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權的下放，有利於對紅線之外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鎮城化率、減少農村人口與農村建設用地的可擴張性正相關。
土地權的下放，不只是意味著外來民間資本的更多投入可能，更意味著土生土長的農民會獲得更多創業助推力，激發創業活力，會有新一批民營經濟人士應運而生。
下放土地權，有利於地方政府充實擴張土地資源，並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結構性、制度優越性的力量推進之中，使民營經濟在土地、資本、勞動力的要素投入中，有更為靈活和充裕的有利性投入。
3月12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授權和委託用地審批權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核心就是通過擴大省級政府建設用地審批權限，進一步調動地方政府投資積極性，保持中國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目標。這對民營經濟下一步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在城市規模、城市佈局中的作為有重要影響，對發揮民營經濟在城鎮化進程中作用是重大政策機遇。
第一，發揮民營經濟進入農村、促進生產率提高的更大作用。《決定》堅持環境與農業的重要性和可持續發展，保留農業的自主性，增強主體功能區的特殊保障功能，以最嚴格的制度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而土地權下放，有利於對紅線之外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鎮城化率、減少農村人口與農村建設用地的可擴張性正相關。民營經濟是高效組織和利用土地資源的主力軍，改革開放以來，土生土長在農村的民營經濟、民營經濟人士具有“帶頭致富、帶領致富”的“雙帶”現象和投身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的光榮歷史和巨大貢獻，外來民間資本更是農村建設、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面向未來，具體到農村貧困地區的徹底減貧、小康建設和增強內生動力、提高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生產效率方面，更要充分發揮好民營經濟充分組織和利用土地資源進行深度開發、集約化生產的優勢。
第二，釋放民營經濟參與農村創業的更大活力。土地與人、土地與創造性有著極為深刻的哲學關係，這也意味著農村集體非糧土地更多轉化為工業化用地的可能性。農民轉換身份，成為工業“地主”，或以土地入股，民營經濟有了更多的參與方、合夥人。農民變身打工者、成長為民營企業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社會變革內容和經濟成長性力量。土地權的下放，不只是意味著外來民間資本的更多投入可能，更意味著土生土長的農民會獲得更多創業助推力，激發創業活力，會有更多的洗腳上岸機會，會有新一批民營經濟人士應運而生，得之土地，哺之土地，成為城鎮化建設源源不斷的成長性力量。
第三，提高地方政府和民營經濟拓展自然生長土地的積極性。例如，江蘇是海洋大省，又是蘇北農村沿海灘塗旺盛的生長大省，地方政府在化灘塗為農村建設用地上有充分“授權”，民營經濟就有充分施展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充分空間，下放土地權，有利於地方政府運用好此類自然土地饋贈，充實擴張土地資源，並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結構性、制度優越性的力量推進之中，使民營經濟在土地、資本、勞動力的要素投入中，有更為靈活和充裕的有利性投入。
第四，提升民營經濟在特大城市群建設和城鎮化進程中的能力。中國的發展必定是一個縮小農村空間、擴張城市群建設和增強城鎮空間的歷程，土地使用的轉換根本在於政府按照城鎮化步驟推進，收縮農村外延，擴張城市格局，增強城市佈局。國際競爭的重要基本單位是中心城市和特大城市群，我國首批試點地區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廣東、重慶。中央的部署與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是緊密聯繫的。在中國工業化主導的地區，在製造業和服務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也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需要進一步強化中心城市為骨幹的特大城市群建設，形成技術創新力量的蓬勃生長，增強全球產業鏈的主體性控制、總部經濟的成長和植入。這個放權，其重大意義即在於此。否則各省市及基層政府手中無米，是煮不出特大城市建設和城鎮化進程的饕餮大餐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種糧方式改革開始，今天，還要從農村用地的放權，來協調區域之間特大城市群一體化建設的主動性和城鎮化建設的內生性關係，並支撐中國經濟新的騰躍，而民營經濟是這種關係中的重要建設力量，是特大城市群和城鎮化的廣泛建造行為者。
第五，發揮民營經濟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性作用。省及地方、基層政府手中握有土地資源權，一方面獲取管理資本，一方面在提高特大城市群建設水平及城鎮化率中能更有作為，而與民營經濟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性作用緊密結合，充分調動創業主體積極性，打破阻礙勞動力在城鄉、區域間流動的不合理壁壘，促進人力資源跨區域轉移和優化配置，真正形成區域一體化的正相關係，就會凝聚推動下一階段中國非農化大轉型的充分力量，民營經濟獻力於此，也必然得力於此，在城市空間和產業佈局空間將獲得進一步的擴張發展，並在沿海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為主力陣容的中國經濟突圍戰中繼續發揮主力軍作用。
（作者系國家智庫建設單位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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