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既然如此，如何是好？
歷史的天空繁星滿綴，千萬個閃亮的星星好似一雙雙永不瞑目的眼眸，背後有著一個個不朽的靈魂，永遠講述著一幕幕永遠也講不完的往事。個人的生命如流星劃過夜空，留下或長或短的軌跡，也許在萬眾矚目中閃爍，也許在某一個人的注視中消逝，或者哪怕沒有一個人在意，有這樣的一顆流星曾經光芒閃耀，劃破了幽暗的夜空，燃燒了短短一刻，照亮了小小一角。
天空的歷史是自然，歷史的天空是社會
《中庸》裡說，“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實從說這話的秦朝到今天，大約只有六七十世，還沒有百世。漢人的詩裡總是說“俟河清”，還是一個“等”字，可是眼見著河越來越濁了，何嘗會清何曾清過？
俟河清？孰若植樹造林，減少水土流失？
詩聖杜甫也說“二三豪傑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這種觀點，一直以來都不失為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見。但我私下覺得，等聖人來治民理政，等豪傑來整頓乾坤，如果大家都坐等，那讓誰當這個聖人，誰做這個豪傑呢？如果都不去做，哪裡會出什麼聖人豪傑？必須明白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聖人豪傑是做出來的而不是等出來的。
憂國憂民的詩聖生前卑微，對於社會治理亦無計可施
戊戌變法的時候，聖人光緒皇帝發旨意了，二三得六個豪傑的人頭落地，乾坤依舊，而且連想變法圖強的皇帝本人都被軟禁起來了，情況更加糟糕。
等來等去，等的五胡人來了，等的契丹人來了，等的女真人來了，等的蒙古人來了，等的滿清人來了，等的歐洲人來了，等的日本人來了，還要等，還要等多久？所以這種讓大家洩氣坐等英雄的觀念，著實害人不淺，禍國有餘。
陳獨秀、李大釗在這個問題上比秦漢的人、比唐朝的人、比宋明的人、比晚清的人，比思想還在這些過去時代的人，思想還在過去時代的今天的人，要強多了。他們說，不能指望賢人政治，而要寄望於民主自由與科學。
民主，自由，屬於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也被社會主義制度所認可
人所共知的研究中國近代史是研究中國歷史的關鍵。因為只有搞清了近代史，才可能搞懂古代史，否則就被古代史搞得似乎懂了；同樣，只有搞清了近代史，才可能搞懂現當代史，否則一樣被現當代史搞得似乎懂了。因為認識近代中國近代人是認識歷代中國人的關鍵。只有搞明白近代的中國人，才可能搞明白古代的中國人，否則就被古代人搞糊塗了；同樣，只有搞明白近代的中國人，才可能搞明白現當代的中國人，否則就被現當代的中國人搞糊塗了。
人不能做糊塗蛋，因為人必須是有骨頭的
近代的中國人，實在最為不幸，也最為萬幸。說其不幸，是他們經歷了一個天崩地裂甚至亡國滅種的危機。說其萬幸，是和宋明之亡不同的，中國人第一次有機會看清自己，是因為開始認識西方，瞭解到人世間在專制獨裁迷信之外還有自由民主科學。
這就像鐵器傳入中國一樣，原來手握青銅兵器的中國人以為利器在手天下無敵，結果碰到手執鐵器的戎狄或者蠻夷，徹底地敗了一回，才認識到原來自己信奉的東西有問題，必須接受新事物建立新觀念。
而真正讓中國人得到啟蒙的，大約是梁啟超拉開了大幕，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等人物積極參與，登臺表演。
英姿勃發的梁任公
魯迅的話已經引用得太多了。這裡我想選擇梁啟超啟蒙中國人的話——“不能推卸的創造新文明的責任”；“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為什麼呢？因為和我有利害關係”；“如陸象山所謂：總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將自己的天才儘量發揮，不必存一分瞻顧，更不可帶一分矯揉，這便是個人自立的第一義，也是國家生存的第一義”。
作為一個留日學生，魯迅是日本社會打磨出的鏡子，供中國人自察自省自強
這些一百年前的話，今天聽來，似乎很切中時弊，這說明百年來中國社會還是令人髮指地依然如故。也說明現在不幸言中之餘，是“將以有為”的時候了，是行動的時候了。
字耕農
2014/06/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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