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標題《 中國營造學社，一個學術傳奇》，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營造學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動盪的中國考察了上千處古代建築。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從來不是在大江南北找尋一處處被人遺忘的古建中遇到的艱苦、瑣碎、危險——儘管這些也絕非沒有堅定信念所能克服；思想上的挑戰更為迫切：如何在近乎空白的知識傳統上，以一種開創新天地的氣魄，首次用現代學術精神及方法檢視這些古老遺產，用中國人自己的語言和觀看方式，重新發現中國古代建築。
記者/劉周巖
1936 年梁思成（中）和莫宗江（左）考察陝西咸陽順陵
1963年，全國政協在政協禮堂二樓為70歲以上的委員們舉辦了一場祝壽宴會，居首席的是92歲的朱啟鈐。這位老人從光緒年間開始做官，民國二年即兼代國務總理，三四十年前人們就尊稱他為“桂老”（朱啟鈐字桂辛）了。50年代周恩來去家中看望他時，朱啟鈐仍關心著世界，開口第一句話是“蘇聯衛星上天，舉世矚目”，但已顯現出記憶的衰退，把孫輩向周恩來介紹成“他們都是三青團員”，引得眾人又驚又笑，孫子連忙糾正：“不是三青團員，是共青團員！”
雖是重要政治人物，曹聚仁稱其“是寫民國史前半頁的主要人物，袁世凱總統時期的國家柱石”，九十大壽時與朱啟鈐最親近的群體卻是中國建築學界，專為他出了一本紀念集。當時建築界著名的“南劉北梁”——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和南京工學院建築系主任劉敦楨自稱為朱的“弟子”和“門人”，他們請人為朱啟鈐摹了一幅絲繡小像並送上宋版《營造法式》殘本照片，此外賀壽的還有故宮博物院單士元、清華大學莫宗江、同濟大學陳從周、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劉致平、文化部文物局羅哲文等，匯聚了中國古建築研究的眾多骨幹。30年前，朱啟鈐用領導一個國家的資望和視野，投入全部精力帶領這些年輕人創辦了中國營造學社——最年長的劉敦楨、梁思成加入學社時分別為34歲、29歲，最年輕的羅哲文以練習生身份加入時僅16歲。他們做出了奠基性的事業：恢復出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
在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歷史學者陳薇教授和圖書館白穎館長向本刊記者展示了“鎮院之寶”——數個不同版本、寫滿修改批註的《中國古代建築史》，這部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集體著作共改過8稿，主編是該校教授劉敦楨。連同梁思成於1944年抗戰期間完成的《中國建築史》，共同構成了中國人自己對於中國建築歷史的最早系統論述——作為工匠“技藝”存在了數千年的亭臺樓閣，由此成為進入思想、審美知識體系的“中國建築”。陳薇教授說：“至今為止，兩部通史中所蘊含的知識含量、思想內容、史料性和真實性、精準性和可靠性，尚無個人的中國建築通史專著能夠超越。建築史首先是關於建築歷史真實的記錄史，這個建築歷史真實檔案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肇基於1929年開始的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
劉敦楨長子、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劉敘傑生於1931年，是目前唯一還在世的親眼見過營造學社在北京辦公情形的人。他向本刊回憶，依稀記得去找父親時，營造學社的同事們“在故宮旁邊中山公園的東朝房，幾間屋子裡，幾個人安靜地伏案工作”。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在文章中回憶，當時學社每天工作6小時，上班時不說話聊天、不辦私事，到休息時梁思成帶頭到院子裡活動，整個班子工作效率極高。每隔一段時間，學社成員就要外出田野考察，劉敘傑小時候對父親的記憶很淡薄，因他總是在外做古建築調查。學社成員走過了全國近200個縣，調查了近千處古建築，其中許多是新發現或新識別的。
這個憑一己之力開創一個學科的學術社團，卻只是私人性質，且存在時間頗短。1930年前後成立，1946年便宣告結束。主要的建築調查工作更是從1932年梁思成、劉敦楨正式加入，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間完成的，不到5年時間，正式成員最多時不過十餘人。一系列的機緣，造就了這個無可複製的“傳奇”社團。
古建築研究的種子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內，一處二層空間被闢為“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這個小型博物館還處在試運行階段。除了學社當年珍貴的測繪手稿、照片、出版物外，一把銀鎬置於顯眼的位置，這是中國城市近代化的標誌性文物，也可視作學社的最初起點：1915年6月16日，時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在北京正陽門（即前門）改造工程開工典禮上用這把鎬拆去了舊城第一磚。
朱啟鈐主持的前門工程改造前和過程中情形，這是近代對北京城的第一次現代化改造
正陽門是明清兩代內城正門，民國後此處商販雲集，加之箭樓兩側便是火車站，雖熱鬧繁華，但舊有的建築形制造成了北京最初的擁堵，內外城交通嚴重阻隔。朱啟鈐決意拆除甕城並打開部分城牆。計劃提出後，輿論反對意見很大，袁世凱為表支持，專為這次工程特製了一把50餘兩重的銀鎬，其上字跡至今清晰可見：“內務部朱總長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於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
改造前門打通京城東西軸線後，朱啟鈐還打通了府右街、南長街與北長街、南池子與北池子，開通了京城南北方向交通要道，奠定了日後北京核心區域的基本交通格局。除此之外，將北海、天壇等皇家御苑開放為公園，創辦第一個博物館古物陳列所，將北戴河開發為中國第一個旅遊度假區，乃至確定春節假日製度，都由他直接提議或領導完成。這些變革時代的新政舉措，尤其是大量涉及建築工程的部分，為朱啟鈐日後發起學社工作埋下了直接的種子。
生於1872年的朱啟鈐，和梁啟超、蔡元培等年齡相差均在三四歲以內，這一代人自幼受傳統教育，青年時期正趕上“戊戌變法”，經歷社會的鉅變和西方的衝擊，“如何讓中國走向現代”成為一代人的思想母題。朱啟鈐一直是統治系統內部的職業官僚，這與一些更激進的變革者不同，例如梁啟超——變法失敗讓他流亡日本，長子梁思成就於1901年在東京出生。
朱啟鈐作為與梁啟超、蔡元培等年齡相仿的“戊戌一代”，一生所涉事業範圍極廣（FOTOE供圖）
據朱啟鈐生前秘書劉宗漢的回憶文章，朱幼年喪父，雖受傳統私塾教育但未走科舉之路，從小操持一個大家族的事務，反倒鍛煉出辦事才能，15歲時就被外祖母指定協辦外祖父喪事。一些材料將朱啟鈐的字“桂辛”誤寫為“桂莘”，據劉宗漢解釋，朱啟鈐是取《宋史》上的典故，為自己取字桂辛，又字老辣，意為“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日後人們回憶作為營造學社創辦者的朱啟鈐時，他的形象總是一個慈眉善目、開明包容的和藹老人，但其前半生在清末民初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步步高昇，絕非等閒之輩，而是有著相當的政治手腕。例如1916年朱啟鈐曾受託兼任中興煤礦公司董事會長兼總經理，希望起用德國工程師並從西門子公司訂購新設備，然而他接任以前礦井剛剛發生了約500人死亡的特大事故，當時的總礦師正是一位德國工程師，工人們的牴觸情緒因此極為強烈，上告至官家。但朱啟鈐深知，若不用新技術，煤礦生產沒有希望，於是一方面頂住工人反對的壓力，另一方面積極協調分配利益，得以推行改革，使這個負債累累一度停產的礦井在他接手後扭虧為盈，後更建設成為全國第三大煤礦。
在曾任軍機大臣的姨父瞿鴻禨的提攜下，朱啟鈐20歲出頭開始宦途生涯，很快嶄露頭角。這一時期維新變法的社會氛圍及許多身邊人都對他的思想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他17歲時迎娶的比自己大3歲的夫人陳光璣。陳光璣自小被過繼給叔叔陳遠濟，陳遠濟是清政府駐英法比參贊，她便隨任出國，在巴黎長大，十餘歲後才回國。陳光璣的異國見聞及陳遠濟帶來的西方思想、圖書，對青年朱啟鈐產生了重要影響。朱啟鈐是晚清一代中幸運獲得“知己伴侶”的改革者，他終身沒有納妾，這在那樣年代、那種地位的人是罕見的。他對子女的教育也相當開明，允許女兒自由社交、參加舞會，這在當時也讓很多人感到“不妥”。
因姨父瞿鴻禨的關係，朱啟鈐結識了清末政治人物徐世昌，又在後者的推薦下，遇到了一生中重要的貴人袁世凱，於是快速升遷，跟隨這一派勢力開始了對“新政”的探索。朱啟鈐歷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蒙務局督辦等職務，籌辦遊民習藝所（勞動教養機構），這些工作都讓他接觸西學，與外國人交往頗多。1905年，借徐世昌執掌巡警部的契機，朱啟鈐33歲時迎來了仕途生涯的重要節點，他先後被任命為京師內城和外城巡警廳廳丞，統管京城警務。
“清末的警察和現在的警察不是一個概念，和同一時期的西方警察也不同，職權要大得多。警務也恰恰是新政改革中務實操作的關鍵。”天津大學建築學院丁垚教授告訴本刊。彼時現代“城市”的概念初興，除治安外，人口普查、公共衛生、消防、救濟貧困等都在警務管轄之列。朱啟鈐開始從負責具體事務躍升到思考制度層面的創新，“創辦京都警察市政”是日後他給自己這一段時期的總結。曹聚仁如此評論：“我們如今看來，警察算得什麼？在當時，卻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輕有膽識敢作敢為的敢去推行。”例如在外城大柵欄推行單行道制的時候，肅王的手下違反規定，朱啟鈐和同事就有勇氣罰了10銀元，並向肅王解釋而獲得了他的理解。朱啟鈐在北京城第一次安裝城市路燈的時候，還有御史參奏向皇帝彈劾控訴，認為違反祖制。幾乎所有他要做的事對於這個古老帝國而言都是陌生的，最初的機動車交通規則制定、“建築控制線”概念，均誕生於朱啟鈐治下的北京。曾有研究者指出，近代化走在前列的幾個城市中，上海、天津等地受外國人被動影響居多，北京自主探索的城市管理法律制度建設是最完善的，對全國起到示範作用。
據記載，那時的朱啟鈐就已對建築工程有著特別的興趣。他常騎著大馬巡視京城，訪問老工匠，“一切有形無形之故跡，一一週覽而謹識”。60年代朱啟鈐在晚年的一次私下談話中曾對年輕助手牟應杭袒露，他對古建築學的興趣，首先是從橋樑工程開始的，因為父親是在一次過河走墩時失足淹死的。這樣的經歷讓他不像一般知識分子看不上“工匠”之學。牟應杭回憶當時朱啟鈐教導他：“往往因為一些偶然的原因，引起你對某一事業發生興趣，這一點，你千萬不要忽視。”光緒年間朱啟鈐初做官員，監督修築大橋，曾親自下到坑底查看工程情況，當時的人都十分稱奇，一般官員是不會這樣做的。
辛亥革命後清室覆滅，朱啟鈐因與袁世凱關係密切，轉而升任全國層面的領導職位。民國建立以後，朱啟鈐先出任交通總長，掌管全國交通尤其是鐵路建設規劃，繼而任職務範圍更寬的內務部總長，當時內務部下設六個司，分別為：民治、警務、禮教、土木、疆理、衛生。民初幾年，可以說朱啟鈐是新政前沿的實權派人物。
舊遺產與新形制之間的關係，成為朱啟鈐自然的思考。例如對前門的改造，輿論一開始大多持反對意見，有認為“破壞風水”者，有認為“壞古制”者，乃至有人鼓動商戶和被拆遷民眾鬧事，一時“謗書四起”。朱啟鈐以其政治手腕推動了事情順利進行，並且說服京漢、京奉兩鐵路提供部分經費。進行施工時邀請外國工程師參與設計、監工，也注意保護文物，使箭樓成為一個新的景觀，增築月臺、為門窗安裝新式玻璃，在正陽門和箭樓石梯入口處增購新的石獅。交通問題得以徹底解決，工程竣工後，社會輿論普遍讚揚。
只不過這一段大展身手的黃金時期甚為短暫，為朱啟鈐執政提供全面支持的袁世凱到1916年已經向一條危險的道路走去。
今年89 歲的建築學家劉敘傑，是劉敦楨之子，童年時曾見過營造學社在北京辦公的場景（寶丁 攝）
《營造法式》浮現
1924年，23歲的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梁思成在日本一直長到11歲，辛亥革命後隨父親梁啟超回國，在清華學堂接受了全面教育。如今他和林徽因共同決定留美學習建築這門新學問，梁啟超十分支持。入賓大不久，梁思成找到建築史教授古米爾（Alfred Gumaer），要求旁聽原本是二年級才上的建築史課。後來，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對此的解釋是，梁思成“受父親的影響，對歷史特別感興趣”。
一段時間後，梁思成告訴古米爾，建築史是他最感興趣的課。那一門課他上得格外認真，留下來的課程筆記和圖畫，數十年後由林洙專門整理為一本小書出版。
古米爾自然地問梁思成：“中國建築的歷史是怎樣的情況？”梁思成無從回答，只能說據他了解還沒有文字的記錄——事實也確實如此。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原院長秦佑國教授告訴本刊，新建築——區別於中國傳統建築形式的新材料、新觀念的現代建築設計，在中國盛行是在1900年前後。從一開始人們就敏銳意識到建築的象徵含義，於是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凡是中國人自己建的重要建築，都儘可能採用西洋式的，如陸軍部、大理院，以示求新、與世界接軌。而外國傳教士或其他西方機構建的，卻多用中國元素，以示本土化，例如協和醫院、燕京大學。”秦佑國說。
大家忙於在這片土地上建造新建築，才發現對於中國古代建築，歷史上從未認真研究。陳薇教授說：“在西方，古建築研究可以說是考古的一部分，建築是古代文明的直接物證。但在中國不太一樣，或許是我們的歷史傳統太發達了，尤其是文字傳統太發達了，建築沒有被很重視地用於構建文明認知，在傳統知識體系裡更多地被視作形而下的、技術層面的東西。”梁思成在日後的調查中每每能體會到這一點。每到一地受到地方知識分子或官員的熱情招待，如果提出想看“古物”，大家會對那些古老的廟宇視而不見，反而帶他去看碑刻，只是因為“上面有字”。
清華大學所藏營造學社資料，這些測繪圖在今日也是最高水準（寶丁 攝）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內的“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寶丁 攝）
在賓大，梁思成典型的課程作業包括以適當的風格完成一座未完成教堂的設計，以原歷史背景重新設計巴黎凱旋門但又不能背離當時環境，或修復損毀的建築物。這些訓練極為重要，梁思成也得心應手，即使和美國同學比較也是頂尖的。1927年2月，他入學賓大兩年半即獲得學士學位，半年後又獲得碩士學位。梁思成顯然有更大的抱負，他想填補對中國建築認知的空白。當他進入哈佛大學繼續學習時，論文題目就已十分明確地定為中國古建築研究。但他遍尋圖書館內的現代參考書，沒有一本能夠令他滿意。中國人自己沒寫過，而外國人寫的他認為“語焉不詳、不通文法”，只是生搬硬套西方建築觀念，根本沒有獲得理解中國建築自身發展邏輯的鑰匙。
那把鑰匙，已由朱啟鈐找到。
1919年，朱啟鈐擔任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前往上海，途經南京時順路到江南圖書館翻閱古籍，意外看到了影宋鈔本《營造法式》——宋代官方頒佈的建築工程規範，作者是宋徽宗時期的將作少監李誡。此前，已發現的中國古籍中有關建築的術書僅有一本《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營造法式》這本宋代寶典承上啟下，成為“啟萬物之匙”的核心文本。朱啟鈐當即通過江蘇省長齊耀琳將此書借出，並請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此後又邀諸同好及古籍專家陶湘多方蒐集版本與相關古籍資料，整理校勘出版更好的版本。《營造法式》就此為中國知識界所瞭解，其中自然包括梁啟超。據梁家好友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記述，梁思成在為論文參考書遍尋哈佛圖書館時收到了父親為他寄來的《營造法式》重印本。梁啟超在寄去前仔細翻閱，於信中評論道：“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梁思成後來告訴費慰梅，看到此書的感受先是驚喜，隨之而來的是莫大的失望和煩惱——這部鉅著竟如天書一般，無法讀懂。然而他已意識到，這是一扇打開中國建築史的重要大門。
這本書的發現也成為朱啟鈐人生轉折的樞紐。根據劉宗漢的回憶文章，1916年袁世凱復闢失敗後，朱啟鈐就已萌生退意。劉宗漢認為，和袁世凱的關係中朱啟鈐有許多被利用之處，“受到很大的精神創傷”，但畢竟有知遇之恩，二人在推行新政等諸多方面也可謂志同道合。朱啟鈐日後“不說袁的好話，同時也不大喜歡別人說袁的壞話”。即便青年時好友章士釗來談袁世凱，他也仍先強調“不以成敗論英雄”，才展開話題。
《營造法式》的發現成為退隱的絕好契機，自此以後，朱啟鈐將全部精力放在了文化和經濟活動上，此後被選為議長、張學良邀請出任北平市長等，朱啟鈐均不再出山。他晚年號“蠖公”，蠖為屈身隱退之意。1925年朱啟鈐成立了一個雛形的“中國營造學會”，邀請幾位同輩好友，如表弟瞿兌之、古籍專家陶湘和闞鐸、從政時期的舊部葉恭綽等，開始了相關古籍的收集、校勘、研讀工作，以及圖籍、模版的製作，並於1928年在中央公園辦了一場小型展覽會。只不過這一時期的工作仍侷限在傳統知識分子的文獻研究。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文物建築教研室主任徐怡濤教授向本刊介紹，對一般人而言，《營造法式》是一本無法閱讀的“天書”：“這是一本技術性很強的書，編修《營造法式》的目的，主要是統一建築標準，以關防工料，防止工程中的貪汙和浪費，節約國家開支。編修者李誡長期在‘將作監’任職，類似於做到了今天的住建部部長。書中內容都不見於當代社會的日常行用，普通人自然難以理解。”徐怡濤的父親徐伯安生前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梁思成主要助手之一，曾幫助梁思成完成《營造法式註釋》，他也曾以“用鈍刀子割肉”來形容閱讀《營造法式》的感受。究其原因，這本書中的諸多宋代建築術語令後世十分陌生，例如“鋪作”“卷殺”“襻間”“生起”“偷心”等，因建築技術未被納入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知識體系，即便字典辭書也無從查詢。營造學社成立之初曾想編纂一本古代建築詞彙對照表，因低估了工作難度而未能完成。
這本“天書”卻非啃下去不可。徐怡濤介紹，《營造法式》之所以重要，因其沒有停留於紙面，在相當程度上配合當時的政令達到了實踐目的。《營造法式》編修和刊行歷經宋哲宗、徽宗兩朝，蔡京為相時奉旨鏤版海行。據徐怡濤團隊最新研究證明，該書發至全國的時間不晚於崇寧四年（1105）。“李誡在《營造法式》序言中有一句話，說是要‘新一代之成規’，這看似普通的修辭表達，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越發深切地認識到，《營造法式》的確深刻影響了其後數百年間的建築形制。”例如在晉東南，徐怡濤的研究表明，《營造法式》刊行後，晉東南的建築形制逐漸向《營造法式》的主流形制靠攏，並且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金代。“《營造法式》的影響是全國性的，但這種影響並非在各地同時實現，而是存在時空差異，《營造法式》在山西的影響存在由南向北、由早而晚的趨勢。明清斗拱雖然和宋式不同，但如果去對照《營造法式》，會發現非常強的繼承關係。”徐怡濤近期開展了張家口太子城的考古遺址建築復原研究，這裡因恰好位於2022年冬奧會奧運村核心區域，近兩年獲得契機展開系統發掘，嘗試復原當時的金代行宮建築時，徐怡濤團隊就以《營造法式》為依據。“復原結果被近期不斷的考古發現所證實，說明金代建築和《營造法式》之間有繼承關係的設想是成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應用漢族制度，《營造法式》中的建築規範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說《營造法式》還是中國文化連續性的最好體現。”徐怡濤介紹。
《營造法式》當年對梁思成的重大意義也顯而易見。尚在美國的他收到父親越洋寄來的這本書後，已然預感到他們夫婦畢生的事業將會和這本書所揭示的中國“營造”之史結下不解之緣。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民國政府駐渥太華總領館舉行婚禮。據丁垚介紹，3月21日是宋代記載李誡的去世日期，選這一天是紀念之意。兒子出生後取名梁從誡，意為：師從李誡。
1952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在北京清華園家中會見英國建築師斯金。此時林徽因已經病重（FOTOE供圖）
學社終於成立
1928年，國家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成立，其中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啟了現代史學、考古學等一系列新學問研究。同一時期建築學也蓬勃發展，中國建築師學會和諸大學建築系相繼成立。但處於“歷史”與“建築”二者之間的古代中國建築史研究卻沒有被官方機構提上議程。朱啟鈐此時已進行了幾年的《營造法式》研讀，以私人身份成立了學術團體進行古建築研究。1930年2月16日，朱啟鈐發表《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正式宣告成立——最初辦公地只是北平朱啟鈐宅內大客廳右側房間內的三張桌子而已。
建社宗旨中，朱啟鈐解釋了最初名稱本為“中國建築學社”，反覆考慮後改為“營造學社”，不只因學社成立契機是《營造法式》，更因為“營造”是比建築更大的概念：“若專限於建築本身，則其於全部文化之關係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範圍而名以營造學社。”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館長劉暢告訴本刊，正是這一點，成為朱啟鈐和梁思成、劉敦楨這樣知識背景、人生志趣全然不同的兩代人一拍即合的連接點。“朱啟鈐意識到，在中國古代，建築師不是一個獨立的行當，而是和整個手工業聯繫在一起，是有跨度、有覆蓋面的。建築這個學科在整個東亞傳統文化圈裡本來就不存在，反而為朱啟鈐打破學科壁壘提供了條件。”劉暢展示了一幅林徽因1926年設計的聖誕賀年卡圖案，主體形象是藝術女神，建築、雕塑、繪畫是奉獻給她的三個禮物——和朱啟鈐的理解殊途同歸。東方這個行當的傳統和西方的理解在剎那間交匯，讓兩代人走到了一起。“建築既是藝術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藝術和科學的混合，這是學社真正的視野。如果理解成只調查建築、畫些圖，流於細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偏頗，那都不是學社真正的特點。”劉暢說。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劉暢，他認為朱啟鈐和梁思成兩代人都認同建築不應侷限於單一學科壁壘之內（寶丁 攝）
為建立學社，朱啟鈐把畢生積累的資源投入其中，只看營造學社的社員名單幾乎無從瞭解這是什麼社團，包括：軍政財界人士，如張學良（軍人）、錢新之（財政次長）、葉恭綽（交通部長）、朱家驊（教育部長）等；文教界人士，如周詒春（清華校長）、馬衡（故宮博物院院長）、袁同禮（北平圖書館館長）等；不同門類名學者，如李濟（考古學）、陳垣（歷史學）、葉公超（英國文學）、李四光（地質學）等，以及其他各界名流。這些人並非學社專職人員，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提供支持的朱啟鈐的朋友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朱啟鈐曾經的部屬。朱啟鈐更是聯繫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獲得美國庚款資助，為學社提供了充足且穩定的資金保障。劉敘傑回憶，父親劉敦楨只做學社研究工作而不接“私活”，500大洋的月收入足以讓一大家子人過上中等生活，曾經買下的史家衚衕八號院後被分給兩位部級幹部居住，當時劉敦楨給幾個孩子每人都請了用人。而梁思成在學社的工資還略高於劉敦楨。
中國營造學社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十分開放的國際化學術平臺。第一期《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立社宗旨專門附上了英文譯本，諸多日本學者、美國學者均在社員之列。朱啟鈐在成立大會上的演講詞今日讀來都頗受震撼：“曰中國營造學社者，全人類之學術，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東鄰之友，幸為我保存古代文物，並與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鄰之友，貽我以科學方法，且時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勵。”
朱啟鈐不是建築學者，卻能為學社確立百年後看來仍高瞻遠矚的宗旨與方向，丁垚認為這其實和他在袁世凱時期的經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袁世凱決意復辟以後，1916年任命朱啟鈐為登基“大典籌備處處長”，參與的是一系列極為重要的工作：例如根據新“國體”而將故宮的屋頂換為紅色，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重新命名等。“朱啟鈐在袁氏當國期間參與和主持國家典禮設計與建設一段，實際是‘制定禮樂’的工作，不僅與北京宮室壇廟建築關係極大，而且對其超越營造實務、從國家象徵的層面理解建築問題當有過極大促進。”丁垚說。
通過曾任清華校長的朱啟鈐的好友周詒春引薦，梁思成在學社成立之初便與朱啟鈐有所聯繫。到1931年前後，因為林徽因的病和“九一八事變”等原因，梁思成舉家返回北京，隨即順理成章加入了這個與他們的志向無比契合的社團，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亦參與學社工作。
次年，從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留學回國，在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任教的劉敦楨也加入學社，他的幾篇關於古建築研究的文章，讓朱啟鈐等人注意到並引為同道。朱啟鈐於是取消研究部稱謂，重新任命梁、劉為平等的法式部主任和文獻部主任，再加上他們的助手，學社構架正式形成。劉敘傑回憶，那時南京是民國首府，且正要進入“黃金十年”，他父親劉敦楨作為大學教授和建築師，交往的都是上層階級，舉家去陌生的北方研究古代房子，家族裡的人是反對的。“母親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她堅定支持父親的選擇，鼓勵他去北平研究自己想研究的內容。”劉敘傑說。劉敦楨的妻子陳敬出身湖南名門，自幼在教會學校受到良好教育，對丈夫的事業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
丁垚說，後人往往看到梁、劉二人個人際遇的幸運，其實建築史這門學科也是幸運的。“梁先生‘高’，劉先生‘博’，他們都是百年難得一遇的人才，做什麼都會做得很好，只是他們正好選擇了做建築史。我們今天做建築史，可以說是既‘不幸’又奢侈——兩位大師已經把學科的格局奠定完成了，但他們對我們的研究對象做出了那樣好的示範。”當時學習建築回國的一批人，多數選擇做建築師、設計新建築，做建築史研究實際是冷門，梁思成就曾把自己的選擇稱作“逆時代的工作”。
多年以後，朱啟鈐自撰的寥寥數百字概括一生的年譜中特意提到梁思成、劉敦楨加入學社一事，認為從這一刻起，“吾道始行”。
營造學社與清華大學1946年簽署的合作組建清華大學營建系的協議
日本學者的挑戰
1931年5月，在中國進行古建築調查的日本學者關野貞驅車調查清東陵，途中經過薊縣，無意中透過車窗看到一座古建築，雖有一道磚牆相隔，仍遮擋不住上面巨大的四坡屋頂，“一瞥之下”即認定這是非常古老而不一般的建築，於是下車察看——當時中國最早的木構建築遼代獨樂寺被發現了。關野貞一回到北平立即前往朱啟鈐家，向他詳細告知這一發現始末。
學社工作尚未開展就迎來了第一個挑戰。日本學者提出了一個看似合理的建議：中國人並無對古代建築的田野研究經驗，學社可以考慮由日本人主要進行田野調查，中國人側重文獻研究。當時沒有人知道，中國人是否有能力獨立開展自己的田野研究。
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的徐蘇斌教授是中日建築交流史研究專家，曾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並以日文出版多部專著。她告訴本刊，中日建築同源，日本學界以現代方法進行古建築研究又早於中國，日本成為了貫穿中國營造學社歷程的重要“他者”參照。
徐蘇斌教授說，日本的中國建築研究的大背景是當時日本的“東方學”研究，包括考古學、史學、藝術、民族學等諸多方面對中國的重新審視，建築是其中一支。“大家都知道古代日本受中國巨大影響和近代中國向日本學習，其實近代日本對中國也有極多關注。因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要反思全盤西化、重新認識自身，就要探尋日本文化的起源，再加之東方民族的自尊感和東方學研究的責任感，以及一些殖民主義者的慾望，種種動機疊加，導致日本的東方學研究雖遲，但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
營造學社前往山西進行田野調查的場景，當年許多重要古建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路途異常艱辛
1901年，創立日本東方建築學研究傳統的伊東忠太從天津大沽上岸，開始了日本學者的第一次中國建築考察。也正是他4年前提議使用“建築”一詞作為學科命名，在中日兩國沿用至今。抵達北京，他立即參觀了北海、雍和宮、頤和園等處著名建築，7月21日獲准對紫禁城進行測繪，經20日的工作後留下了當時有關紫禁城的唯一測繪圖。他發表文章總結作為中國建築代表的紫禁城的特點，雖也提及貧乏重複、構造薄弱等不足，但以佈局嚴整、手法妥當等六大優勢為主，高度讚揚。徐蘇斌教授認為，“比起歐洲人的中國建築觀，他的建築觀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對後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英國人弗萊徹（Banister Fletcher）的《世界建築史》是當時國際學界最有影響力的建築史論述，在梁思成、劉敦楨留學時期閱讀此書並對其中的歐洲中心論表示不滿之前，伊東忠太已經強烈反對過該書觀點：“也許中國人看歐洲建築還不合理呢……責罵中國建築，餘沫也濺到日本，認為日本建築拾中國之牙慧。”書中的“建築之樹”示意圖體現得最為明顯：主幹是希臘、羅馬，生長出枝繁葉茂的近現代歐洲各國建築，“中國、日本建築”寫在一起卻根本沒在樹幹上，被視作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被認為是非傳統的。伊東忠太要為中國建築“正名”——也就是為日本建築正名。那一趟考察之旅延長至三年之久，他離開北京又到大同、雲岡、五臺山、正定、趙州、開封、洛陽、西安等地；再從成都繼續向東，過重慶、武漢等，比較中國南北建築的性質；又從漢口再向南，前往後來中國研究者也極少到達的貴陽、雲南，最終從雲南去往緬甸考察其他亞洲建築。以一己之力對中國古建築摸了一次底。
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築史》是伊東忠太的答卷，30年代中文譯本出版時，校對正是梁思成。這本書只寫到六朝，也未提及《營造法式》，因為伊東忠太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尋找日本建築的根，所以最關注六朝。然而中國建築的寶庫一旦打開，剩下的部分其他日本學者迅速迎頭趕上。
1931年發現獨樂寺時，關野貞已63歲，比朱啟鈐還大4歲，距他1906年第一次來中國考察更是已過去20多年。當時他的研究已經進入到“支那陵寢”這樣有針對性的課題，所以才會在去清東陵的路上途經薊縣。而此時中國營造學社剛剛創辦，尚未對如此古老的建築進行過現場調查。梁思成很清楚：“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整理我們自己的建築史，那麼早晚這塊領地會被日本學術界所佔領。”他接著說：“作為一箇中國建築師，我不能容忍這種事情發生。”
徐蘇斌教授告訴本刊，她認為營造學社有著很強的民族主義動機。“民族主義本身是個中性的概念，在一個時期、一個事件上，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梁思成晚年曾寫文章回憶在日本美好的童年時光，但他顯然對日本有很複雜的情感。據徐怡濤講，父親徐伯安高考選擇報考院系時，由於不確定清華“營建系”是教建築設計還是土木工程，而選擇上了北大“建築系”，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又併入清華。清華初期之所以特殊命名，梁思成不用“建築”一詞，部分原因是這是由日本人翻譯的。
劉敘傑也向本刊回憶，父親劉敦楨最初走上古建築研究之路，和在日本留學期間的直接見聞有很大關係。“由於日本政府和民間都很注意保護古蹟，所以至今還有不少早期建築保存完好。父親在課程學習和旅行參觀中有機會看到這些，很為它們讚歎。聯想到更為豐富的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只有日本和德、法少數學者做過一些考察和研究，國內學界於此反而寂寞無聞，這種反常的現象使父親深感慚愧和痛苦。”劉敘傑說。
關野貞向朱啟鈐告知獨樂寺發現後不久，梁思成正式全職加入營造學社，第一次外出調查的目的地就是關野貞發現的獨樂寺。這次“同題競賽”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到後續的學術安排。丁垚說，此行的挑戰不在於知識層面對獨樂寺建築風格和年代的判斷，也不在於現實上田野考察的艱辛，“挑戰在於如何實現西方建築學方法的中國化。這一路程，也是中國建築‘現代化’之路”。真正的挑戰是思想上的：如何能夠在日本人全面“代勞”之前，實現中國人自己的古建築觀看視角。
營造學社為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大佛所攝照片。獨樂寺是他們考察的第一站，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田野調查的“黃金五年”
1932年4月，梁思成一行前往北京以東的河北省薊縣。他們乘坐的是每天早上6點發車的長途車，約11點左右到達。當晚梁思成給北平打回電話：“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他們的美國朋友費慰梅如此評論：“一聽便知，是個城市人第一次下鄉的冒險經歷。”雖然31歲的梁思成早已遊歷歐美，這卻是他第一次深入中國縣城，也是第一次離開主要交通幹線。
在薊縣獨樂寺前，梁思成給出了一個人對一座建築所能給出的最高評價，“驟見此閣，如入極樂世界”。但不是因為獨樂寺本身的雄偉壯觀，而是因為敦煌唐代壁畫中淨土圖在他心裡刻下的印象，觀音閣和山門正與其中的建築十分相似，與宋、明、清的建築迥然不同，他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唐風”：“偉大之斗拱，深遠之出簷，及屋頂和緩之斜度，穩固莊嚴，含有無限力量，頗足以表示當時方興未艾之朝氣。”
數天的緊張工作之後，考察組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功。1932年發表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成為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里程碑。在宏觀與微觀層面，梁思成的觀察都令人驚歎。整合了建築與美術素養而得的藝術敏感讓他對建築造型有著準確的整體把握，一點“異樣”都能迅速察覺，他如此評價觀音閣外觀比例：“以全部權衡計，臺基頗嫌扁矮，若倍其高，於外觀必大有裨益。然臺基今之高度，是否原高度，尚屬可疑。”直到近年來通過文物管理部門的日常保護工程才得知，現今院落地坪之下約2米甚或更多，才是唐遼時期的地坪，與梁思成當年的預言別無二致。至於對觀音閣木架進行力學結構計算，更是梁思成的西方建築學方法應用於古老中國建築的小試牛刀。
營造學社所制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測繪圖
丁垚認為，更重要的是梁思成在這次研究中體現出的思想抱負，例如將“斗拱”比作Order（柱式）之於西方建築的意義，這是找到了中國建築自己的發展線索。而同樣是將獨樂寺判斷為遼代建築，梁思成的入手點和關野貞十分不同。關野貞著重分析獨樂寺與其他遼代建築的相似與不同，以確定其時代歸屬與遼式風格，至於梁思成，遼本身並不是關鍵。丁垚評述：“梁思成從獨樂寺的扶壁栱枋上淺刻的栱形出發，比照唐（敦煌壁畫）、宋（初祖庵和《營造法式》）、明、清，最後才到同是遼代遺物的華嚴寺、木塔，最終發出遼式特徵之問——如此遍及歷代之論述，哪裡只是在勾畫遼式特徵，分明在找尋一部‘中國建築史’。”
獨樂寺考察之後，學社的中國成員能否自己完成田野調查的問題再無疑議。當時和後世的評論均稱，這不僅超過了日本人對中國建築研究的水準，而且超過了日本人對日本建築研究的水準。
有計劃、有系統的田野工作就此展開。調查工作首先從河北開始：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兩赴正定，調查正定隆興寺、趙州橋等；1934年，劉敦楨偕陳明達、莫宗江兩次前往河北西部，勘探慈雲閣、易縣清西陵等；1935、1936年，劉敦楨等又多次進行調查。莫宗江和陳明達等幾位年輕人加入學社後，作為梁、劉等人的助手，很快成為測繪隊伍主力。與此同時，山西由於集中保存大量早期木構建築也成為調查重點。1933年，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第一次赴山西，調查大同古建築及雲岡石窟，以及著名的應縣木塔；1934年，梁林夫婦同費正清夫婦一同前往晉汾地區調查，此後又再次前往，測繪趙城上下廣勝寺、晉祠等。此外還有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等地。如果說有什麼缺憾，徐怡濤認為，“他們是沿著主要交通線走的，所以今天來看對晉東南是個遺漏，當然這在當時無可厚非”。
劉敘傑介紹，據他了解，在1934或1935年間，梁思成和劉敦楨曾有過一次交談。關於學社下一步發展的方向，他們分別寫在手心上，結果都是兩個字：“調查”。“文獻工作是可長可短、可早可晚的。日本人的侵略已箭在弦上，田野調查已然帶有搶救性質。”劉敦楨說。朱啟鈐原本安排的“文獻”和“法式”的分工在事實上已經模糊了，梁、劉二人都把田野工作作為了自己的重點。對此，朱啟鈐欣然接受並提供支持，雖然他本人因年事已高未參加過故都之外的田野調查。
一次次的田野工作雖然辛苦，卻也蘊含著奇妙的意味。梁思成曾寫：“我們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長了的野餐……不是很難堪就是特別開心。”林徽因則每每用詩一般的語言描繪旅途的感受：“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梁思成在正定隆興寺測繪，這是重要的宋代木構建築
1937年6月，學社迎來了北平工作時期的最重要也是最後一次田野考察。幾天之中他們迎來多年古建築探訪歲月中最幸福的時刻。
6月末，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紀玉堂一行四人坐火車抵達太原。向北折行，乘汽車130餘公里，再換上騾馬，來到了五臺山佛光寺。他們要回答的是盤踞心頭多年的問題：中國是否還留存有唐代的木構建築？此前日本學者的意見是沒有，多年前即進入他們視野的佛光寺古老的建築樣式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卻被未曾來過的學社成員掛念在心。
7月2日，到達佛光寺的第三天，發生了著名的遠視眼故事。大家檢視大殿時，遠視眼的林徽因最先喊出“梁下有字”。“女弟子寧公遇”，這是她看到的四道梁下題記最末幾個字。經過艱難的搭架、清洗、識別，梁下所有題字被全部認出，加之大中、乾符經幢上的字，確認了供養人寧公遇和倡事建造之僧願誠的身份，他們都是唐人，寧公遇具體立幢日期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十月。至此佛光寺確鑿無疑地被確認屬於唐代，成為當時發現的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築。
千年前願誠和尚所造之寺，讓同樣“願誠”的學社成員發現了，為了慶祝，他們吃光了全部的罐頭。只是那時他們還不知道，高潮也就是落幕。12日，一行人第一次回到山下，看到5天前的報紙，宣告了學社黃金時代的結束：“七七事變”爆發了。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開元寺考察
尾聲
迅速轉移開始了。劉敘傑回憶，1937年7月末駐守城內外的中國軍隊奉命撤離後，父親劉敦楨決定舉家南遷，但離開時極為倉促，僅隨身攜帶了一些衣物，因為誰也沒有想到戰爭竟要延續8年之久。“北平史家衚衕那樣美好與溫馨的居住環境，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能再得到的‘絕唱’。然而當時對我們來說，都以為這樣平靜和美好的生活會一直延續下去。”一路流離，途經湖南老家短暫停留，又經廣西、越南而到達學社在昆明的臨時工作站，最終於1940年到達四川李莊。南遷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重要單位也搬遷至此，這個小鎮一時成為戰時中國文化中心之一。
梁思成一家1937年8月還在北平，他們不僅有一個大家庭的事務需要處理，而且需要對學社多年來工作的成果——測繪圖稿、照相底片、模型、研究筆記、檔案、圖書等妥善處理。然而當日本人要求這位知名學者出面組織一個“中日友好協會”時，他知道不能再拖了，立即在尚未禁止他離開之前踏上了南遷之路。至於朱啟鈐則始終留在北平，因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被強迫以低價賣出了他的大宅子搬至他處。他在日據時代靠裝病不和偽政府人士來往，儘可能地淡出人們的視線。
在長沙中轉時，日軍一次空襲的炸彈意外落在梁思成一家臨時住房大門口外十餘米處。就在林徽因抱起孩子衝下樓梯之後，他們的房子被炸燬了。林徽因被巨大的衝擊力拋向空中，她和梁從誡一起被重重地摔到地上。當他們跑向防空壕時，又一架轟炸機俯衝下來——一家人停了下來，林徽因事後回憶：“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去承受那悲劇。”幸運的是，那顆炸彈最終沒有爆炸。劉敘傑說，當時他和梁從誡的志願都是成為飛行員。林徽因的弟弟林恆就是一名空軍飛行員，他出現時，所有小孩會把他團團圍住，像歡迎英雄般歡呼。1941年，林恆在空戰中壯烈犧牲。
梁思成1947年在紐約國際建築協會介紹聯合國大廈設計方案，他是設計委員會成員
在抗戰期間的艱難條件下，學社因地制宜在西南地區進行了一些田野調查。對雲南、四川等地的重要古建築進行了測繪，工作時間頗久，內容涉及廣泛，如廟宇、民居、城市、崖墓、石闕、墓葬等。徐怡濤說：“無論梁思成還是林徽因，他們都有家人參軍戰死，他們在戰時仍在繼續古建築研究工作，絕對不會只是當作閒情雅緻，一定會在心裡給自己一個交待。”梁思成1944年於李莊抱病完成了《中國建築史》，這是中國人自己所寫的第一部專業的建築史，系統總結了他們多年來的成果。那個願望終於實現了——中國建築擁有了自己的歷史，成為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開篇的中國建築各部分圖示，梁思成意味深長地用了佛光寺東大殿立面作為範例。據他的朋友費正清（J.K. Fairbank）回憶，梁思成完成此書時體重僅有47公斤。然而此時學社的工作已經陷入了事實上的停頓，因為研究經費的枯竭，劉敦楨於此前一年前往重慶，回到戰時轉移至重慶的中央大學任教。
1945年，《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出版了最後一卷即第七卷，此時距第六卷第四期已中斷了8年，出版地點由北平改至四川李莊，因戰時條件艱苦改為手刻油印。一反常態，這本古建築專刊刊出了林徽因《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這篇論述現代建築的文章，介紹英、美住宅建設實例，並且討論人民的消費需求、房屋租金、地皮取得等一系列現實問題。第七卷結束語也是整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的最後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長的“桂辛獎學金”圖賽題，這是一次徵集戰後重建建築設計方案的大賽。題目特別要求“須儘量採用新材料新方法”，注重“家庭生活方法”“衛生程度”，以適應戰後“新生活”。讓中國建築現代化，是這些曾被人們誤解為只顧研究“故紙堆”與“老古董”的學者們心中未曾忘的理想。
李莊時期營造學社舊址。抗戰期間學社輾轉大後方，仍因地制宜進行西南地區古建築調查（FOTOE 供圖）
1946年，中國營造學社和清華大學正式簽署協議，營造學社併入清華營建系，由梁思成負責組建。如同當年朱啟鈐寫下高瞻遠矚的創社構思，梁思成致信清華校長梅貽琦，大膽暢想未來建築教育規劃，其中關鍵點包括：要重視城市規劃學科、充分採納包豪斯等新近發展起來的現代主義等。秦佑國教授說：“絕不要以為這些研究古建築的人就是復古主義者。對於現代、未來，他們想得比誰都多。”至於梁思成的構想，秦佑國認為直到2003年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成立景觀學系，才得以真正實現。離開學社後，劉敦楨前往重慶，在戰時中央大學參與開創了該校建築系的“沙坪壩黃金時代”，抗戰勝利後隨校遷回南京，1949年後將院系調整而來的南京工學院建築系（今日東南大學）也建設為建築學重鎮。
“中國營造學社”以團體名義最後一次署名出現在1949年3月，其時北平和全國尚未解放。秦佑國展示了那本題為《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的小冊子，由“國立清華大學”“私立中國營造學社”共同署名。那是營造學社多年來調查結果的彙總，用通俗的語言和圖畫符號標示出了古建築識別方式和重要等級，前言中寫明：“以供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之用。”
（實習記者祝燁臨亦有貢獻；感謝建築師董灝、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宋曄皓教授對本文的幫助）
人 物 後 記
朱啟鈐（1872～1964）
1949年後，朱啟鈐受周恩來邀請留居北京，任全國政協委員。他從事實業時管理過的多家公司，如中興輪船、中興煤炭等都經他積極協調順利移交新政權。50年代初進行城市改造尤其是天安門廣場擴建時，他提出一系列建議，如天安門廣場周圍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等，部分得到了採納。晚年他仍關心著梁思成、劉敦楨等人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時去信和他們探討。196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劉敦楨（1897～1968）
抗戰勝利後，劉敦楨隨中央大學遷回南京，在南京度過了後半生相對平靜的學者時光。1949年中央大學更名為南京大學，1952年在院系調整中工學院獨立為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劉敦楨將該校建設成了建築學重鎮，國內建築學界呈“南劉北梁”的格局。他繼續著營造學社時期對中國建築的研究，重點發展了幾個學社當年未來得及開展的領域，尤其是民居和園林調查，主持編寫了《中國古代建築史》。1968年去世，享年71歲。
梁思成（1901～1972）與林徽因（1904～1955）
抗戰勝利後，在營造學社部分人員、資料的基礎上，梁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營建系（現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他前往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被普林斯頓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作為中國委員參與設計紐約聯合國大廈，通過他，國際學界瞭解了營造學社工作的重大意義。1949年後，梁、林夫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等重大項目的主要設計者。他們還提出了關於北京城市建設的一系列構想。1955年4月，患嚴重肺病多年的林徽因去世，享年51歲。梁思成繼續在清華大學耕耘，成為中國建築教育的奠基人，於1972年逝世，享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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