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疫情與全球政治危機

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

當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從武漢擴散到中國各省，也開始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時，中國上上下下把病毒視為“敵人”，進行了一場“舉國體制式”的抗疫運動，封城、封路、分格狀管理，在短短數天之內建立了兩山醫院，舉措前所未有。與此同時，西方媒體則異口同聲譴責中國，在用人權、民主、信息自由等評判中國之餘，更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正在導致中國的政治鉅變，相信正如“切爾諾貝利時刻”是蘇聯解體的轉折點，新冠疫情也正演變成中共的生存危機，成為其解體的轉折點。

現在，中國“舉國體制式”的抗疫終於見到了階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新冠疫情在中國基本得到控制，各級政府在繼續關切病毒擴散的同時，把恢復經濟活動提到了最高的議程。

但現在輪到那些受疫情影響的其他國家的政府和社會疲於應付。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民眾的批評聲音四起。抱怨似乎是媒體和民眾的天性。就如中國民眾對政府有意見一樣，日本、韓國、伊朗、美國、意大利等凡是被疫情威脅到的社會，民眾無不抱怨政府，甚至產生相當規模的社會恐懼。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導致的恐慌沒有爆發出來，沒有演變成為西方評論家普遍所認為的“政治危機”。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各國有沒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全球政治危機？提出這樣的問題並非危言聳聽。如果人們能夠撇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客觀地看問題，不難發現，所有國家不管政治體制如何，都面臨同樣性質的問題、同樣嚴峻的挑戰。實際上，西方那些用於批評中國的觀點，也可以用來批評西方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說穿了，如果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來看待自己的問題和他國的問題，最終只能是自欺欺人。

全球治理的共同問題

在全球範圍內，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哪些？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是否存在著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的領導集團？在危機時刻，社會的信心變得極其重要。就這次新型冠狀病毒來說，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導致的社會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給社會秩序造成更大的壓力。社會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都出現了搶購潮，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很多年來，二戰以來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受到質疑和挑戰，強人政治抬頭和民粹主義崛起，內部政治紛爭不斷，已經大大弱化了政府的有效性。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的領導集團來應對疫情，是各國精英和民眾最為擔心的。安倍晉三是日本執政最長的首相，但新冠疫情使得他面臨執政以來最嚴峻的挑戰。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新冠病毒發表了全國電視講話，但他對待病毒擴散的態度，幾乎受到美國媒體和民眾的一致批評和攻擊。迄今，似乎還沒出現一個民眾能夠加以信任的政府和領導集體。

第二，是否具備足夠的人財物力來應對疫情？無論政治體制如何，無論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新冠病毒一擴散到哪裡，哪裡就出現資源短缺的情況。美國、意大利、日本和韓國都是發達國家，都被視為擁有優質的公共衛生系統，一些國家平常更是他國學習的榜樣。但疫情危機來臨，沒有一個國家有所準備，全都陷入了全方位的物質短缺的困境，連簡單的口罩、防護服和洗手液等日用品都不夠用，要麼是本國早已放棄生產能力，要麼是儲備不足。不發達國家如伊朗的情況更是嚴峻，以至於不得不暫時釋放大量罪犯來防禦疫情的擴散。一些國家更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而放棄了病毒檢測。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制度矛盾。中央地方關係是中國所面臨的一大問題。早期地方官員隱瞞疫情的情況，顯然和中央地方關係有關。這個問題也出現在其他所有國家（除了只有一級政府的新加坡）。美國是聯邦制，在公共衛生領域，聯邦政府擁有權力，但因為特朗普政府被普遍視為“不作為”，各州政府便自行其是，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佈封鎖部分地區，後又宣佈全國封鎖，但地方並沒有準備好，顯得手腳忙亂，不知道如何執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賦予首相頒佈國家緊急狀態的權力，一旦首相具有這種權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首相擴權的舉動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會的質疑。所有這一切使得所有這些國家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出現了亂象，平常運作良好的體制在危機面前表現得極其脆弱。

如何發揮專業人員的作用

第四，專業機構是否有足夠的權威和權力？在疫情方面，這裡的專業機構主要指疫控專家和醫生等。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知識的權力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對病毒本身和傳染性的判斷，還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幾乎所有環節都涉及非常專門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其他群體（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備的。正因如此，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擁有很高的社會信任度，社會對他們的信任要遠遠高於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病毒發生和傳播以來，這個群體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擁有很高的社會信任，社會對他們的信任要遠高於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但這個領域也面臨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專業人員之間的共識問題。在病毒問題上，從病毒的來源和產生，到病毒的演變和擴散，即使專業人員的認識也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的很多時間裡，專業人員之間的共識並不多。在知識界，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因為知識體是多元和開放的。不過，在疫情領域，這種觀點和判斷的多元性，無疑對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專業人員眾說紛紜，民眾就不知道要聽誰的。

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專業知識經常和政治發生嚴重的衝突。專業人員和政治人物之間對事物的考量很不相同。例如專業人員強調以及時和公開透明的方式公佈疫情信息，這樣民眾才會產生安全感；政治人物則不然，他們要麼需要考量疫情對自己權力的影響，要麼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即所謂的“大局”）。這使得專業機構、專業人員經常和政治人物發生矛盾。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和總統之間的矛盾即是如此。美國行政部門規定，醫院和醫生不得隨意公佈有關疫情的信息，所有信息先要集中到聯邦政府來公佈。當英國當局宣佈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數據，而是一週更新一次的時候，社會就譁然了。人們原來都以為，所有這些事情只會發生在中國的威權主義體系裡，卻發現各國都是如此。儘管專業機構和政治機構都可以找到有利於自己的理由，但這無疑損害了專業機構和人員的權威和權力。

第五，媒體能夠發揮怎樣的權力？在西方，媒體一直以報道真相為己任，被視為獨立的權力。的確，自由的媒體無論對政治人物和老百姓都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武漢早期隱瞞疫情就被視為沒有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結果。在疫情期，西方媒體又是否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呢？實際上，一旦行政當局規定疫情信息要集中起來公佈（如美國），媒體就很難像平常那樣享受言論自由了。這倒不是因為媒體失去了言論自由，而是因為媒體缺失了新聞的來源。很多政府像對待戰爭那樣來對待新冠疫情，這樣的政府獲得了一種特殊時期的權力來限制媒體的自由。儘管人們會質疑政府的這種特殊權力，但在這個時候，民眾願意暫時放棄自己的一些權利來賦權政府。今天的意大利就是這種情況。在美國，媒體和行政當局（總統）之間上演著互稱對方製造假新聞、互相指責的大戲。

社會的消極參與積極參與

第六，社會力量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新冠疫情的擴散使得病毒獲得了“全社會性”，全政府抗疫已經遠遠不夠，只有全社會抗疫才會取得成功。也就是說，社會力量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對抗疫是否成功至關重要。

社會的角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消極的參與，另一方面是積極的參與。消極的參與指的是社會是否配合抗疫。社會是否配合？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並不明確。今天不管哪個國家，人們總是把目標針對政府，但忘了社會是否配合政府抗疫，是政府抗疫是否成功的前提。韓國的情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大部分的案例都來自大規模的宗教活動。即使在新加坡這樣被視為是有效管控的社會，很多案例也來自群聚活動。

亞洲國家的社會成員往往抱著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間作出選擇。

一個社會所持有的價值觀，影響社會是否配合。在亞洲，無論是儒家文化國家還是威權主義國家，社會成員往往抱著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間作一選擇，即選擇安全而非自由。對他們來說，道理很簡單，沒有安全，哪來的自由？但在民主國家，要人們在自由和安全之間作一選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人們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現實情況是，這兩者並不總是可以同時獲得的。在意大利，人們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封城封國，另一方面是封城封國形同虛設，人民照樣不戴口罩，照常生活。對政治權力感到深度恐懼的人來說，他們寧願選擇在家裡孤獨地死亡，也不願看到一個高度集權政府的出現。

一些社會文化因素也妨礙一些國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對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亞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對人家的尊敬，讓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視為病人，所以經常受到人們歧視。

這裡討論的所有因素都在影響各國應對疫情的方法和方法的有效性。儘管各國都面臨所有這些問題，但因為各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們並沒有一個統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參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網絡用語來說，就是人家的作業自己沒辦法抄。因此，儘管中國的方法在中國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國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最終，各國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社會的有效模式。

所有國家都在和時間賽跑。快速瘋狂擴散的病毒不僅威脅人民的生命，也威脅各個社會正常的經濟生活。病毒所及的國家，經濟活動（無論是內部還是國際層面）都受到極其負面的影響。各國政府針對疫情所採取的必要極端舉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國界等），使得內外經濟活動停擺，各國股市震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

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時間內控制住，如果疫情持續導致全球經濟危機，我們距離一場全球範圍的政治危機也不遠了。

不管人們喜歡與否，病毒是人類全球化的一部分。這也決定了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獨善其身；要戰勝病毒的擴散，就需要國家間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對方。

本文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

文章原載於《聯合早報》2020年3月17日，經作者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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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今日頭條“IPP評論”2020年3月17日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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