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登州海域出土的瓷器 張向冰攝影
古炮、殘船、瓷器，裹帶著歷史的泥沙、鏽斑、海貝，它們安靜地躺在山東蓬萊閣管理處陳列室。這些登州的遺澤，是“海上絲綢之路”北方重要節點城市登州的文明，是中國海洋文化遺產展現的歷史長廊重要節點。或許，瞭解“海上絲綢之路”北方起始城市文化的精髓，只需看一眼登州遺澤，就會感嘆它影響深遠的意義。
試想當年，從古代登州港（今山東省蓬萊市）起航，沿黃海航線直至朝鮮、日本列島等諸國的使節、僧侶和客商們，捧著精美的中國陶瓷與古老的經文，腳步匆匆，海面上風帆如牆，岸上市井熙熙攘攘，港口相望的繁榮景象……不由得讓人產生一種意象：這不正是中華民族遺失在海洋的一段記憶嗎？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登州遺澤，究竟是怎樣的一段記憶？此時，矗立在丹崖頂上的蓬萊閣，遙望著大海，似乎也在關照著我們腳下登州的千年過往。
登州古港是世界港口史上人工修建保存至今最早的港口。中國船史研究會副會長、蓬萊閣船史專家袁曉春先生告訴筆者，登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的歷史跨度，幾乎貫穿了整個陸海絲綢之路的全過程，其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特別是對研究隋唐至北宋中葉的中外“文明對話”，朝貢貿易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登州出土明代古船 張向冰攝影
縱觀中國絲綢之路研究史，專家學者始終都偏重於研究西北陸路絲綢之路，對於廣東、江蘇、福建和浙江沿海港口的研究始終為重中之重。但是，對於經過山東半島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過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可見，登州“海上絲綢之路”遺澤選擇了沉寂。
然而，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遲到的登州，還是用千餘年的文明，構築了一個“海洋意識”的文明頂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不斷推動開放與發展的動力。
攀登上這個“文明頂點”——蓬萊閣。順著蓬萊閣的窗口，海邊的蓬萊水城一覽無遺。“海上絲綢之路”的初始，正是蓬萊水城打開了海疆之門的束縛，開埠通商，把日本諸島和朝鮮半島的貿易引入中國的土地，把中國的文明和生活物資輸入海外。
“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直至北宋前期，來自朝鮮和日本的使節、留學僧、留學生及商人，皆循近海岸水行至登州，後抵長安。資料表明，朝鮮和日本使節，共有65次在登州登陸的記錄。特別在唐宋時期，在此設立“新羅館”和“高麗館”，專門接待海外使節，進行海上貿易。
這些外交使節、留學僧、留學生以及商人不斷經由登州往返，不僅促進了經貿交流，更是以登州為輻射地，將中原文明以當時最為便捷的方式，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可以說，在一定時期內，因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與發展，才形成了以登州為中心的東北亞文化傳播圈，並使日本與韓國的文化遺存，深深打上了唐風雅韻的烙印。日韓對影響本國文化認同最深的是中國漢文化。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華文明催生了日本和朝鮮從落後的社會步入了文明社會。
大海的流動性和神秘感，最能喚醒人類的海洋意識。當然，也會喚醒人類關於生存空間的危機意識。隨之而來的是人類對海洋權益的爭奪。唐宋之後，登州港貿易地位也因此逐漸被消減，海防地位卻被逐步提升。
山東登州明代海軍基地 張向冰攝影
只是，那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光環一旦褪去，隨之而來的只有今人一聲扼腕，惟有戚家軍抗倭的英雄氣概，屹立如新。
文圖/張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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