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戴森
2020年2月28日，著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在美國去世，享年九十六歲。
關於戴森，我只能寫一篇不全面，且並非一味“點贊”的文章。這篇文章之所以不全面，是因為戴森太全面了——他的興趣涉及了太多領域，我不僅沒有時間追隨，很多領域甚至沒有興趣追隨，因此註定不能全面。至於並非一味“點贊”，大家讀下去自然就清楚了。
《特立獨行的天才》
雖然文章不全面，我書架上和電腦裡的戴森著作倒是比較全面的，只可惜聚書快而讀書慢，已讀過的只佔一小部分。除戴森本人的著作外，我還讀過美國作者P. F. 舍維（P. F. Schewe）撰寫的戴森傳記《特立獨行的天才》（Maverick Genius）的若干章節。這篇文章本質上是那些閱讀的隨感，也是閱讀所得的戴森印象，故曰“印象記”。
最早讀戴森是在二十多年前。當時我在復旦，不久將要赴美，最後幾個月閒來無事，便從圖書館找了些閒書看，戴森的《宇宙波瀾》也在其列。後來回想起來，當時讀那本書印象最深的細節是：一位學生通過公開可查的資料，彙集了製造原子彈的步驟，精確得讓戴森大吃一驚，在給了學生A（優）之後，囑咐其燒掉文章。
《宇宙波瀾》
多年之後，我重讀了戴森此書的原版Disturbing the Universe，印象最深的細節轉為了他所記敘的跟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驅車橫穿大半個美國的長途之旅。我甚至就那段記敘比對了費曼的自傳，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差別（可參閱拙作《這個版本的事實》）。
總之，戴森進入我的視野，最初就是因為《宇宙波瀾》這本自傳性的隨筆，那也是戴森的第一本隨筆。
現在回過頭來說說戴森其人。戴森出生於英國，早年在英國學數學。他喜歡專研困難問題，對量子物理也頗有興趣。為了將戴森留在數學領域，他的數學教授投其所好，時常拿困難問題來吸引他。結果有一次，這個策略出了紕漏：教授給的問題太難了。而在數學和物理間舉棋未定的戴森恰好許了個願：若解決不了那個問題，就轉行做物理。
於是戴森轉行做了物理。
不過學數學的經歷不僅為戴森做物理打下了重要根基，對他的研究風格也有深遠影響。戴森在為自己的一篇數學論文撰寫的自薦中，曾寫過一段幾乎是一生研究風格之寫照的話：“我這篇論文最讓我珍視的成就，是在一個數學分支裡成功運用了屬於另一個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其他分支的數學思想。”戴森雖然轉行了，但可以說，他終其一生都在試圖打通各種“看起來毫不相關的”方法和領域。
戴森的物理生涯是從美國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開始的，師從於漢斯·貝特（Hans Bethe，196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在為戴森寫推薦信時，與他只是一面之緣的英國物理學家傑弗裡·泰勒爵士（Sir Geoffrey Taylor）寫下了“儘管只有二十三歲，在我看來他是英國最好的數學家”那樣的評語——當時G. H. 哈代（G. H. Hardy）、約翰·伊登斯爾·利特爾伍德（John Edensor Littlewood）、艾倫·圖靈（Alan Turing）那樣的數學大師都還在世，泰勒爵士的推薦信夠拼的。
朝永振一郎
朱利安·施溫格
理查德·費曼
戴森到美國後很快跟費曼成了朋友。費曼是當時量子電動力學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戴森抵達美國的那一年——1947年——則是量子電動力學發展的核心年份。那一年前後，日本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Shin'ichirō Tomonaga）、美國物理學家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及費曼各自獨立地研究了量子電動力學（其中朝永振一郎的研究偏於框架性闡述，未作具體計算），並取得了重大突破。初來乍到的戴森則密切關注並深入專研了他們的理論。
雖取得了重大突破，但當時量子電動力學的一個頭疼局面是：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及費曼的方法互不相同，搞不清彼此間是什麼關係。其中朝永振一郎和施溫格的方法相對傳統，建立在公式推演之上——尤以施溫格的推演最為繁複，甚至使《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為他破例，允許公式超過頁面寬度；費曼的方法則高度新穎，雖也不乏公式，卻使用了一些圖形——即如今大名鼎鼎的“費曼圖”（費曼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曾想，今後《物理評論》上若到處是這種圖形該多好玩）。
解決這一頭疼局面成了戴森展露鋒芒的戰場，也成了打通各種“看起來毫不相關的”方法的一次實踐。戴森進行這次實踐的優勢不僅在於他的數學根基，而且——用他自己的話說，還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有機會跟施溫格和費曼都長時間討論，且真正理解他們所做之事的人”。
1948年，剛從康奈爾大學轉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不久的戴森成功地證明了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及費曼的方法彼此等價；稍後，他又進一步證明了量子電動力學的可重整性（施溫格和費曼的計算只涉及如今稱為“單圈圖”的情形，其重整化也只針對這一情形）。
不過戴森的研究遭到了當時主管高等研究院的美國原子彈之父J. 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不信任”。在戴森的報告會上，奧本海默頻頻打斷戴森，提出各種質疑，以至於其他聽眾不得不趁奧本海默不在場時，安排戴森“開小灶”重講一遍。最後，戴森的導師貝特親自趕來“救場”，當著奧本海默的面，以自己的方式講解了戴森的工作。不知是貝特講得更清楚還是奧本海默給貝特面子，貝特的講解終止了奧本海默的質疑。最後，在戴森做完了全部報告的次日早晨，他收到了奧本海默的一封信，裡面只有一句話：“我投降。”
1949年，戴森這一研究的兩篇論文發表在了《物理評論》上。
在戴森從事這一研究時，費曼方法的很多細節尚未發表，戴森可算是最早知曉並認真看待費曼方法的寥寥數人之一。不過略帶戲劇色彩的是，戴森的論文完成後，曾寄了一份給費曼，費曼卻讓一個學生去研判它的價值，結果學生做出了否定判斷，於是費曼——起碼在當時——不曾閱讀戴森的論文。但不管怎麼說，戴森的論文解決了量子電動力學的頭疼局面，而量子電動力學是當時的熱門，因此戴森的論文也成了熱門，戴森的名字開始跟施溫格和費曼並列，施溫格的方程式開始被一些人稱為“施溫格-戴森方程式”，費曼圖也一度被稱為“費曼-戴森圖”……在發表後的數年間，戴森的論文幾乎成了量子電動力學的《聖經》，被援引的次數甚至超過了費曼的論文，使費曼有些不快。
不過到了1965年，當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及費曼因量子電動力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卻是戴森坐了冷板凳。對戴森的沒有獲獎，他的一些朋友為他鳴過不平，比如楊振寧（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認為戴森對量子電動力學可重整性的證明應該得諾貝爾獎，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197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和弗蘭克·維爾切克（Frank Wilczek，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也認為戴森應該得諾貝爾獎。當然，“民意”也並非一面倒，比如默裡·蓋爾曼（Murray Gell-Mann，196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就認為戴森的工作只是調和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及費曼的工作，夠不上諾貝爾獎級別。
我比較認同蓋爾曼的看法。戴森的量子電動力學工作雖然漂亮，也很見功力，但偏於數學，且確實只是一種調和性的工作，在開創性上不能與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及費曼相提並論，諾貝爾物理學獎很少頒給這種類型的工作。諾貝爾獎的提名數據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蓋爾曼的看法：戴森只在1964年得到過一次提名，而朝永振一郎在1951年到1965年間得到過十五次提名，施溫格在1951年到1966年間得到過三十次提名，費曼更是在1956年到1965年間得到過四十八次提名。因此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及費曼的得獎乃是眾望所歸。
對沒有獲獎一事，戴森本人倒不失幽默，在某一次被問及此事時回答說：“被問及你為什麼沒得獎比被問及你為什麼得獎要好。”另外，對量子電動力學本身，戴森也並未看得很重。2006年，他在發表於《今日物理學》（Physics Today）上的一段評論裡寫道，“在1949年時，我們認為量子電動力學只是一種偷工減料的結構。我們認為它連十年都撐不到就會被更堅實的理論所取代……我為大自然如此精確地依照我們五十七年前草率譜寫的旋律起舞而感到驚訝……”
戴森的量子電動力學研究是他在物理學上最重要的貢獻，也是我最早讀到的他的研究。關於這一研究，還有一點可略作補充，那就是戴森對量子電動力學可重整性的證明其實有幾處缺陷。1950年，巴基斯坦物理學家阿卜杜勒·薩拉姆（Abdus Salam，197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就戴森論文中語焉不詳的所謂“交互發散”（overlapping divergence，戴森自己稱之為b-divergence）問題當面請教了戴森，戴森表示自己並未解決這一問題，而只是對解決方式做了猜測。當時的戴森已是一些年輕物理學家的偶像，他的論文已成經典，因此他的回答讓薩拉姆頗為吃驚——同時也對戴森的坦誠深感欽佩。幾個月後，薩拉姆通過推廣戴森的方法，自己解決了“交互發散”問題。除“交互發散”問題外，戴森對某些費曼積分的收斂性也只是做出猜測而未證明，後來是溫伯格於1960年給出了證明。
在量子電動力學研究之外，我讀到的戴森的另一項——也偏於數學的——研究是涉及隨機矩陣理論的工作。戴森的這一工作源自他對原子核能級問題的探索，後來卻出人意料地跟黎曼猜想產生了關聯。那種關聯我在拙作《黎曼猜想漫談》中作過記敘（參閱該書十七、十八兩章），這裡就不贅述了。隨機矩陣理論與黎曼猜想之間的關聯是我昔日對黎曼猜想產生興趣，乃至撰寫《黎曼猜想漫談》的緣起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戴森對我“科普作家”這一非職業身份的形成可說是產生過間接卻重要的影響。戴森自己對隨機矩陣理論與黎曼猜想之間的這一打通各種“看起來毫不相關的”領域的關聯也很是著迷，曾將隨機矩陣理論比喻為冰山，將自己最初想要探索的原子核能級問題比喻為冰山的尖角，將跟黎曼猜想等等的關聯比喻為冰山的主體。
戴森球
戴森進入我“印象記”的其他“遭遇”就基本上不屬於“硬科學”了。其中印象較深的一次出現在我很喜愛的科幻系列劇《星際旅行：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中，涉及的是“戴森球”（Dysonsphere），劇集的名字則是“Relics”（遺蹟）。不過在那集故事裡，一艘星際飛船被“戴森球”的引力俘獲而撞上了後者，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在戴森的構想中，“戴森球”是一個由無數部件組成的環繞恆星的非剛性球面結構，厚度不超過數米，離恆星的距離則跟智慧生物居住的行星離恆星的距離相同。這樣的球面結構的引力場是微乎其微的（學過萬有引力定律的讀者可以想一想為什麼微乎其微），根本不可能靠引力俘獲具有星際飛行能力的飛船。據說戴森本人雖然喜歡那集故事，對其背後的物理卻也直言不諱地評論為“胡扯”。戴森提出“戴森球”是在1960年，論文發表在知名刊物《科學》（Science）上，並被“搜尋地外文明計劃”（SETI）吸收為奠基性文件之一。不過在發表之前，他擔心這種“研究”會被視為不務正業，特意向奧本海默作了“請示”（奧本海默給予了支持）。
像“戴森球”這樣的構想是戴森越來越拓展的興趣的一個縮影。在漫長的一生中，除數學和物理這兩個老本行外，戴森還參與過政府和軍方的研究，涉足過生物、工程、星際探索等諸多領域；相應地，他的身份也很多元，是教授，是智囊，是未來學家，也是隨筆作家。戴森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他的文章包括書評、時評、他臧否人物，漫話古今，也闡釋自己的各種思想。那些文章顯著增加了他的影響力，並已大都結集成書。
《叛逆的科學家》
戴森的研究和寫作不僅致力於打通各種“看起來毫不相關的”方法和領域，而且還有一個鮮明特點，那便是有很大的叛逆性——對主流科學或主流觀念的叛逆。他甚至將自己的一篇隨筆及收錄該隨筆的書取名為《叛逆的科學家》（The Scientist as Rebel）。如果我們把叛逆本身也視為領域的話，那麼戴森的叛逆或許是打通各種“看起來毫不相關的”方法和領域的另一種嘗試——一種走到科學邊緣甚至邊緣之外的“蹦極”般的嘗試。
戴森的叛逆不是秘密，甚至很高調，很早就被他的同事和朋友看出來了。他參與過的美國政府的智囊組織JASON的很多成員都曾回憶說，戴森喜歡提出標新立異的看法。比那更早，1948年，當戴森還是相對傳統的數學、物理領域內的研究者時，與他初識的美國物理學家亞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is）就敏銳地看出，“那傢伙肯定是一個反傳統的人”。派斯在晚年記敘這一印象時還補充說，“我的這一看法從未改變過”。
不僅派斯的看法“從未改變過”，戴森的叛逆——包括任何具體的叛逆——一經形成，也可以說是從未改變過。這種叛逆的一個例子是他對所謂“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的異議。戴森早在1972年就涉足了這一領域，且在研究之初就定下了一個跟其他研究者相反的叛逆性目標：尋找積極因素。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裡，無論全球暖化的證據如何變化，戴森尋找積極因素的視角從未改變過。從文字上看，他技巧性地避免了嚴格否定全球暖化，但主張那種效應並非處處均一，也並非全無益處，強行遏制的代價則太大，等等。他在2008年發表的一篇有關全球暖化的書評中，還發揮“未來學家”的想象力，預計不出二十年，最多五十年，將能用基因工程等手段研究出所謂“吃碳樹”（carbon-eating tree），來“吃掉”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同時，他還多少有些“顧左右而言他”地主張，應把注意力轉到比全球暖化更重要的其他全球議題上去。
戴森叛逆性的另一個例子是他對被多數科學家視為偽科學的“超感官知覺”（Extrasensory Perception，簡稱ESP）的支持。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百萬分之一》（One in a Million）的書評中，戴森表示，超感官知覺雖然迄今沒有任何科學實驗上的證據，卻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因為有可能只是科學實驗的探測精度不夠。這種將無論多小的可能性拿出來說事的做法在戴森的叛逆中是有代表性的。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早在十八世紀就曾指出過，我們無法絕對嚴格地證明現實世界的任何命題。類似地，我們也無法絕對嚴格地否定現實世界的任何命題。但嚴肅的科學或哲學討論通常都不會只憑這一點就試圖確立一種觀點——因為否則的話，任何觀點都可確立，任何討論都是多餘了。僅僅因為零證據並不意味著嚴格否定，就將超感官知覺的存在與不存在並舉，在摳字眼的意義上雖無破綻，卻是一種和稀泥的做法。更何況，科學實驗的探測精度雖然有限，卻遠勝於人類知覺，若認為科學實驗的探測精度還不夠，又憑什麼相信科學實驗以外的那些基於人類知覺的“證據”呢？為了支持超感官知覺，戴森甚至祭出了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的“互補原理”（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表示對超感官知覺來說，應該既可以用科學的角度看，也可以用藝術和宗教的角度看，就像光既可以作為波來研究也可以作為粒子來研究一樣。對這種雲山霧罩的類比，我只能套用已故中國玻爾研究者戈革的一句評論：“完全是胡扯。”戈革評論的是派斯對互補原理的闡釋，那比戴森的這種類比靠譜多了。
2007年，戴森為一本題為《超常感知》（Extraordinary Knowing）的書撰寫序言，再次力挺超感官知覺。在那篇序言裡，戴森表示，作為科學家，他並不相信有關超感官知覺的軼聞，但作為一個人，他願意相信，而且覺得那些軼聞很有說服力。若單單這麼說，倒不失為理性與感性相交融的隨筆式的坦率，但很快，戴森就用完全確定的語氣宣佈了立場：“超感官知覺是真實的，正如那些軼聞式證據所顯示的，但不能用粗糙的科學工具來檢驗。”有道是：超常的主張需要超常的證據。拿“軼聞式證據”（anecdotal evidence）來確立如此超常的主張，確實夠叛逆的。
在戴森的所有叛逆性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讓我不以為然的是他關於宗教的觀點。1986年，戴森參加了一個天主教大會，並作報告。報告的內容後來整理成了一篇題為《讚美多樣性》（In Praise of Diversity）的文章。在那篇文章裡，戴森表示，科學和宗教都在探索真理，是探索真理的兩大途徑。他並且對進化論與神創論各打五十大板，主張兩者要彼此尊重。這種以“讚美多樣性”為名義，將天差地別的東西等量齊觀的做法，與將無論多小的可能性都拿出來說事可謂異曲同工，也是一種和稀泥。
在《全方位的無限》（Infinite in All Directions）一書中，戴森表示，科學只適用於描述宇宙內部的現象，因此自然定律的選擇及宇宙初始條件的選擇都不屬於科學範疇，在這種科學不能解釋的事情上，神學未必沒有發言權。且不說自然定律的“選擇”及宇宙初始條件的“選擇”（這“選擇”二字本身就用得有些曖昧）是否真的不屬於科學範疇，是科學不能解釋的事情，哪怕是，也抬高不了神學的地位。科學不能解釋，不等於神學（或任何張三李四的“理論”）就自動變成“接盤俠”，也不等於科學和宗教（或任何張三李四的“理論”）就成了探索真理的兩大（或N大）途徑。壓低一樣東西並不能自動抬高另一樣東西，後者需要獨立論證。對於像戴森這樣以科學有不能解釋的事情為由抬高宗教的做法，英國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一針見血地諷刺：“科學未能解釋暗物質，因此耶穌系處女所生，摩西分開過紅海水，穆罕默德乘有翅膀的馬飛翔過。”
常有人把科學與宗教的分歧當成兩種知識體系的分歧，把戴森那種和稀泥的宗教觀視為心胸和眼界的開放。其實，科學與宗教的真正分歧是：真理必須接受檢驗vs某本千年古書是免檢的真理。不知什麼樣的雄辯家能從後者中辯出心胸和眼界的開放來？宗教是遠古文化的化石，時代決定了它的水準遠低於在它之後出現卻已被淘汰的無數科學或哲學理論，它之所以迄今屹立不倒，甚至還那麼興旺，完全得益於超低的智力門檻和遂人心願的穿鑿附會。雖然從概率上講，就連猴子敲擊鍵盤也有可能敲出“真理”，但靠本質上是基於千年古書的神學碰對“真理”的概率能有多少呢？在如此渺茫的概率面前，神學卻一味地斬釘截鐵，連絲毫的謙虛都沒有。這麼大的荒謬在戴森的“讚美多樣性”或“全方位的無限”的幌子之下被輕輕掩去，這是戴森式“開放”的最大弊端。
當然，戴森倒也並非傳統意義下的教徒，他對宗教的看法也並不正統——或者說他相對於宗教也同樣有叛逆性。比如他曾將“上帝”定義為“超越我們理解範圍的頭腦”（不知這種定義本身是否也是一種“理解”，會讓如此定義的“上帝”不存在？）；他曾表示他去教堂只是為了音樂和友愛，而非學習；他甚至表示過《聖經》只是一部文學。這些都不是正統教徒的思想。不過，我的個人經驗是：在宗教方面和稀泥的人，哪怕不是傳統意義下的教徒，也往往會在某些方面流露出教徒式的詭辯。戴森也不例外。
溫伯格
舉個例子來說，溫伯格在《最初三分鐘》（The First Three Minutes）一書中寫過一句很出名的話：“宇宙越是看上去可以理解，也就越顯得無目的。”戴森對此不以為然，他主張宗教可以讓人們理解宇宙的目的。將目的賦予萬物在亞里斯多德時代是流行的想法，直到十八世紀仍不乏擁躉，在如今的科學界則只能算“叛逆”。戴森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在《全方位的無限》一書中表示，如果說溫伯格“代言”的是二十世紀，那麼他青睞的則是十八世紀（可惜科學並非古董，青睞十八世紀實在無助於論述主張）。由於這種分歧，戴森和溫伯格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進行著爭論。在2010年發表的一篇針對溫伯格隨筆集《湖畔遐思》（Lake Views）的書評中，戴森對溫伯格做出了一個很低級的指控，表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宗教信仰深懷敵意的溫伯格居然信仰終極理論。以至於溫伯格不得不提醒他，這種所謂“信仰”不過是認為終極理論值得嘗試而已。其實，溫伯格在諸多文字中對科學的特徵——尤其是科學並非基於信仰，在科學上沒有金科玉律等——做出過非常明確的表述，戴森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兩人對彼此的文字是很熟悉的——無論是為了友誼還是爭論）。比如在《愛因斯坦的錯誤》（Einstein's Mistakes）一文中，他曾寫道：“通過表明即便是最偉大的科學家所犯的錯誤也被我們所承認，我們為那些據說在循其他途徑尋求真理的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我們意識到我們最重要的科學先驅也不是所有文字都必須被當成金科玉律的先知。”英文中的“believe”（相信）、“belief”（信仰）等詞在宗教和非宗教語境下都很常用，具有混淆的“潛質”，但除非刻意詭辯，否則不難從上下文判斷真實含義，故而在高層次的爭論中很少被曲解。戴森卻以摳字眼的方式將宗教和非宗教語境混為一談，做出脫離語境的指控，不能不說是有些教徒式的詭辯意味。
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戴森還拿牛頓的信教來說事：“牛頓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神學與對科學一樣執著。牛頓不是傻瓜。”這種“邏輯”一向很受教徒青睞，連我在網上都不止一次碰到過，但戴森居然也拿它來用，還是讓人很跌眼鏡。哪怕撇開一個領域的智者未必是所有領域的智者這一因素不論，在一個演進的歷史中，像宗教那樣本質上凝固不變卻自居為真理的東西，其愚昧性是與時俱增的。同樣是信神，達爾文之後比達爾文之前愚昧得多，今天的信神更是遠比牛頓時代的信神愚昧得多。對於牛頓的信神，溫伯格在隨筆集《仰望蒼穹》（Facing Up）中曾做過點評：“牛頓、法拉第及其他過去的科學家深信宗教這一事實，表明宗教懷疑論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統治科學的偏見，而是通過對自然界幾個世紀的研究所得來的教益。”這才是演進的歷史視角，身為“未來學家”的戴森的視角反倒是凝固的——這或許是在宗教方面和稀泥的必由之路吧。
戴森對溫伯格那句“宇宙越是看上去可以理解，也就越顯得無目的”不以為然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認為宇宙可以通過智慧生物顯示目的，而智慧生物——基於早年以為的宇宙均勻膨脹——可能會永存。後來人們觀測到了宇宙的加速膨脹，戴森承認那會消除智慧生物永存的可能，但辯解說：觀測只代表過去，不排除未來的宇宙會繼續均勻膨脹，使他的看法繼續成立。這是將無論多小的可能性拿出來說事的又一個例子，但如此旗幟鮮明地以自己的立場為中心濫用可能性還是讓我深感吃驚。誠然，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但倘若觀測只代表過去，未來可隨意假設，那要科學何用？退一步說，就算接受這種辯解，那戴森當初基於——也只代表過去的——宇宙均勻膨脹而提出智慧生物可能會永存時，為何不把未來宇宙轉為加速膨脹——從而推翻他的觀點——也列出來？這種一廂情願的推理是鮮明的教徒式詭辯。
寫了太多“大不敬”的話了，趕緊收尾吧——事實上，也差不多把我讀戴森的隨感或所謂“印象記”和盤托出了。隨感不是傳記，也不是人物研究，而只是隨感，因此無論贊許還是“大不敬”都請以隨感視之。一般來說，我是看不上在宗教方面和稀泥的現代人的，但戴森是一個例外，他經過的事，他見過的人——包括他本人——都是一部歷史，值得細細品味。在《宇宙波瀾》一書的末尾，戴森記敘了自己的一個夢：他夢見自己去見上帝，到了約定的時間卻沒見到上帝，只發現一串長長的臺階。於是他登上臺階，看見臺階頂上的“寶座”上躺著一個嬰兒，對著他笑。戴森抱起嬰兒，在一片寂靜中，他忽然覺得自己想問上帝的問題全都得到了回答……很多年後，戴森將這個夢稱為是他一生文字之最愛。我也喜歡這段文字——但只是作為隨筆而喜歡。我覺得，以這樣一個夢作結尾，使《宇宙波瀾》染上了一層隱喻色彩，隱喻著戴森的漫長人生——由現實而夢幻，越來越夢幻……
最後，讓我用美國物理學家馬文·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對戴森的一句評語來結束全文：“他也許會犯錯，但從不乏味。”
參考文獻：
1.F. Dyson, Disturbing The Universe(Basic Books, 1981).
2.F. Dyson, Infinite in All Directions(Harper & Row, 1988).
3.F. Dyson, The Scientist as Rebel(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6).
4.F. Dyson, Dreams of Earth and Sky(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5).
5.P. F. Schewe, Maverick Genius: The Pioneering Odyssey of Freeman Dyson(St. Martin's Griffin, 2014).
6.S. S. Schweber, QED and the Men Who Made I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7.J. Schwinger (eds.) Selected Papers on Quantum Electrodynamics(Dover Publications, 2003).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