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貴生:瑞典向新冠病毒“投降”是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大嘲弄

郝貴生:瑞典向新冠病毒“投降”是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大嘲弄

新型冠狀病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美國和歐洲各地速度更快。儘管這些國家最初疫情氾濫時,措施不力,但近些天已經開始重視以來,紛紛採取多種措施,如意大利、德國、西班牙、法國等。但卻有兩個國家極其特殊:

一是瑞典。據《環球時報》報道,瑞典官方12日決定停止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統計,該國也將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斯德哥爾摩的一名官員表示,已經沒有可能阻止新冠疫情在瑞典的傳播。該國公共衛生局則稱,將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新聞處發言人埃裡克·伯格隆德11日深夜表示,斯德哥爾摩地區正在減少新冠病毒檢測人數,從12日起,對於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停止檢測,只對已入院者和高危人群進行抽樣。伯格隆德在新聞發佈會上還說:

【“我們已經改變策略,不再嘗試檢測每個人。如果你年輕力壯,即使有新冠肺炎感染症狀,我們也將不再檢測。無論你是去過高危地區,還是曾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請等待症狀發作和消退。”】

瑞典《每日新聞報》12日報道,斯德哥爾摩官方稱,以前大範圍檢測太耗費資源,政府沒有能力對每個確診病例進行追蹤,現在醫療系統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保護弱者,完全控制新冠病毒傳播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

二是英國。3月12日,英國政府宣佈,該國疫情應對措施從“遏制”階段進入“延緩”階段,即要放緩病毒的傳播,也就是不再去完全控制這個病毒,讓人們在今年夏季慢慢地去感染,然後逐漸康復,進而在冬天之前達到“人群免疫”的目標。按照英國政府首席科技顧問帕德里克·瓦倫斯的說法稱,英國政府採取這種策略的原因,是趁著春天到來,天氣回暖,讓英國人在冬天之前都獲得對病毒免疫的能力,這樣到了2020年底冬季如果疫情再出現就不怕了。

對英國政府這種所謂抗“疫”行為,兩句話簡要評論:一是表明英國政府對科學知識的極端無知和愚蠢。二就是英國作為資格最老的典型資本主義國家階級本性的典型表現。筆者著重談談對瑞典行為的認識。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馬克思把“資本”的剝削、貪得無厭、骯髒的本性揭露得淋漓盡致,所以不大願意稱自己為“資本主義”,於是改稱“市場經濟”國家,把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原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稱之為“計劃經濟”國家。但歐洲有一個特殊國家即瑞典,從來不稱自己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稱是“市場經濟”國家,而理直氣壯地稱自己為“社會主義”國家,但這個“社會主義”既不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也不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更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主張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具有瑞典“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名稱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如果說,蘇聯解體之前,這種“民主社會主義”在整個世界特別是在中國雖有一些影響,但影響並不大。但是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突然吃香起來。原來西歐一些所謂工人政黨極端不喜歡蘇聯社會主義,他們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稱之為列寧、斯大林的“專制社會主義”。蘇聯解體了,就證明蘇式的“社會主義”即“專制社會主義”失敗了。而瑞典自上世紀初社會民主工黨參與瑞典大選獲勝,工人政黨首次通過選舉進入憲政政府,並開始了“社會主義”的探索。幾十年過去了,瑞典憲政制度依然健在,十分鞏固,國內沒有發生過內戰和動亂。瑞典經濟上也進入世界首富行列,並以“從搖籃到墳墓”最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而聞名於全世界。

而蘇聯的所謂“專政社會主義”最終解體。也就是說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蘇聯的“專制社會主義”競爭中,瑞典獲得了勝利。實踐證明“民主社會主義”似乎勝於“專制社會主義”。不僅那些西歐的所謂代表“工人階級”的形形色色的“社會民主工黨”竭力吹捧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的某些官員、教授一方面借蘇聯的解體鼓吹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失敗論、錯誤論,另一方面也開始撰寫大量文章和著作,把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看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楷模,並號召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應當把瑞典模式作為學習的典範。

大家知道,“社會主義”概念並不始自於馬克思、恩格斯,當資本主義作為封建主義的否定因素開始了它的發展時,雖然它當時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社會畢竟是用一種新的剝削方式的階級壓迫社會取代另一種剝削方式的階級壓迫社會,因此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中,也始終伴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反映在思想領域,就出現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新的一種社會思潮即“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一詞的詞根源自拉丁語sociare(社會),意指聯合或共享。當“社會”一詞後加上後綴“主義”形成“社會主義”概念時,意指由獨立個體的人之間組成的社會成員之間應該擁有公平,平等的權利和地位。“社會主義”概念始自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資產階級思想家儘管把他們所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稱之為“公平、平等”的社會,但許多人發現了這個社會仍然存在剝削、壓迫和不公平現象,於是主張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把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就稱之為“社會主義”。因此“社會主義”概念的產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成長起來的否定因素,這種否定因素的特點就是“公有制”。歐洲著名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聖西門更是把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對立作為區別是否是社會主義的最顯著的特徵。這是這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最突出的成就。但是他們這種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武器仍然是照搬資產階級反封建的理性原則即“自由、平等、博愛”。 他們沒有把公有制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看做是歷史發展規律的產物,而看做“理性原則”主觀推導和構造的產物。他們主張這種社會主義的實現靠思想家個人的實驗,而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們不支持甚至強烈反對當時英、法、德已經爆發的三大工人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唯物史觀,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合理因素,主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所有制問題,但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這種消滅必須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思想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了系統深入的闡發。

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產生之後,圍繞社會主義是否要消滅私有制?是否要堅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馬恩時代巴枯寧主義、杜林主義、蘇黎世三人團(伯恩施坦是其中之一)反對馬克思主義也是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的。馬恩去世之後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伯恩施坦修正主義也是是上述思潮的繼續和發展,在歐洲許多國家影響到工人階級政黨。只有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與伯恩施坦主義及其在俄國的代表人物進行了不妥協的堅決的鬥爭。列寧所建立和領導的俄國社會主義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1918年更名為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並通過十月革命把書本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變為實踐的現實的社會主義。但歐洲一些國家的工人政黨始終反對列寧的這種社會主義,繼續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觀點。上世紀中葉以來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實質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延續和變種。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股思想的典型代表,其要害就是否定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否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之後,進一步導致這股思潮的泛濫和影響。中國也有相當多的官員和教授加入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大合唱之中。原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和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就是他們中的急先鋒和典型代表。

因此我們無論從“社會主義”概念的起源、空想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民主社會主義”雖然也把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但實際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雖然科學社會主義也講公平、平等,與這種社會主義似乎有些相似點。但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都首先講生產資料公有制,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講“公平、正義”。離開公有制的所謂“平等、正義”實質還是資本主義的表面的虛偽的公平、平等。我們再看看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究竟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2004年,中國一位“民主社會主義”信仰者訪問瑞典採訪原瑞典首相,也是原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卡爾松時,卡講了這樣幾個觀點:

一是如何評價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

【“在我們看來,公有制實際上是一種沒有具體所有者的體制,無法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是烏托邦,無法適應市場變化。二者都導致了蘇式社會主義的低效率。我們如果也那麼搞,恐怕不但不能長期執政,而且早就會落選,被選民趕出議會。”】

二是斯大林社會主義的本質。

“有許多人拿著‘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的公式去對照檢查瑞典,認為它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地球上的社會主義是多元化的,從來就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上面那個公式不過是斯大林為自己的蘇式社會主義定做的,而且他們自己也過不了關。蘇聯工人長期低工資,受到嚴重的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奪,能說是‘按勞分配’嗎?”】

三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

“瑞典有什麼義務必須遵守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公式呢?瑞典人創造了自己的公式,就寫在它那面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上,不過四個單詞:‘私有、市場、平等、福利’。解釋起來也很簡單:保護私有產權,通過市場調節、通過二次分配,達到大體平等,提高社會福利。這有什麼不好!”

“我們現在85%的商業、94%的製造業都屬於私有制。正是靠這一點保證高效率,保證能把蛋糕做大。這樣才有可能實行高稅收,通過二次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保證公平和福利。”】

卡爾松的回答再直截了當地表明,這種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它的所謂高“福利”現象也首先是滿足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之後,拿出些殘羹剩汁施捨給工人群眾罷了。以這種所謂高“福利”為特徵就敢明目張膽稱之為“社會主義”,不典型地是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的倒退嗎?

再回到我們的主題上,社會主義如果是“公有制”為基礎,必然在執政黨和國家理念上奉行集體主義、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觀念,這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得清清楚楚。當今面臨新型冠狀病毒在整個國家的橫行肆虐,唯一的正確指導思想一是治,即最大限度調度已有的一切醫療資源救治已經感染者、患病者。二是防:即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多種措施阻止和割斷病源的傳播,把病源的傳播力減小到最低程度,使感染者越來越少,直至消失。此次中國抗“疫”的成功已經最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只治不防,那麼病毒必然會肆無忌憚地蔓延開來,導致更多的人群被感染,原有的醫療資源本來就有限,最後結果就是人群中大面積感染,整個醫療資源崩潰。最終倒黴的還是那些大多數普通的工人群眾。而瑞典政府對待冠狀病毒的態度和措施就是後者。

《環球時報》評論瑞典政府這一做法:

【“是第一個向新冠肺炎疫情公開舉手投降的歐洲國家,該國的這一最新政策無論對保護瑞典民眾的健康還是對協同全球抗疫都是高度不負責任的。”“然而以瑞典的公共衛生髮達水平來說,它還遠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國湖北省有過多個人口遠小於瑞典、醫療水平也低於瑞典的城市,出現了比目前瑞典多得多的病例,但是那些城市沒有放棄,它們近日都實現了新增病例的歸零。”“瑞典在沒有嘗試開展進一步防控動員的情況下,直接放棄了對疫情的全面抵抗,把抗疫戰線縮小到醫院的狹小部分,只保入院的患者和醫護人員,將社會上的疫情幾乎置於放任自流的狀態,這是對防疫規律的嚴重背離。”】

筆者昨晚看到一條微信《這5個國家才是世界的榜樣!》,介紹了古巴、越南、老撾、朝鮮即中國的抗“疫”狀況。筆者這裡只簡要提一下古巴。

一是古巴有強大的社會醫療服務體系。全民免費醫療,全民免費教育,政府預算的50%以上都實打實的用在了社會事業上……。古巴人均醫生數是世界第二,僅次於意大利。

二是已經對蔓延世界的病毒傳播做了充準備。目前古巴已有4例確診病毒患者,但古巴不僅擁有足夠的床位(已在11家醫院開放了1322張病床,在十個隔離中心,準備了824張病床)和發達的醫療衛生技術,古巴更有高效的防疫機制。古巴已經推遲國內所有大型文藝活動、暫停電影院、劇院等場所的演出,還將向每個家庭發放消毒液。

三是願意讓至少有5名確診患者的郵輪“布拉馬爾女士”號停靠本國港口。此前,這艘郵輪在加勒比海多個港口被拒絕停靠。古巴政府表示,這項舉措是出於“人道主義關切”和“共同努力應對和遏制快速蔓延的大流行疫情”的需要。

四是50年來有13萬醫護人員服務過70多個國家,不僅創造了大量外匯,也有力支援了其它國家的衛生健康事業。這次意大利疫情嚴重,也向古巴發出邀請,希望派醫療隊。古巴已答應準備派出。

這就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的古巴。而號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瑞典在嚴重的疫情面前竟然置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於不顧而放任病毒氾濫自流,幻想自生自滅!與古巴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別!這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的為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味道嗎?原因就在於其經濟基礎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

同時也警告中國那些離開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和為人民服務等意識形態的一些官員、學者、教授其奢談什麼“社會主義”理論,那隻能是假冒偽劣的社會主義,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其實質是借這種“社會主義”概念之名,在中國大地上覆闢資本主義。

2020年3月17日

【郝貴生,察網專欄學者,天津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