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瘟疫從武漢爆發至今，對它的知識需求早已經超越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範疇，轉而進入更深更廣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向度。從“野味肺炎”喚起的對人與動物關係的重思，到歷史上各種大型瘟疫留給人類社會的經驗；從危機管理的全球合作機制，到被打斷的資本流動與勞動者的困境；從各主權國家防疫牽涉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到與瘟疫伴生的種族主義在全球各地的民間社會回潮……在這場瘟疫註定將在我們生命裡留下的痛苦記憶之外，我們希望以系統的公共知識生產，搭建一個人文社會向度的討論空間，以對抗面對災難時的無力與絕望。《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欄目推出“疫論”系列，嘗試理解這場瘟疫暴露出的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既有問題，以及它將帶來的深遠的全球變局。
關心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發展的讀者，想必已經注意到英國政府在3月12日關於英國國內疫情的表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反，英國的策略是“延遲”，以期最終達到“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至於這意味著何等嚴重的後果，在新聞發佈會上，約翰遜只語焉不詳地說“許多家庭將提早失去他們的摯愛親人”，但《柳葉刀》主編Richard Horton和我國科學家饒毅等專業人士已經給出了更詳盡的分析，指出“群體免疫”概念在沒有疫苗情況下的荒誕性。3月16日，帝國理工大學的弗格森團隊推翻了此前約翰遜發提出的防疫策略所參照的模型，稱此前模型是基於錯誤的數據分析（對危重症病病例佔比的預判過於樂觀），他們發佈的最新預測模型參考了意大利的疫情發展，在比較以英國政府為代表的“延緩（mitigation)”策略和以中韓為代表的“壓制（suppresion）策略”之後，得出“壓制策略是更優選擇”的結論。這一報告迫使英美政府幾乎同時加強了干預的力度，也宣告了英國政府短暫的“群體免疫”口徑的逆轉，放棄此前約翰遜宣佈的“延緩”。目前，英國已經開始加緊防控，學校陸續停課，絕大多數企業也開始採取遠程在線辦公的方式運作。
第二天，英國多家媒體的封面都打出了約翰遜這句“很多家庭會痛失所愛”
儘管約翰遜公佈的第一個千夫所指的防疫戰略已經逐漸被英國政府放棄，但仍然有許多細節耐人尋味。如果我們仔細聽約翰遜3月12日的講話，會發現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這篇講話，與其說是給出了具體的策略，其實更多的空洞的道德宣示（ platitude），少數的言之有物的地方，是他對於保護 NHS（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不受到衝擊的決心。在約翰遜看來，他首先要保護的對象，是 NHS 而不是國民，從這個邏輯出發，潛在的受感染人群，甚至已經悄然從需要救治的對象變成了衝擊秩序的麻煩製造者。其二，雖然一般的觀感驚訝於英國政府在疫情面前“躺倒”了事，但仔細聽約翰遜以及一眾官員的措辭，我們會發現，與其他政府常見的表達 （如“密切留意”，“反應”等）相比，保守黨政府官員更多地在使用“拖延 至夏天”和“管理”等帶有強烈主觀能動性的表述。不僅如此，保守黨政府在解釋為何不採用封鎖等積極干預措施時，舉出擔心民眾出現“行為疲勞（behavioral fatigue) ”這一不同尋常的理由。這提示了我們，對幾天前英國政府引發的“群體免疫”爭議，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解讀為“佛系”或放任自流的“躺倒式抗疫”，更應該分析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本文的分析，正是從這兩個觀察出發。
政黨政治生態中的 NHS危機
先說一個有趣的數字。說起英國的政黨政治，大部分人的認知裡英國與美國類似，在實際中都由兩大黨壟斷政治資源，在美國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英國則是工黨和保守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工黨進入英國政治版圖的 120 年時間裡，實際執政的時間加起來，卻只有短短三十年。這三十年工黨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便是艾德禮政府在二戰後建立了NHS。英國人對NHS有多驕傲？如果各位細心看2012 年倫敦奧運的開幕式，就會注意到英國人專門安排了向 NHS 致敬的一幕。因此，工黨在歷次選舉中必定高舉捍衛NHS的大旗。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對NHS的致敬。 視覺中國 資料
與工黨相比，保守黨與 NHS 的關係更微妙一些。作為一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黨，保守黨的意識形態註定了他們難以抗拒公共服務私有化的誘惑。然而，保守黨即便成功私有化了鐵路（British Rail）和郵政服務（Royal Mail），甚至還打起了 BBC 的主意，卻始終不敢公開挑戰 NHS 的地位。哪怕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如撒切爾夫人，也要向選民反覆強調自己維護 NHS 的決心。 不但如此，約翰遜等政客還逐漸學會了化被動為主動，利用NHS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例如在脫歐公投的動員中，脫歐派就向選民描繪了這樣的前景：從前英國每週要給歐盟交3.5億英鎊，脫歐之後政府就可以用這筆錢來支付 NHS的費用。儘管事後證明這一鉅額“脫歐紅利 (Brexit dividend)”只是鏡花水月，但並不妨礙這一策略為脫歐派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去年12 月的大選中，保守黨又利用人們對脫歐拉鋸戰曠日持久的厭倦心理，在選民心目中建立起“只有保守黨勝選，政府才有能力處理脫歐(所謂“get Brexit done”)；只有處理了脫歐，政府才能處理 NHS等民生問題”這一邏輯鏈條，最終對工黨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
保守黨競選時打出的牌：英國每週要給歐盟交3.5億英鎊，這些錢足夠每週建一所NHS醫院。
然而競選口號和實際運營醫療系統終究不是一回事。經歷過去十年的保守黨執政的開支緊縮政策， NHS日漸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從下圖可以看出，NHS 的經費增長，在保守黨執政以及保守黨——自民黨聯合執政期間顯著低於歷史平均數字。 坦率地說，緊縮政策並不僅僅是英國的問題：歐盟對赤字率的嚴苛要求，使得不少歐盟國家在預算上捉襟見肘，民眾怨聲載道。這次疫情意大利的局面如此慘烈，與此不無關係。 但即使與其他實行緊縮政策的歐盟國家相比，NHS 的資源不足問題也顯得比較突出。就拿醫院床位來說，世界經合組織的數字表明，英國每千人只有2.6個醫院床位，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低於意大利的3.2和中國的4.3。 另外，英國每千人只有2.8個醫生和7.9個護士，同樣也遠低於世界經合組織的平均值。 保守黨政府當然也意識到目前的 NHS 資源配備完全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疫情——帝國理工的最新報告顯示，倘若按照保守黨政府此前宣佈的“延緩”策略，哪怕是在比較樂觀的情況下，需要的ICU 床位也將至少是存量的8 倍，死亡人數則會達到 25 萬人之多——保守黨此前將部分希望寄託在退休醫護人員能在短時間內重返崗位，然而《衛報》最近的調查顯示，大部分退休醫護人員並沒有意願響應政府這一號召。 因此，只有理解了保守黨執政下 NHS 資源多麼捉襟見肘，才能理解為何延緩疫情峰值對約翰遜政府如此關鍵，至於“群體免疫”這一引起軒然大波的概念，不過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說辭罷了。
儘管在英國民眾的觀感中， NHS 服務體驗下滑（主要是患者候診時間太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麼多年下來，保守黨總能通過話術掩蓋這一事實，在近年的選舉中基本沒有因為 NHS 問題被工黨佔到什麼便宜。但考慮到這次疫情對 NHS 造成的潛在衝擊實屬前所未見，相信保守黨政府在參考了其他各國的經驗後，已得出結論： NHS 的承受能力實際上比民眾所感知的更脆弱。因此保護 NHS不受衝擊，成為了保護過去十年保守黨政府執政遺產的首要任務。疫情，對民眾而言是健康問題，但對於政客而言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何況問題一旦全面暴露，葬送的絕對不是約翰遜一個人的政治前途，而是保守黨未來的選情。
類似地，在我們追問英國政府為什麼不採取中國或意大利式的封鎖政策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這些措施的實施都依賴足夠的警力，而過去十年在保守黨政府施政下，警力方面的削減同樣讓人詬病。 平心而論，在過去幾年裡，英國民眾對警力削減的抱怨並不嚴重，因此這個話題更多地出現在議會的辯論裡。但如果保守黨政府在採取封鎖政策的過程中充分暴露削減警力的後果，那麼對反對黨同樣也是一份大禮。行文至此，我們大概就能明白約翰遜所提到的“群體免疫”其實不代表保守黨政府的防疫策略——事實上，“群體免疫”只是對一個狀態的抽象描述，本身也不可能成為策略，衛生與社會保障大臣近日已經承認了這一點。 保守黨政府的真正用意，是在多年公共開支不足的前提下仍勉力維持民眾對公共服務的信心，以免釀成公共健康和政黨政治的雙重災難。
輕推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行為主義轉向
本文開頭談到，英國政府一開始拒絕大規模封鎖，是出於對民眾可能會出現“行為疲勞（behavioural fatigue）”的擔心。具體而言，“行為疲勞”指的是如果在疫情一開始便實施力度很大的干預，在一段時間後，當民眾產生厭倦心理不再願意配合時，高風險的行為（如大規模集會）將會出現反彈，如果此時正值疫情達到峰值，將一發不可收拾。這一名詞雖然在媒體報道中一筆帶過，卻是約翰遜政府防疫政策中關鍵的一個考慮，也提示了輕推小組（nudge unit)及行為科學理論在英國防疫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因如此，才有了 681 位英國行為科學家簽署公開信一事。這封公開信對“行為疲勞”這一關鍵概念提出了質疑，並要求政府公佈這一論證的根據。 事實上，就連輕推小組自己的顧問，也撰文批評“行為疲勞”這一概念在科學上站不住腳。
所謂 “輕推小組”，其正式名稱是行為洞察團隊 （Behaviral Insights Team，或 BIT)， 前身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在 2010 年引入內閣的顧問團隊，現在已經發展成為業務遍佈三十個國家的半官方機構。 熟悉經濟學或心理學的讀者，想必能馬上看出這個機構與塞勒（Richard Thaler，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行為經濟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塞勒的主要貢獻，是將經濟學和心理學打通，對“損失厭惡 (loss aversion)”，“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心理賬戶 (mental accounting)”等新古典經濟學不屑於研究或無法解釋的“非理性”經濟行為作出系統解釋。嚴格地說，塞勒並不是第一個考慮經濟決策中的非理性成分的經濟學家，早在五六十年，西蒙（Herbert Simon，197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人就曾提出“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的假說，認為人在實際經濟活動中信息和理性往往並不充分，因此更依賴於一系列心理捷徑 (heuristic)。由於種種原因限制，有限理性理論在與經典的理性選擇理論的競爭中處於下風。直到塞勒結合了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人的心理學研究，才在西蒙等人的基礎上走得更遠，對經典經濟學假設構成了更深刻的挑戰，以至於有評論者感嘆“塞勒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卻殺死了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時至今日，行為經濟學的應用非常廣泛，今天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遊戲化設計(gamification)，就借鑑了大量的行為經濟學理論。
行為經濟學的走紅，其實也離不開 2008 年金融危機後此起彼伏的懷疑論思潮。回到 2010 年，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並不是唯一對“輕推”這一概念感興趣的政府首腦（奧巴馬同樣很感興趣），甚至也不是第一位對這一概念感興趣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布朗都曾參考輕推專家的意見）。但與其前任不同，卡梅倫的興趣，不在於利用輕推理論使民眾更好地遵守法規，而在於在金融危機後為市場中的非理性成分甚至失效提供合理的解釋，從而消解當時瀰漫在西方社會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乃至對資本主義的懷疑和憤怒。
在卡梅倫執政期間，保守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創新是“大社會（big society)”理論。顧名思義，這是保守黨偏離撒切爾路線的一個嘗試——後者的名言是“不存在所謂社會這種東西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具體而言，“大社會”理論通過調動群眾和社區的積極性，填補政府削減公共服務後留下的空間，力圖在原子個人主義（atomic individualism)和大政府之間取得折中。不難看出，卡梅倫對行為主義經濟學感興趣，看重的是這一理論所承諾的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力和控制力——塞勒甚至有點挑釁意味地稱自己的理論為“自由至上父權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這一戲劇化的概念由兩個核心部分組成，即給予個人最終選擇的自由（“自由至上”），但在選項以及選項呈現方式的設計中，政府或機構可以利用人的認知偏差或心理捷徑加以引導（“父權主義”），從而達到設計者追求的理想效果。甚至可以說，以輕推理論為代表的行為科學理論，實際上揭示了晚期資本主義的行為主義轉向。與哈耶克，弗裡德曼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鬥士不同，塞勒等人對“姓社姓資”這一類辯論沒有太大興趣，並拒絕把 “自由意志（free will）”或“自主性（autonomy）” 等傳統上被目為不可觸碰的概念神秘化，同時也很難被簡單歸類為撒切爾——里根時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 （market fundamentalist)”。他們不再企圖通過說教和宣傳向受眾傳達並使他們接受某些觀念，而是利用人類的本能和普遍存在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達到某種預想的行為結果。
因此，輕推理論的追隨者對結構性的改革往往缺乏興趣，在政策設計上往往追求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在他們看來，過去的政策制定者大都落入了一個誤區，即認為重大的問題必然意味著昂貴的解決方案。相反，輕推理論的追隨者醉心於通過改進交互界面(interface design)，引入遊戲化設計（gamification)，利用信息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等技術性微調達到目的。從減少車輛超速到氣候變化，從提高器官捐獻參與率到貧富差距，在輕推理論的理論家眼中，大部分問題都可以通過點數，勳章等一個或多個微小而即時的”輕推”得到解決。例如當員工覺得工作環境壓抑和無意義，結構性的解決方案是通過改善企業文化和在企業決策中增加員工的存在感，從而加強員工對僱主的認同，而行為主義的解決方案則是將工作任務遊戲化（就像亞馬遜在不降低工作強度的前提下，引入小遊戲試圖減輕倉庫員工的壓力）；再比如，針對民眾過度消費導致個人財政狀況惡化，結構性的解決方案是檢討消費主義如何侵蝕社會價值觀，但行為主義的解決方案則是設計一個 app，每一筆消費自動為用戶存下零頭。誠然，根據不同的場景，結構性和行為主義的解決方案各有利弊，但在施政上，後者對保守黨的吸引力顯然遠大於前者。因此，行為洞察團隊被保留了下來，各個政府部門也被鼓勵聽取行為科學家的意見。根據行為洞察團隊的統計，2010-2016 年間，全球各國政府大約進行了 375-550 次“輕推”實驗，其中英國 政府就佔了300-400 次。
麥克葛妮高長期鼓吹通過遊戲化設計解決現實問題，這是其名作《現實已崩壞：為什麼遊戲會讓我們變得更好以及遊戲如何改變世界》
英國政治家非常依賴自己的顧問，例如前財相賈維德（Sajid Javid），因為無法接受自己的顧問被突然解僱，不久前憤而辭職；再比如工黨黨首科爾賓在 12 月敗選後遭受千夫所指，其中相當一部分指責並不是落在他本人身上，而是指向他的幾個顧問。約翰遜本人也同樣非常倚重自己的首席特別顧問康明斯（Dominic Cummings），後者參與了從脫歐公投到抗擊新冠肺炎等一系列策略的出臺過程，為約翰遜的一系列政治賭博立下汗馬功勞。仔細觀察康明斯本人的言論，會發現他（以及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均是“輕推理論”的追隨者。在兩年前的一次行為科學家的會議中，康明斯本人就把脫歐公投的成功視為實踐“輕推理論“的得意之筆——例如上文提到的“英國每週要給歐盟交3.5億英鎊”的宣傳口徑，正是為了激活民眾的 “損失厭惡”。 據連線網站（Wired.co.uk)報道，康明斯不久前曾召集了幾十家科技公司代表開會，要求他們說明自己的公司可以為抗擊疫情提供什麼幫助。其中外賣網站Deliveroo 和優步都提出了與政府分享數據以便實現人口的大規模追蹤。令人驚訝的是，康明斯拒絕了這一提議。在康明斯等人看來，大動干戈的追蹤，封鎖以及因此導致經濟活動失速，與他們信奉的“輕推”理論相比，顯然是太笨拙，太昂貴，也太不高明瞭。
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或行為主義經濟，在08 年金融危機過後，這三者在實踐中的結合有著越來越強的內在邏輯。在以放鬆監管，為大資本減稅等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為主調的80，90 年代，新自由主義往往以實現個人價值，推崇個人的企業家精神等面目出現，而在金融危機後，這套個人為自己境遇負責的邏輯搖身一變，又成為了右翼政府要求民眾接受削減公共支出等緊縮政策的理由。在實踐中，涓滴經濟學實際上受益的主要是富裕階層和大資本，正如緊縮政策主要傷害的是中下階層——例如 NHS多年經費不足造成的後果，註定將由普通英國民眾而非享用私營醫療服務的富裕階層來承擔。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輕推理論為標誌的行為主義理論興起，將注意力焦點轉移到個體行為的模型的準確性和解釋力上，實際上為保守黨政府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其能繼續迴避結構性的改革以及掩蓋多年緊縮政策的惡果。理解以上的背景，我們就能理解約翰遜政府此次應對失當背後深刻的政治原因。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行為主義經濟學的後果註定將殘酷而劇烈地交織在一起。在歷史上，這些政策都曾被奉為（或至今仍被奉為）高明的智慧，只是不知道等他們被證實或證偽之時，英國人已經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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