書法成就趕不上他爹王羲之。那麼王家這爺倆在書法上有什麼不同呢?


都知道二王,父子倆的異同你知道嗎?

王獻之《新婦地黃湯帖》

1、“內懨”與“外拓”

“二王”在技法上的特點,書家往往以“內懨”與“外拓”標示。如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雲:“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多姿”;“右軍用筆'內撅’而收斂,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說:後人用內撅、外拓來區別“二王”書跡,很有道理,大王“內撅”,小王“外拓”。試觀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用形象化的說法來闡明“內撅、外拓”的意義,“內撅”是骨(骨氣)勝之書,“外拓”是筋(筋力)勝之書。右軍書“一拓直下”,就是“如錐畫沙”,“外拓”的形象化說法,可以用“屋漏痕”來形容,放縱意多,收斂意少(參見《二王法書筲窺》)。用“內撅”、“外拓”雖可說明“二王”書藝中計:多不同處,但也不能涵蓋一切,細察也未必十分科學。大王能“內撅”也能'外拓”,當是“內撅”為主“外拓”為輔,小王能“外拓”也能“內撅”,當是“夕卜拓”為主“內撅”為輔,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審美理想為轉移的。潘伯鷹說:“有人說羲之'內撅’,獻之'外拓’。這最多也只說得一半。”(《中國書法簡論》)此言頗有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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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法來源不同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中曾述自己看法並批評米芾見解:“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人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今人侯鏡昶認為:包世臣以為大王筆源於隸,小於筆源於篆,此見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語概括鍾繇、王羲之、王獻之三家真行書特點及淵源:鍾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於分書,曲出於篆書,直出於隸書(《淪鐘王真書和的真偽》)。看來王氏父子書藝有兩個主要來源,遠源均出於秦漢篆隸,近源則出於鍾、張,然後陶冶融鑄,發展成各自的體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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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初月帖

3、草書聯綿不同

王羲之學張芝草書,從形勢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鉤連,但一般不作多字聯綿,僅二至三字一筆出之。他用張草的使轉,發展為內向的、斂蓄的今草。王獻之既學其父,也學張芝,突破王羲之聯綿模式,成為更多字的貫通,為“一筆書”;由內向而轉為外侈,由斂蓄而化為奔逸。所謂“一筆書”是指“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參見《書斷》)。世稱“一筆書”始自張芝,王獻之則是以張芝為“槓桿”,以羲之草書為“支點”,完成一種“破體”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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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鵝群帖

4、骨勢不同

羊欣說:“獻之善隸藁,骨勢不及父。”張懷瓘《書斷》中說:“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王獻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轉中有時未能沉著痛快,而有輕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內撅、重骨氣,故字勢雄強。當然這是從高層次上的比較。王獻之何嘗不重骨勢?如《洛神賦十三行》,清張廷濟在《清儀閣題跋》中說:“風骨凝厚,精彩動人”;“然風神駘蕩,氣骨雄駿,固已無美不臻”。當然王獻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錘鍊多年,其骨勢自能更臻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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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保母帖》,清宮舊藏

5、媚趣不同

王僧虔曾說:“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羊欣也有同樣的說法。王獻之書藝體勢似鳳舞鸞翔,以紆迴鉤連為流美,以縱馳放逸為快意,以墨彩飛動為神逸。張懷瓘《書議》中說其體勢“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同時也指也王獻之“時有敗累,不顧疵瑕”。其實王羲之書也多勿門趣,因此曾有人非議,韓愈《石鼓歌》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張懷瓘也說他“有女郎才,無丈夫氣”。晉人書法中的媚趣與時代風尚有關,這種“媚”,是一種雄媚,而不是柔媚。獻之之媚在流動跳蕩中、在險峻放逸中呈現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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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藝術哲思不同

王羲之書藝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中和,在多種對立因素之中調和統一。他在書法的形質(如肥瘦、方圓、短長、骨肉等)方而能無過無不及,在書法的神采(如奇正、氣度、韻趣等)方面無乖無戾。項穆《書法雅言》雲:“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與突破其父草書模式一樣,王獻之也是有意識地改變其父的創作思想,他將“中和”轉為“失衡”,走向以“奇”、以“險”爭勝的新境界。項穆也認為“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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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書體不同

先說章草,王獻之承其父法家範,從《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風采。此帖章草筆法古雅,然俯仰跳蕩,大小錯雜,也顯示自由不拘的個性。再說楷書,南朝宋虞和《論書表》說:“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張懷瓘《書斷》說,王羲之書寫《樂毅論》給獻之,獻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人聖,筋骨緊密,不減其父。如大,則尤直而少態,豈可同年”。再說行書,王羲之情深調合,會古通今,創造卓越,《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是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開拓、立法,為後世樹立廠典範。而王獻之在行書上雖也頗有貢獻,但他的行書並未能走出乃父的規範,其凝練、器宇、才氣都不及其父。在草書上,父子各有特點,羲之特出不群,穎悟此道,除繁就省,創立廠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筆書”方面卻是子勝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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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保母帖》,清宮舊藏

吳德旋評論說:“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餘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見《初月樓淪書隨筆》)黃庭堅《山谷題跋》中又加以比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耳。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餘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當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評價,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其《王羲之傳論》雲:“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枋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唐太宗的評淪完全傾向於王羲之一邊,但從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於王獻之,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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