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個問題是“你能想到中國古代的哪些才女”，你能想到哪些？
大家可能和我差不多，粗略一想，便會想到有“千古第一才女”美譽的“易安居士”李清照。如果細細想來，還會想到中國第一個女歷史學家，繼兄遺志，替班固完成《漢書》的班昭；完成四百卷《續漢書》，填補《漢書》空白的蔡文姬；有“巾幗宰相”之稱、頗受武則天器重的上官婉兒；對抗世俗，追求自己幸福，寫下千古流傳的《怨郎詩》的卓文君……
說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女才人，好像止於南宋了，之後元明清800年的歷史，彷彿已經沒有女才人的舞臺了。即使有，也不再像南宋之前的這批人有如此盛名了。 這其中的原因，我個人覺得和“程朱理學”脫不了干係，最為嚴重的，就是那一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下面，我就嘗試性地陳述一下其中的關係。
在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中，平民百姓都以農業為生。而在農務活動中，男性在力量、耐力等生理條件上，普遍比女性更好，這就導致了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狀態。但是，在
元朝以前，女性不能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倒也沒有完全淪為男權社會的附屬品。雖然中國古代歷來對女性有偏見，漢朝大儒董仲舒的學說“三綱五常”裡就有“夫為妻綱”這一說法，但是，在元朝之前，這並沒有過分壓抑女性的思想。
董仲舒像
和董仲舒同時代的才女卓文君，本是鉅商首富卓王孫之女，新婚不久丈夫就撒手人寰，年紀輕輕的卓文君就守了活寡。如果卓文君生在元朝之後，她還能留給我們百轉千回、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嗎？我想很難。因為在朱熹的大肆鼓吹下，卓文君要替丈夫守一輩子寡，才是貞潔所在。
萬幸，卓文君生在漢朝。當司馬相如在家宴上演繹一首《鳳囚凰》暗遞情愫後，卓文君沒有絲毫猶豫，決定和司馬相如私奔回成都。卓王孫得知卓文君私奔過後，很是生氣，就斷了卓文君的財路。得知卓文君為謀生路，在成都當壚賣酒之後，卓王孫深以為恥，又給卓文君派了奴僕百人，送了銅錢百萬。
當壚賣酒圖
卓父的表現很值得玩味。當得知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私奔過後，他很生氣，生氣可能有很多原因，可以是女兒不聽自己的話，也可以是覺得司馬相如騙走了自己的女兒等等。但是，除了斷掉女兒的經濟來源之外，他沒有采取任何的措施。以當時卓王孫的財力，如果要對付司馬相如，追回自己的女兒，可以說是易如反掌。當他知道自己的女兒在鬧市之中當小販的時候，才覺得羞恥。畢竟，自己身為首富，女兒卻出落於街頭，傳出去面子上肯定掛不住，遂繼續支持女兒。
從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大膽猜測，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女性大膽追求自己的幸福，雖然不是什麼好事，但也還不是特別不齒的行為。不然，卓父別說繼續給卓文君提供錢財了，可能“自掛東南枝”的心都有了。
到了宋朝，光景可就不一樣了。
由於皇權削弱，“三綱五常”維繫社會的作用降低，外加當權者的縱容，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整個宋朝都充斥著貪圖享樂之風 。寇準、晏殊等位至宰相者自不待言，即如張先、 宋祁等一般文士，甚或柳永之類落魄文人，也可養妾狎妓、歌酒滿前。“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對道德貞操等價值觀念閉口不談，更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飲酒、出遊。也正是天性的開放，才造就了李清照的才氣。
對這樣的環境，有的人可能享樂其中，不過也有一部分人，相當看不慣，程頤就屬於看不慣的陣營。於是乎，在 《二程全書·遺書二十二》就有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法。原文是這樣的：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程頤像
所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最開始並不是朱熹提出來的，而是程頤。那為什麼後人多以這句話抨擊朱熹，而沒有人想到程頤呢？
程頤當時是在無意間說出這句話的，而且，他完全是出於看不慣當時的社會風氣，希望可以加以改善，雖然在北宋完全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另一點就是，程頤當時講這句話的時候，並不是特指女性失節，也包括男性。他的本意是如果為人妻，丈夫不幸亡故，就不可再嫁，應當守節；相反，如果為人夫，妻子不幸亡故，就不可再娶，也應當守節。
程頤並沒有將自己隨口說的這句話大肆宣揚，只是弟子們將其收錄到《程氏遺書》中。到了南宋，理學家朱熹再次將這句話翻了出來，作為規範人們行為的工具。雖然也有很多人說朱熹講這句話並不是單指女性，但是我個人覺得，能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種學說的人，即使不是單指女性，他再次宣揚這句話，目的也極有可能不是為了天下蒼生。
果然，經過朱熹的一番加工，這句話的影響力日漸擴大。到了元朝，朱熹的一系列學說成了金科玉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更是成了不刊之論，導致很多女性因為所謂的守節，
絕粒、吞金、上吊、跳井，不知釀成了多少悲劇。
朱熹像
到了清代，更是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言論甚囂塵上。同樣，張岱在《公祭祁夫人文》 說的這句話，本意並不是我們今天以為的那樣，可這樣的話語，被曲解成今天的意思，是必然的。
回到文章開頭說的那個問題，自南宋過後，便再無才女的影子了。現在再來找原因，要更簡單了。
經過程朱理學（尤其是朱熹）的洗禮，女性的天性被壓抑，身為女性，更多的，是充當男權社會的附庸品。在這之後，整個社會大環境，已經不允許女性用獨立的人格去觀察社會了。即使是才如卓文君，假如生在南宋之後，也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和別人私奔，她或許可以寫出很多悼念亡夫的詩詞，世人給她立個貞潔牌坊。但是，那是我們需要的卓文君嗎？
女才人的斷代，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我能想到的就是文化多樣性的缺失。女性觀察生活的角度更為感性，視角也會更加獨到犀利。然而，南宋之後，沒有女性能將她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用她們的方式記錄下來，這對我們，無疑是一種損失。畢竟才高八斗的李白，也不可能寫出一個平凡女性的細膩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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