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娜·弗裡蘭自傳》
內容簡介
《黛安娜·弗裡蘭自傳》是黛安娜·弗裡蘭僅有的兩本著作的其中一本。黛安娜·弗裡蘭是時尚界的先驅，是她將時尚與藝術以及其他文化結合在一起，讓時尚雜誌變成一本具有文化品位的雜誌而不是單純講穿衣打扮的膚淺的商業推廣雜誌。是她開創了“時尚編輯”這個職業的新時代，她的時尚觀點、雜誌運營理念至今影響著整個時尚出版界。
她的自傳記錄了其個人的人生經歷，與同時代的時尚設計師、藝術家、作家的交往，講述了其時尚態度、個人風格。
黛安娜·弗裡蘭 (Diana Vreeland)，時尚專欄作家與編輯，曾任 Vogue 與Harper’s Bazaar時尚編輯、主編以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服飾研究院顧問。
她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教育，卻熟知歷史、文化、藝術，將時尚做成了畢生的事業。她用 23 年的時間，奠定了 Harper’s Bazaar的風格。在1963年到1971年期間，任職Vogue主編，成為第 1 代“時尚女魔頭”。
書籍摘錄
第一章
我很討厭說過去的事。
有一天晚上，在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舉行的一場奧斯卡·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的發佈活動上，出版經紀人，“萬人迷”塞繆爾· 拉扎爾（Samuel Lazar）轉過來和我說：“娃娃臉”——他總是這麼叫我——“你的問題就是你的整個世界都和戀舊有關。”
“聽著，‘萬人迷’，”我說，“我們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所以請閉上你的嘴巴！”
然後我一拳砸中了他的鼻子。他大吃一驚，抓起一隻瓷盤子，塞進禮服的胸口保護心臟，於是我就又一拳砸中了那隻盤子！
戀舊！？——他竟然說我戀舊！我不相信人類發現青黴素之前的任何事情。
不過我倒想告訴你我相信哪些東西。我相信石膏背撐。
我來給你講講 1978 年春天那個晚上發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倫敦的聖· 洛倫佐餐廳（San Lorenzo's）吃飯，當時已經很晚了，和我在一起的是偉大的攝影師大衛· 貝利（David Bailey），還有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你不覺得嗎，傑克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演員。他有一張讓人信服的臉，還有他鼻尖上的那股戲謔勁，對吧？另外他還具備一種所有偉大演員都有的能力——他學什麼像什麼。你有沒有見過他模仿艾哈邁德· 埃爾特貢（Ahmet Ertegun），就是創辦大西洋唱片公司的那個土耳其人，傑克抓住了……他的特點——艾哈邁德身上那種土耳其科尼亞旋轉舞的感覺。我覺得只有看到他模仿別人的時候，你才能真正瞭解你眼前的這個人。通常的狀況是，你沒辦法直接通過這個人瞭解他。
不過讓我先講講那個晚上的事。
我親愛的朋友傑克·尼科爾森讓我非常擔心，因為他的後背出了大問題，他疼得沒辦法坐下來。
你知道的，後背是我們身上最重要的部位。每天結束的時候我從不會感覺累——一丁點兒都不累，都歸功於我的坐姿。在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辦公室裡，有一把我在《時尚》雜誌時就坐的廚房椅子。他們把這把椅子給我送了過來，因為沒人願意在他們時髦的辦公室裡放一把那麼難看的椅子——但是它能給我的腰部很好的支撐，這是最重要的。另外我還有一個小橡膠靠墊，正好撐住我的尾椎骨，讓我坐得很挺拔，向上、向上、向上。每個來我辦公室的人都覺得，那個靠墊有點像醫療用品——其實它就是醫療用品，是我從藥店買來的——不過我就是想坐得端正又挺拔，那個靠墊簡直是太棒了。
還是說回那個晚上。傑克的後背疼得厲害，他甚至都坐不下來……他在餐館裡走來走去，把香菸揉得稀巴爛……簡直像是在受刑。於是我說，“好了，我受夠了！市面上的藥你都吃過了，但就是不照我說的做。今晚我就要解決你的問題。我能借用一下你的司機嗎？”
當然了，攝影師老貝利，坐在那裡一動不動，用他那玩世不恭的口氣說，“弗裡蘭，你是真瘋了，晚上這個時間你什麼都買不到，你不瞭解倫敦。”
我當時真該跟他打個賭，我說，“我可比你瞭解倫敦。我知道去哪兒買——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的布茨藥房，那裡整晚都營業。什麼都能買得到，進去問就行了。”
於是我走出了餐廳，找到傑克的車子，對他的司機喬治說，“我真是受夠尼科爾森先生啦！他根本就不明白，他現在的狀況我早已經經歷過很多次——就是後背的問題。他得先止住肌肉的痙攣，所以他需要一個石膏背撐。我想去皮卡迪利廣場的布茨藥房，那個藥房還在吧？”
“當然還在，夫人。”
於是我們就坐上了一輛你能想象的最大的奔馳車。但是我也開始想，老貝利說的話可能多少有些道理，也許布茨藥房是開著的，但只處理緊急情況。於是我跟司機說，“喬治，我是這麼想的。我們到了布茨藥房之後，最好我來假裝病人……這樣可以讓他們覺得事態嚴重一些。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就會很不舒服了……現在我的腿已經不能動了！你覺得可以嗎，喬治？”
“就聽你的，夫人。”
我們到了藥店。自然，喬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扶下了車。我們走了進去。喬治扶著我，而我自然緊緊抓著兩旁的陳列貨架。這些貨架裝飾得很漂亮，打在上面的燈光很美，和我四十年前離開倫敦的時候一樣。
在那個年代，人們會在午夜的時候來布茨藥房買春藥——西班牙蒼蠅（Spanish Fly）、琥珀月亮（Amber Moon）……非常非常受歡迎。你可能聽說過西班牙蒼蠅，但估計你從沒聽說過琥珀月亮，但是那個時候它們非常受歡迎。不過那天晚上，我可不是要找西班牙蒼蠅或琥珀月亮，我只是想要個背撐。於是店員從櫃檯裡面拿了一個出來。“我要買……兩個，”我說。“你看得出來，我的背疼得厲害。”拿上那兩個背撐，我鑽回了大奔馳車裡。
回到餐廳，喬治和我一起走了進去。“好了，貝利，”我說，“也許你是聽著倫敦聖瑪麗勒波教堂的鐘聲出生的，但我也不是新手。我再熟悉倫敦不過了，想買什麼就可以買到什麼。”
然後我對司機喬治說——這個時候我和他的關係已經近多了——“帶尼科爾森先生去樓下男士洗手間。你帶他去，我教你怎麼用這個背撐。”
“噢，見鬼去吧！”傑克說，“下樓來，你來幫我穿。”
你知道倫敦的聖·洛倫佐餐廳嗎？從街上一進到餐廳，就能看到男士和女士洗手間。你覺得我們倆都進洗手間了嗎？當然沒有。我們就站在一樓大廳裡，傑克直接把褲子脫了下來……
“哦，你的狀態，真是好極了，”我說，“不得不說你的內分泌很好，形狀很豐滿而且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就開始撕背撐上面的包裝紙。傑克粉紅色的屁股正對著我，但我就是沒辦法撕掉包裝紙。“你最好還是把褲子穿上，”我說，“過幾分鐘就會有人經過，會以為撞見我們在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他搖了搖頭，似乎並不在意這個。終於包裝紙被我撕掉了，然後我說，“好了，傑克，我現在要幫你穿上了。我穿的時候，你要向後靠，然後要扭一扭，這樣才不會束得太緊。”我給他做了示範。“不然的話，”我說，“穿上之後你就不能動了。”
這會兒，我們有了個小觀眾，他正站在門外的大街上，透過門上的窗戶看著我們。我幫傑克穿好背撐，他立即就站直了。他穿上了褲子，好了，至少他現在能坐下來了。我們回到樓上，繼續吃晚飯。別問我們幾點鐘才吃完的——反正是很晚。他們接下來要趕去參加什麼派對，於是我們回到了奔馳車上，我突然發現我們當時正位於攝政公園（Regent's Park）北面。
我說：“好了，現在你們得把我送回家去。”
“噢，得了吧，弗裡蘭，”貝利說——他總是叫我“弗裡蘭”，而我總是叫他“貝利”——“你以前在外面待得可比今天晚多了。”
“我才不想去參加什麼派對，”我說，“除了你們之外我也不想見其他任何人。不過既然我們已經在這兒了……我想去我以前住的地方看看，就在攝政公園的另外一邊，在漢諾威平臺（Hanover Terrace）那邊。自打我 1937 年離開英格蘭之後，就再沒回過我的老房子。”
你一定能想象得出來，他們當時對這個建議有多沒興致。漢諾威的每一棟房子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樣的。我的房子自然完全不一樣——走進去就看得出來。在這條街的盡頭是漢諾威小屋，房子是里布斯代爾夫人（Lady Ribblesdale）的，我的好朋友愛麗絲· 阿斯特（Alice Astor）——也就是愛麗絲·奧博倫斯基（Alice Obolensky），愛麗絲·馮·霍夫曼斯塔爾（Alice von Hofmannsthal），以及愛麗絲·布維（Alice Bouverie）——曾經住過……不管怎麼樣，愛麗絲·阿斯特的父親是約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就是和泰坦尼克號一起沉沒的那位先生。她真是一個可愛的漂亮女人——感謝上帝，炸彈落下來的時候她沒在那房子裡面，房子給炸了個稀巴爛。
我下車走上臺階，走到我們的房子前。我走近大門，這裡曾屬於詩人埃德蒙·戈斯爵士（Sir Edmund Gosse），在20世紀初和 19 世紀末，他曾是文學界的一個大人物——你知道，就是《黃面志》（Yellow Book）之類的。回憶錄裡的一半記錄了發生在漢諾威特勒斯 17 號（17 Hanover Terrace）這裡的事情。 1929 年我們從他的遺孀手中買下了這棟房子，當時房子的外立面已經沒有了，然而它還是那麼地漂亮，花園的下面還有個儲藏室……
我實在是太喜歡儲藏室了，我都可以把床安在儲藏室裡，這樣我就可以和奶酪、醃肉還有獵來的野味躺在一起，嗅著好聞的黃油和泥土味。我經常對紐約人或者無論來自哪裡的什麼人說，“你們究竟是怎麼了，只要是有花園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儲藏室。只要土夠好就行，向下挖，挖出一個儲藏室來！”老天爺，我曾經有多喜歡我們那個儲藏室啊……
在花園的盡頭，我們把馬車房改成了車庫，我們那輛漂亮的布加迪車就停在那裡。當時我們的司機非常年輕，每次我的兩個兒子得水痘、腮腺炎、麻疹之類的病，都會傳染給他。戰爭期間他一直給我們寫信。在我們搬去紐約後不久，他在白金漢宮找到了差事，成了伊麗莎白公主的副手司機。有一天，他寫信給我說：“夫人，現在我為女王陛下開車了。”人生多奇妙！
車庫的上面是傭人房，我給房間裡安裝了暖氣機和洗手池，還裝了一個挺好的浴室——其實沒太大必要，每個禮拜傭人們都至少要和我說三遍，說暖氣機把她們嚇得要死——她們害怕它會爆炸，她們也從來不敢擰開任何一間臥室裡的水龍頭。真是讓人難以理解的一類人，她們害怕流動的水，但她們從沒離開我。我們搬家到美國之後，兩個女傭也去白金漢宮工作了，因為我們的管家認識某個在皇室當差的人。英格蘭這所房子裡的一大家子在我的一生當中佔據了很大部分。
他們都有各自的人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相互協作得很愉快。這就是我離開英格蘭之後能去《芭莎》雜誌（Harper's Bazaar）工作的原因——我知道怎麼工作，因為我知道怎麼管理一個家。老天爺……我這輩子唯一學到點什麼的機會，就是在英格蘭的那十二年裡！
讓我接著說吧，於是我走進了大門……
花園裡那些精心修剪過的植物已經都看不到了。當然了，我們的花園都是會修剪的。在最上層的臺階上，在大門的兩旁，我曾經各擺放了一株修剪成小熊造型的植物。你知道，綠色植物和英格蘭的關係，就像鼻子和臉的關係一樣密不可分。在漢諾威特勒斯 17 號（17 Hanover Terrace）的這棟房子裡，我在畫室長長的法式窗戶前種了一些橘子樹——那是有一天清早我去考文特花園（Covernt Garden）選來的——地上擺了一盆盆你能想出的所有顏色的瓜葉菊。房子的牆壁是一種漂亮的淡赭石色，顏色選自一面科羅曼德屏風上的一箇中國人物臉上的膚色。還有布里斯托藍色印花棉布窗簾——你知道布里斯托藍是什麼吧——窗簾上有蝴蝶結和紅玫瑰。透過高大的落地窗，你可以看到攝政公園裡所有漂亮的花、灌木和樹木。鴨子都在早上出來。晚上在我們準備上床休息的時候（我們總是很晚才睡），他們就開始喂獅子了——獅子一邊吼叫，一邊享用它們的晚餐。噢，在倫敦市中心能聽到獅子叫，真的很奇妙！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住在那裡。我丈夫裡德（Reed）當時在擔保信託公司工作，他每天早上八點一刻出門上班，每天都很準時，而且每天都穿得很帥氣。
裡德向來很在意穿著。他有很多件衣服——絲綢襯衫、設計精細的工作襯衫、一排排掛起來的漿過的硬挺襯衫——有那麼多件，品質都那麼好，砰，砰，砰！還有那些帽子！每一頂都漂亮極了。大部分的帽子我都送了人。有些年輕人來我家做客，他們想要這些帽子。我還留著五六頂——我都會捐給大都會博物館。這些帽子都是定做的，非常合戴，漂亮的氈子面料——手感就像緞子一樣。聖詹姆斯街上的那間洛克裁縫店（Lock’s）真是男人的天堂，男人的樂園。我還記得最後一個對我行脫帽禮的人，是那麼優雅，那麼富有魅力。我當時走在第五大道上，洛尼· 特利（Ronnie Tree）向我走了過來，他戴了一頂圓頂禮帽。如果你還記得他的頭髮，他有一頭多麼驚人的頭髮啊，像小灌木叢一樣圍繞在耳朵兩邊，多時髦，戴上帽子更是精彩。要戴那頂帽子，你的腦袋要很特別才行，頭髮要很硬才行。他向我脫帽致敬，多有魅力，脫帽禮實在是太美了，多讓人難忘啊！
可是，突然之間再也沒有人行脫帽禮了，不是嗎？另外你也再見不到那些精力充沛的粉紅色英國面孔了——那些經過風吹日曬的微笑著的臉——也消失了，不是嗎？被潮溼沉重的風吹走了。可能如今的小夥子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出去打獵了。 1960 年代的時候，男士禮帽在一夜之間消失了。我還記得有一天早上，還很早，裡德上班之前來和我道別，沒戴帽子。我說，“可你還沒戴帽子呢。”他每天早上跟我道別的時候，總是從頭到腳都穿戴妥當。他回答，“我不打算戴帽子了。”就是這樣。
說回漢諾威的那間房子。房子的內部漂亮極了——但也挺尋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想說，我們的房子裡沒有佈置什麼華麗的……燈光。窗邊種著橘子樹，光線從中穿過然後照進屋子……一種非常英國的光線。
那晚我站在門前環視四周。門廊還保護得非常好，這很英國，為這棟房子增加了一點與眾不同之處。但是大門被漆上了非常難看的顏色。我們住在那兒的時候，大門有點鏽蝕，我們就把表面重新拋光，然後上了漆。房子裡的每一扇門裡面都是硃紅色的，但你不會通過硃紅色的門走進房子。我就站在大門前。透過兩旁的窗戶看進去，房子裡沒有什麼可看的，就是一座空屋。但是我的老門環還留在門上，是一隻孤零零的小手的形狀。它是1930年代的時候安上去的，它扛過了閃電戰和當時的腥風血雨。一隻門環！啊，當然它不僅僅是一隻門環了！它是我從法國的聖馬洛買來的，當年我還很年輕——而且當時我們快要誤船了，想不起來我們要去哪裡。於是我對裡德說，“那隻小手——我太喜歡了。”於是我們敲了門，一位女士走了出來，二十分鐘過後——如果你和法國人說要付錢，他們就會很慷慨——我們就把那隻門環帶走了。那是一隻很有意思的維多利亞時代的門環，沒什麼太多可講的。但是，噢，老天爺啊！於是我轉身走下臺階，鑽進了汽車，對大衛·貝利和傑克·尼科爾森說，“好了，現在我們去參加派對吧！”
題圖為紀錄片《戴安娜·弗裡蘭：眼睛要旅行》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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