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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毛澤東和他的高參們》，顧保孜著，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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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為米夫、王明所控制，周恩來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盡力維護黨的統一和生存。毛澤東再一次走了，周恩來沒有能挽留住他
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為米夫(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所控制。在黨內，王明壓制周恩來。周恩來曾經向遠東局訴說，但是王明有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後臺，他的訴說毫無效果。
周恩來曾憤然提出過辭職但未獲允准。周恩來服從組織決定，繼續工作下去。處於萬分痛苦中的周恩來，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維護了黨的統一和生存。
雖然，周恩來被繼續留任，實際上是處於留職察看的境地，處境十分艱難。
周恩來極力保持住他所領導的中央軍委、特科和交通機關，不使王明派人打進來。例如王明曾經要派一個黃埔生黃第紅到中央軍委工作，而這個人實際上暗中已同蔣介石勾搭上。周恩來通過情報系統截到了黃第紅給蔣介石的效忠信，拿給王明看，王明才沒有話說。
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在南京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得知後立即派人報告中央。周恩來在陳雲等協助下果斷地採取緊急措施，安全轉移了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全部機構，國民黨企圖一舉破壞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計劃落了空。接著，躲住在周恩來寓所的向忠發，不聽周恩來的勸告，擅自外出，被國民黨逮捕。周恩來正在設法營救，卻得到消息說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冒險到自己的寓所去觀察聯絡信號，斷定向忠發已經帶人來搜查過，趕緊離開。從此，周恩來再難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坐船經廣東省的汕頭、大埔，轉到福建永定繼續航行，於下旬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這時，王明已經先周恩來於10月間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經對周恩來說，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來離上海前，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又對周恩來說，到中央蘇區後，周恩來是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管政府，朱德管軍事。這都是說，不要毛澤東管軍事。
但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並沒有完全按臨時中央的指示辦，而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毛澤東的缺點與長處。
周恩來走馬上任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的決議案》，不僅批評過去中央局，也批評毛澤東為首的紅軍總前委犯了“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即擴大化的錯誤。
50年後鄧小平回憶此事這樣評價道：“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
鄧小平明確指出毛澤東當時也犯了錯誤。周恩來批評毛澤東的錯誤，正表現了他對黨、對革命事業負責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絕非像港臺等作者著述的觀點是周恩來整治毛澤東的開始。毛澤東在工作中有錯誤，作為上級領導的周恩來批評他是對的。絕不能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說成是“互相攻擊”。一般認為，周恩來在同毛澤東的相互關係中，主要是崇敬、服從、彌補和相輔相成，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周恩來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敢於發表與毛澤東的不同意見，也是有鬥爭性和原則性的一面。這一點，無論是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之前還是其後都是如此。20多年後，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本人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往事，對於中央蘇區肅AB團，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
周恩來雖然批評了毛澤東在肅反中的錯誤，但並沒有處分他，而且十分尊重毛澤東的長處。
當時由於受“左”傾錯誤路線的排擠，加之身體不好，中央決定毛澤東帶著賀子珍以及警衛班的人去瑞金以東的東華山療養。
東華山上樹木蓊鬱，山頂有座古廟。毛澤東看中了古廟，住了進去。
雖說這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麗山峰，古廟幽靜、寬大，但光線陰暗，地上長滿青苔，室內潮溼，給人一種空曠冷落的感覺。
毛澤東人在山上，心在山下。這時，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整個紅色根據地的安危、黨和紅軍的命運。特別是中共臨時中央推行的軍事冒險主義，強令紅軍攻打贛州的錯誤決定，更使毛澤東對革命前途憂心忡忡，焦躁不安，他那雙原來炯炯有神的眼睛，此時已深深地陷下去了……
原來，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提出中央蘇區要“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澤東找周恩來談了在蘇區打寨子的必要，而不應打大城市，周恩來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他致電中共臨時中央，說明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回電說，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接到回電，周恩來只好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會議決定打贛州。毛澤東表示反對，但多數通過。
果然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紅軍打贛州，歷經33天，久攻不克，在國民黨軍大量增援的情況下，只好撤回。
在毛澤東到東華山療養期間，周恩來沒有忘記叫人將繳獲的戰利品捎上山去，送給毛澤東一些。特別是在打贛州的戰鬥遇到了困難時，他讓項英親自去請毛澤東下山指揮戰鬥，從而結束了毛澤東在東華山上休養的生活。
那是元宵節過後的一天，天色陰沉，烏雲密佈。
毛澤東在屋裡正給警衛員講時事，一個戰士往窗外一看，說了句：“有人上山來了。”
“是誰？”毛澤東連忙問。
“看不清楚，是兩個騎馬的。”
毛澤東站起身來，往門口走去。這時，來人已到廟門了。毛澤東定睛一看，原來是項英和他的警衛員。
項英見到毛澤東，急忙下馬，面帶嚴肅而焦慮的神情，走進屋內。毛澤東像預感到什麼，開門見山地問：“戰事如此緊張，你這時來，有什麼事嗎？”
項英焦急地說：“恩來同志讓我專門來請你下山。”
“是不是為打贛州的事？”毛澤東馬上猜到項英的來意。
“是的，打贛州很不順利。所以，恩來同志請你趕往前線。”項英回答說。
“攻打贛州不是早已開始了嗎？老毛右傾保守，能信任他去解難？”賀子珍在一旁插語。
項英一聽，頓時面露三分愧色，似乎自責當初不該雙手贊成攻打贛州，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此時此刻，他只好如實地向毛澤東說：“敵人城防堅固，援兵又到，我軍傷亡很大，紅軍處境非常困難……”
項英介紹完戰況，擔心毛澤東不願下山收拾這個困難局面，正想用什麼話來說服對方，沒想到毛澤東敏捷地站起來，語氣沉重地說：“那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下山!”
但項英遲遲不肯離去，直到毛澤東叫警衛員收拾行李時，這才慢慢離開。剛走二三里路，項英又折身回來，再次懇切地說：“澤東同志，看在恩來同志的份上，請早點下山吧!”
毛澤東爽朗地回答：“同志，你放心，不會叫你三顧茅廬。我還是個共產黨員，總得要顧全大局!”
恰巧這時，風雨驟來。賀子珍放心不下地說：“等雨過後再下山吧!”
“不能等了，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你慢慢來吧!”毛澤東邊卷褲角邊說著。
“你身體不好，再淋病了……”
毛澤東開玩笑地說：“我一到戰場，病就好了。”說著，毛澤東迎著風雨下山了!
毛澤東到來後，堅決主張紅軍立即撤出贛州之圍，開到贛西南休整。4月，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龍巖、漳州戰役計劃，並任命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領紅軍東路軍攻打龍巖、漳州，雖說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但毛澤東不顧這些。周恩來還親自到長汀做毛澤東的“後衛”，擔任後方供應和組織工作。毛澤東出師獲勝，再次表明他的戰略目光確實高人一籌。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7月下旬，周恩來到前方，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揮紅軍作戰。當他進一步瞭解毛澤東的戰略指導思想之後，立即給予肯定，認為“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同時發覺毛澤東以臨時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確實不方便。
於是，7月25日，周恩來立即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提議“部隊改設政委制，毛澤東任總政委”。開始中央局不同意，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
為此，7月29日，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覆信後方中央局，強調說明：如果由他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且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是指揮作戰”，“須儘量使他發揮”，“由澤東負責!可指揮適宜”。經過周恩來再三堅持和力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終於同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的名義發佈了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命令。但是，在“左”傾路線的統治下，不管是毛澤東的才華，還是周恩來的苦心，都未能給毛澤東解脫困境。
面對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蘇區中央局堅持要執行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要紅軍去攻打中心縣城，主動去進攻敵人，找敵人主力去決戰。為了統一前後方的戰略指導思想，在寧都召開了一次中央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毫不客氣地站出來反駁蘇區中央局的主張，大膽地提出了自己及前方中央局諸領導人的戰略指導計劃。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立即引來激烈的駁斥之詞，說毛澤東自1932年8月重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以來，一貫與中央路線相對抗，號召全黨全軍對毛澤東的右傾錯誤觀念要給予及時無情的打擊，對毛澤東在軍內的職務必須立即免除。中央局成員提出：“由恩來同志負責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是後趕到會場的。會上冒出這些問題，也是他會前根本沒有預料到的。他自從跟毛澤東在廣州結識以來，特別是這次來中央蘇區，跟隨紅一方面軍一起在前線，跟毛澤東朝夕相處，他開始瞭解毛澤東。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氣度才華及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他頗為佩服。
周恩來在發言中檢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肯定“後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他維護了毛澤東。他提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他“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周恩來堅持毛澤東應當留在紅軍中工作，為此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這兩種辦法，都與原來情況相似，因為周恩來原來是以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隨軍行動，對軍事行動方針是具有決定權的。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毛澤東“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自己則認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贊成後一種辦法。結果是會議通過了第一種辦法，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這樣，中共臨時中央不要毛澤東管軍事的意圖，這時候終於實現了。
毛澤東臨行前，周恩來騎馬給他送行。周恩來拉著毛澤東的手，深情地說：“你放心去吧，敵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澤東會意地點點頭，說：“如果前方需要我，給我捎個信，我會立即趕來。”
分手時，周恩來還是留下了那句話：“照顧大局，相忍為黨!”
毛澤東再一次走了。
決定他出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性格。毛澤東在他那個家庭中自幼養成的是因家教過嚴受壓抑，而迫切需要張揚個性的叛逆性格，是習慣於“同中求異”的思維方式。周恩來呢，他又要服從多數，顧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暫時忍下去，繼續幹，他與毛澤東的性格不同。周恩來自幼所處的是不斷“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諧與維持，這使他養成善於在“異中求同”的思維方式和務實的處世作風，並使他在後來繁雜的政治鬥爭中，體現出溫和而熱情強幹，忍讓而不失原則，謹慎而勇於果斷等對立統一的性格側面。
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面軍發佈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的名字後面。在10月份制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面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註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後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現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和尊敬，而他當時絕沒有想到毛澤東後來會成為全黨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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