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鄉年鑑》——中學語文教材收錄的生態文學名著
丹曾文化繼續為您獨家推出著名生態文學學者、翻譯家胡志紅教授對生態文學經典作品《沙鄉年鑑》的解讀。
《沙鄉年鑑》是一部優美的散文，是作者醫治荒棄土地的生態實踐。斗轉星移，利奧波德的“沙鄉”，收穫了十幾萬清冽甘甜的文字。
“世界的啟示在荒野中”。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環境的醫生，為生病的自然環境送去一劑良方。
請放慢生活的腳步，安靜地欣賞自然，觀察一棵植物的生長，一寸土地的綠化，一雙動物的眼睛。
《沙鄉年鑑》：一部浪漫與科學精妙融合的生態倫理經典
胡志紅
博士生導師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五 危機中誕生的“土地倫理”
最後一部分隨筆涉及到人之心靈和精神，其重心是哲學和倫理，旨在突出生態思想淵源上承先啟後的利奧波德。[1]在這部分中，利奧波德提出並闡明瞭影響深遠的“土地倫理”。《土地倫理》是他最具代表性、也是全書最後一篇結論性散文，把前面文章中所提到的各種問題聚在一起，並提出解決辦法。他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人與非人類世界之間的緊張關係問題，必須進行倫理的擴展。具而言之，就是將傳統中以關懷人為中心的倫理擴展為“土地倫理”，將共同體的概念延伸到土地，以構建生物（或生態）共同體。為此，他這樣說道：倫理的發展已經歷三步。最初的倫理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後來的倫理擴展到處理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現在的倫理研究要“向人類環境中的第三因素(土地)延伸”，進一步擴展到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土地倫理只是擴大了共同體的邊界，把土壤、水、植物及動物包括在其中，或把這些概括為：土地”。土地倫理的建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因為它重置了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用利奧波德的話說：
“土地倫理要把人類在土地共同體中的征服者角色轉變為普通成員和普通公民，這意味著不僅要尊重共同體中的其他同伴，而且要尊重共同體本身”。[2]此外，他還提出要將“社會良知”拓展為“生態良知”，以將土地也納入人的關懷範圍，因為“缺乏良知的義務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社會良知從人延伸到土地”。[3]最後，他還提出了衡量人之行為是否符合土地倫理原則的“金科玉律”：“當一件事有助於維護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當它與此背道而馳時，就是錯誤的”[4]。
全書將自然經驗與自然思考、日常生活與職業生活有機結合在一起，並將日常活動置於倫理和精神的框架中進行考量，從而賦予其價值與意義。生態批評學者舍曼·保羅（Sherman Paul）認為，該著的結構中有一個關係意識在起作用。每一部分呈現作者生活的不同方面：“生活在野生中的農夫”。享受週末簡樸的鄉村休閒生活，利奧波德也直言不諱地將環境困境的原因歸咎於亞伯拉罕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 ；回憶野生中的生活，摻雜淡淡的失落。他明確地描寫自己思想的蝶變，從人類中心走向生態中心；當下的教授生活，他努力探尋走出困境路徑。為此，他提出了土地倫理，以從根本上解決人與非人類世界間的緊張關係。[5]
在整部著作中，利奧波德既試圖將個人融入其中，但又不能張揚自我，既要放棄自我，但又保留自我，維持 “放棄”與“保留”之間的張力，在淡化自我過程中，凸顯了自然萬物存在的權利和生態整體的先在性，真正體現了生態的謙卑，這恰恰是個生態創生的過程。結 語
如果說自然書寫文類的奠基者亨利·戴維·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是一片永遠純潔的自然，代表他超驗自我，是他人生的標杆，因而漫步湖畔，讓人沉思；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1907-64）筆下的自然則是被徹底毒化的風景，毒素無所不在，甚至已侵入我們的身體細胞，真無可救藥，因而身處自然，令人驚恐，那麼利奧波德筆下的沙鄉則是一片嚴重受傷但卻可救贖的自然，通過詳細記錄沙鄉康復的過程，提煉出具有普適價值的土地倫理，從而指出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實可能路徑，所以行在沙鄉，予人希望。
簡而言之，《沙鄉年鑑》將現代美國風景濃縮成一個因人的貪得無厭和傲慢無知而導致衰敗破落的農莊——“沙鄉”，但利奧波德筆下的“沙鄉”還未病入膏肓，而主要作為一種內涵豐富的生態隱喻而存在。 然而，在當今世界，“沙鄉”早已成了一種廣泛存在的嚴峻生態現實，因為以效率和產值最大化為目標的所謂的科學種植早已清除了那些所謂的“無用”動植物物種，所以在那些看似欣欣向榮的產業化農場背後實際上掩蓋了物種種類的極度貧乏，真令人痛，讓人憂。在利奧波德看來，要成功應對當下的和潛在的、長遠的危機，給人類創生自我、社會和自然永續和諧共生的希望，唯有內在精神的變革和倫理的更新。
[1]James I. McClintock. Nature’s Kindred Spirit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4, p.27.
[2]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72-74.
[3]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76-78.
[4]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89.
[5] James I. McClintock. Nature’s Kindred Spirit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4,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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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選讀：
沙鄉年鑑
生態學意識
資源保護是人和土地之間和諧一致的一種表現。儘管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孕育，資源保護仍然像蝸牛一樣蠕動著，所取得的進步大部分仍然是一種書面的虔誠和大會上的演講。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我們依然是在每前進一步時就要往回滑兩步。
如何解決這種尷尬的局面？一般的回答都是:開展更多的資源保護教育。沒有人懷疑這一點。然而，能夠肯定只有教育的分量需要加大嗎？是不是在這個內容中同時還缺少點什麼？
要給這種教育的內容做一個簡潔的恰如其分的概括，是很困難的。不過，根據我的理解，它在實質上就是:
遵紀守法；行使投票權利；參加某些組織，並在你自己的土地上來進行實踐，以證明資源保護是有利可圖的。其餘的事情則由政府來做。這個方案不是太容易，以致根本不能完成任何值得去做的事情了嗎？它不分正確與錯誤，也不提出任何義務，也不號召做出一定的犧牲，在流行的價值論上也不進行任何改變。就土地的利用而言，它激勵的也僅僅是開明的個人權利。試想一下，這樣的教育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有個例子可能會做一部分回答。
到一九三〇年時，除了那些對生態學毫無所知的人，所有的人都已經很清醒地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威斯康星西南部的表土層正在向海洋流失。一九三三年，農場主們被告知，如果他們能在連續五年內採用一定的補救措施，政府將派國家資源保護隊來免費進行安裝，並提供必要的機器和材料。這項提議被廣泛地接受了，然而，當五年的合同期滿後，這些措施則又廣泛地被忘卻了。農場主們繼續使用的僅僅是那些能使他們獲得最直接和最明顯收益的措施。
這種情況導致出一種想法，即如果農場主們自己制定出規則，也許他們會懂得更快些。於是，一九三七年，威斯康星的立法機關通過了土壤保護區法令，它事實上是對農場主們說:“我們，政府，將免費向你們提供技術服務，以及你們所需要的專門機器的貸款，如果你們將制定自己的土地使用規則的話。每個縣也可以制定它們自己的規則，這些規則將具有法律的效力。”結果，幾乎所有的縣都迅速地組織起來接受了這種有利可圖的協助。可是，經過十年的實踐之後，還是沒有一個縣制定出一個單獨的規則來。在這個實踐過程中也有明顯的進步，如條播、牧場更新、土壤灰化等，但是並不禁止在林地放牧，也不禁止犁耙和乳牛進入陡坡。一句話，
農場主們只是選擇使用那些確實有利可圖的措施，而忽視那些對共同體有利，同時顯然對他們自己無利的措施。當人們問到為什麼規則制定不出來時，回答是，社會還沒有做好支持它的準備，在制定規則之前，必須先進行教育。然而，在進行中的教育，除了那些受私利支配的義務以外，實際上是不提及對土地的義務的。結果則是，我們受到的教育越多，土壤就越少，完美的樹林也越少，而同時，洪水則和一九三七年一樣多。
在這種形勢下的令人不解的情況是，那些除了私利以外所存在的義務，是為幫助改善道路、學校、教堂，以及棒球隊這樣一類農業社區的事業而存在的。這些義務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使得注入土地的水的活動能夠循規蹈矩，或為了保護農場景觀的美麗和多彩，而且也不曾被認真嚴肅地討論過。使用土地的倫理觀念仍然是由經濟上的私利所支配的，就和一個世紀以前的倫理觀念一樣。
總而言之，我們要求農場主們做的是他能以保全其土壤的實用主義的事情，而他也就做那一點，並且僅僅是那一點。那位把樹林伐成七十五度的陡坡，把乳牛趕進林間空地放牧，並把雨水、石塊以及土壤一起傾入社區小河的農場主，仍然是社會上一位受尊敬的成員(同時也是正派的)。如果他向他的田裡撒石灰，並按等高線種植他的莊稼，他就仍然享有土壤保護法的所有特權和補貼。這個法令是一部漂亮的社會機器，但它卻因為有兩個汽缸而患有咳嗽病。因為我們過於膽怯，太急於求成，以至於我們不能告訴農場主們其義務的真意義。在缺乏覺悟的情況下，義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要把社會覺悟從人延伸到土地。如果在我們理智的著重點上，在忠誠感情以及信心上，缺乏一個來自內部的變化，在倫理上就永遠不會出現重大的變化。資源保護還未接觸到這些最基本的品行的證據，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哲學和宗教都還沒有聽說過它。因為我們企圖使資源保護簡單化，我們也就使它失去價值了。
選自《沙鄉年鑑》，【美】奧爾多·利奧波德著，侯文蕙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期內容：《沙鄉年鑑》：為被破壞的生態開一劑良方 | 胡志紅
（評論者：胡志紅）
[評論者簡介]
胡志紅，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外語學院兼職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四川省有突出貢獻優秀專家，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理事會理事，四川省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美國愛達荷大學訪問學者。
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西方文學與文化及生態批評研究，主要學術成果：出版專著《西方生態批評研究》和《西方生態批評史》、譯著《實用生態批評》，獨立主持並完成兩項國家社科基金，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其中多篇被人大複印資料等刊物以中/英文全文轉載，曾先後榮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學術成果一、二、三等獎及優秀獎。
奧爾多·利奧波德，細緻的自然觀察家，敏銳的思想家，造詣極深的文學巨匠。美國享有國際聲望的科學家和環境保護主義。《沙鄉年鑑》是作者最重要的自然隨筆和哲學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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