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與上帝之死
讀《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
柯遵科
回顧科學史在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人們首先就會想起兩個人：喬治•薩頓和亞歷山大•柯瓦雷。正是喬治•薩頓在學科建設上的不懈努力，促使科學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亞歷山大•柯瓦雷則為這門新興的學科開創了一個卓有成效的研究傳統——科學思想史的傳統。柯瓦雷的研究貫穿哲學、宗教和歷史，深刻透徹，充滿洞見。在他的影響下，科學思想史在二戰以後的二十多年間迅速發展，在科學史研究活動中佔據主流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年輕的學者，湧現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可以說，正是科學思想史的研究使科學史走向了成熟，為它在人文學科的殿堂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亞歷山大•柯瓦雷於1892年8月29日出生在俄羅斯的塔岡羅格，1964年4月28日病逝於法國巴黎。他先是在哥廷根學習數學和哲學，受教於希爾伯特和胡塞爾；而後又去了巴黎，隨柏格森和布倫希維奇等人研究哲學。自1922年，他任教於法國的高等研究實用學院，並於1930年出任研究主任，直到逝世。在1956年，他被聘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而且還是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他精通古典希臘文、古典拉丁文和教會拉丁文，現代語言則通曉法語、意大利語、俄語、德語和英語。他尤為博聞強記，諳熟於原始文獻。據聽過他課的學生回憶，上課時他常常憑記憶大段引用原始文獻，給人感覺真是信手拈來。
柯瓦雷的研究對象最初是宗教思想史，隨後轉向哲學思想史，最後落腳於科學思想史。概要來說，就是從聖安塞姆和中世紀的哲學，到帕拉塞爾蘇斯和十六世紀的神秘主義，而後是哥白尼、笛卡兒、伽利略和牛頓。從他的研究伊始，他便相信人類思想的統一性，認為哲學思想和宗教思想總是相互滲透，不可分離；而後在19世紀30年代初，在他研究16、17世紀哲學史的過程中，他開始考慮哥白尼的《天球運行論》對當時的哲學和宗教的影響，認識到要深入理解中世紀和近代思想，對科學思想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從此轉向了科學思想史的研究。
在科學思想史的研究中，柯瓦雷依舊為人類思想的統一性的信念所鼓舞，相信科學思想的演化與超科學的思想，哲學的、形而上學、宗教的思想有著緊密聯繫。他把所研究的著作置於當時的思想和精神氛圍之中，考察其作者為什麼會這樣想，以及這樣想是否有它自身的合理性，而不是用現代科學的標準來簡單地劃出對錯，以求把握住科學思想發展的原貌。他運用概念分析的方法，揭示科學觀念與哲學的、形而上學、宗教的觀念之間的相互依賴，進而梳理出科學觀念在哲學的、形而上學和宗教的語境中的演化與變革。
柯瓦雷研究工作的中心是17世紀的科學革命。在他看來，17世紀科學革命的關鍵是宇宙的解體和空間的幾何化。人們不再把世界看作一個有限的、封閉的和等級有序的整體，而同時，空間卻被等同於歐幾里得幾何的空間，在各個方向上都是無限的空間觀念正在興起，併為人們逐漸接受。這場革命意義深遠，它不僅動搖了人們思想的內容，而且還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框架。柯瓦雷的四部主要著作，《伽利略研究》（1939年），《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1957年），《天文學革命》（1961年），和《牛頓研究》（1965年）都是相關於17世紀科學革命的歷史敘事，它們從不同的層次和角度共同描繪了17世紀科學革命的全貌。
其中《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尤為精煉，它著重勾勒出了17世紀科學革命的主線，即天球的破碎和宇宙無限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起初的由天球層層相套構成的宇宙（cosmos），也就是有限的、封閉的和等級有序的宇宙整體被打碎，而被代之以一個無限的、各向同性的和幾何化的宇宙(universe)。在由天球構成的宇宙中，價值的等級決定了存在的秩序和結構，比如從不完美的地球到更完美的星辰，再到神聖的天球的不斷上升的結構，這樣的思想中暗涵了對價值的判斷；而在一個無限的、幾何化宇宙中，有著某些普遍的基本規律，在它之中的存在者都受這些規律的約束，沒有了等級的區分，這就意味著在科學思想中放棄了基於價值觀念的考慮，比如完美與和諧、意義和目的等，最終會導致價值世界與事實世界相分離，使存在與價值變得毫無關係。
柯瓦雷認為，在價值和事實分離的過程中，問題的關鍵是上帝的角色發生了轉變。在當時一個類似於機械鐘的世界中，存在著兩位可能的上帝的角色，一位是工作日的上帝，另一位是安息日的上帝。所謂工作日的上帝，既牛頓描繪的上帝，他需要不斷地修理和啟動世界這個大鐘，防止它陷入混亂或者停擺。因為世界並不是一架完美的機械裝置，只要依靠自己固有的法則就可以永恆地運轉，而不再需要上帝的干預；恰恰相反，上帝是這個世界的最高統治者，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頒佈和修改法令，規定和干預這個世界的運轉，甚至於創造出完全不同的世界來。上帝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比如創造奇蹟。上帝通過他的工作在這個世界上顯示自己，警醒世人，並賜福給他們。
而安息日的上帝，也就是萊布尼茨描繪的上帝，則是在完成了創世的工作之後，就不再幹預世界，讓世界自己運行下去。因為萊布尼茨的世界是一架完美的機械鐘，被賦予了恆定的能量，它一旦被創造出來，就可以自己永恆地運行下去。萊布尼茨對上帝的描繪與他所提出的充足理由律有著直接的關係。依照其充足理由律，所有發生的事實都有一個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理由，當然這些理由常常不能被人所知曉，但為全智的上帝所知曉。萊布尼茨由充足理由律出發，認定現存的世界是全善的上帝所可能創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所以上帝在創造之後就不再幹預世界。而且，上帝就是充足理由律的人格化，他是最高的理性存在，不會做任何沒有理由的事情。他一開始就制定了最好的法則，連他自己也不會違反。
在柯瓦雷看來，到了18世紀末，牛頓科學就已經全面獲勝，不過在這場關於上帝的爭論中，卻是萊布尼茨的上帝慢慢地佔了上風。隨著牛頓科學的進展，世界之鐘不再需要啟動，也不再需要維護，按照必然的規律永恆地運轉著，牛頓的上帝變得無所事事。以至於到了拉普拉斯所描繪的宇宙中，已經不再需要上帝這個假設了。然而上帝的無所事事，並沒有像萊布尼茨所設想的那樣，表明了上帝的全智和全善，體現了絕對的目的性，恰恰相反，正如牛頓的辯護士，薩繆爾•克拉克所擔憂的那樣，由於承認世界是一個不需要上帝干預的完美機制，上帝被排除於世界之外，剝奪了他對世界的統治；再進一步，人們就會假定沒有最初的造物主，而只有永恆的自然。隨著上帝的退場和缺席，目的性沒有了真正的保證，完美與和諧、意義和目的等價值也隨之消亡。
上帝的退場和缺席，對於整個西方世界而言，其影響是全面而深遠的。就如尼采所憂心的那樣：“隨著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毀，那麼，以這種信仰為基礎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那些東西也要隨之坍塌，例如全部歐洲人的道德，這引起了巨大的、連續性的崩潰、毀滅和傾覆，推倒了我們面前所矗立的一切。” 尼采體會著在天球破碎、宇宙無限和上帝缺席後人的處境，哀嘆地球在無邊無際的虛空中不知飄向何處，沒有了作為“看護者”的上帝，人已經成為風中飄零的一葉；愛已經死亡，而世界一如既往無聲無息地運行著，只用它那甚至更加閃爍、寒冷和無情的星星看著人。尼采假託“狂人”之口責問：“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們殺害了他，……你和我，我們都是兇手！……我們是如何犯下這件案子的呢？”
對於上帝之死這一案件，柯瓦雷的思想史分析已經理清了最主要的線索，闡明瞭觀念變革的結點，然而像這樣一個涉及範圍寬廣的跨國謀殺案，由於歷史狀況在不同國家有較大的區別，其犯罪手法和活動方式也大不一樣，那麼對此要作更深入的調查就不得不考慮各國具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當然，柯瓦雷本人可能會認為已經可以結案了。因為柯瓦雷是一位柏拉圖主義者，在他看來，科學史的調查應該關注於觀念的內在更替，而避免對科學發展作文化和社會的解釋。他認為後者並不重要。不過，科學和宗教是否可以被看作獨立的思想實體，可以從人類的社會處境中抽取出來，只考察它們之間觀念性的關係，而不考慮它們在不同社會中的使用，實在是值得懷疑的作法。柯瓦雷亦曾說過“革命也要時間去完成，革命也有自己的歷史”，強調觀念的變革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變遷的過程，所以我們不妨從地域特徵著手，再調查得深入一點，具體一些。
在歐洲大陸，尤其在法國，柯瓦雷所描述的演變過程來得迅疾而又猛烈。這一方面是因為笛卡兒和萊布尼茨在歐洲大陸的哲學影響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則由於法國的啟蒙運動首先是以宗教為敵手的。在18世紀的法國，教權主義與封建君主制相互幫襯，教士階層幫助君主鞏固政權和統治，而君主又通過他的政治專制給教會以特權。在這裡，沒有對宗教信仰的寬容，而更多的是羅馬天主教對其他信仰的壓迫。啟蒙哲學家，比如像伏爾泰，都熱衷於普及牛頓科學，把科學作為一種可以與宗教相抗衡的思想力量，分別給科學和宗教貼上“理性”與“迷信”的標籤，讓它們對立起來，相互鬥爭。牛頓科學成為對社會政治狀況極為不滿的啟蒙思想家反教會的一件利器，但是，牛頓的上帝卻沒有被他們所接受，因為他們實在很厭惡上帝對這個世界的干預，及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意義。伏爾泰就選擇了萊布尼茨的上帝，認為上帝只是宇宙的第一推動者和自然規律的制定者，在創世之後，就不再幹預。伏爾泰做了一位理神論者，而狄德羅則走得更遠，他乾脆拋棄了對上帝存在的設計論證明，成了一位徹底的無神論者。
《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
亞歷山大·柯瓦雷 張卜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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