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中的强奸（和性侵犯）有暴力或威胁性行为的含义。但是强奸和性侵犯可以在没有任何武力或威胁的情况下发生。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杰德·鲁本菲尔德在《欺骗强奸之谜与性自主的神话》一书中写道，与一个不同意这一行为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总是，没有例外。
虽然强奸和性侵犯肯定会在没有武力或威胁的情况下发生，但鲁本菲尔德的说法过于强烈。一个人可以不同意一项性行为，而这项行为本身并不是强奸或性侵犯的实例，事实上，这项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鲁本菲尔德是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有性行为（或双方都有性行为）未能同意该行为，该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然而，不道德的性行为不一定是强奸（或性侵犯）。例如，如果性伴侣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在法律上就不能给予同意。如果他们发生性关系，他们没有给予法律上的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强奸或袭击了另一个人“强奸”更好理解如下：A与B的性接触被视为A对B的强奸，前提是（i）A有能力给予知情同意进行渗透性行为，（ii）A知道或应该知道B没有能力同意进行渗透性行为，或者没有口头或身体上同意进行渗透性行为，并且（iii）尽管（ii）A正在进行与B的渗透性行为。
性侵犯的定义可以类似地用“有非穿透性行为”代替“有穿透性行为”。
我们如何确定性在何种条件下，不管它是否具有穿透性，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单独的问题：
一个人同意与另一个人发生性关系需要什么？自愿性行为在道德上永远是错误的吗？非自愿性行为在道德上永远是错误的吗？
同意性行为
为了回答关于性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条件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同意性意味着什么。“同意”是“自愿知情同意”的简写，同意发生性行为不算同意整个性行为，原因有三性接触前的同意可以随时撤回。
同意做爱可能是不自愿的。对性接触的服从是非自愿的，当它是通过使用身体暴力，威胁或丧失能力的行为强迫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可否认，很难具体说明什么才算是威胁或丧失能力的行为。一个持异议的人，如果对对方的性行为感到震惊而无法移开或抵抗，即使她没有感到受到威胁，也会丧失行为能力。
该人不得同意。例如，儿童不能同意性行为。这并不是因为未成年人不能同意任何事情。当然，如果一个父母问一个平均6岁的孩子她是否愿意让父母给她梳头，而这个6岁的孩子回答说她愿意，那么她的同意就是同意。六岁的孩子通常都已经足够大了，能够理解一个人梳头意味着什么，而梳头通常不会产生无法预料和潜在的有害后果。所以，孩子不仅是自愿进入互动的，她也理解这种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然而，一个六岁的孩子通常不能同意性行为，因为她无法理解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类似的评论至少适用于一些智障人士。
一个潜在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一个在精神上能够理解性的本质和后果的成熟个体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得到充分的知情同意。
被告知并不需要事先知道活动的感受。成年处女可以同意性行为，尽管他们即将进入陌生的领域。如果性行为是自愿的，如果任何一个人想结束这一行为，可以撤回同意。因此，被告知并不要求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或期望什么。
性欺骗
尽管获得足够的信息以获得同意并不要求确切地知道另一个人想要或期望什么，但获得信息仍然需要满足某些期望。同意性行为是同意与特定的人发生性行为。如果你同意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不是你认为的人，那么你的顺从不算同意。如果你相信你将要和你的丈夫发生性关系，但你不知道你床上的男人是他的孪生兄弟，即使他（出于某种特殊原因）相信你是他的妻子，你的顺从也不是自愿的。
同样，当你同意一项行为时，你也同意你认为该行为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你是同意一项非性行为（如医疗程序）的结果是性，你的遵守不算同意。
让我们称之为不诚实或披露失败，旨在增加即将发生的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性欺骗”。因此，性欺骗既包括不披露自己的信息，也包括撒谎。
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性欺骗会使性行为在道德上成为问题。在之前关于同意和欺骗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欺骗的受害者知道欺骗行为，他或她不会同意，那么利用欺骗获得性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Mappes，1987年；Rubenfeld，2012-2013年；Short，2013年；Dougherty，2013年）。
有人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如果知情同意的人至少部分同意，是因为隐瞒了真实的信息或提供了虚假的信息。
人们对基于欺骗的性行为的心理态度反映在整个社会的法律审判和定罪以及新的立法中。下面是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2009年，加州居民朱利奥·莫拉莱斯（Julio Morales）因潜入一名18岁女子的黑暗卧室，并假扮为该女子刚刚离开的男友与她发生性关系，被判犯有强奸罪。这一定罪最终被推翻，因为1872年的法律只将有人冒充妇女的丈夫以获得其同意的行为定为诈骗强奸罪。这一漏洞在2013年议会65号法案和参议院59号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时就被堵住了。2000年，一名以色列男子Eran Ben Avraham因假扮飞行员和医生与一名妇女发生性关系而被判诈骗罪。在以色列，飞行员和医生尤其受到妇女及其母亲的高度尊重（Bilsky，2009年）。 2010年，一名已婚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男子萨巴尔·卡舒尔（Sabbar Kashur）在与他刚认识的一名犹太女子发生性关系前，假装是一名对长期关系感兴趣的犹太单身汉，被以欺骗罪定罪。他最初被判两年徒刑，但最终被减为九个月。
从2014年开始，里卡多·阿格南特以玛莎拉蒂·里克的名字为迈阿密海豚队（Miami Dolphins）假扮成一名NFL足球运动员，以便接送女性。他通过创造一个数字人物形象来支持自己的故事，这个人物形象是基于2014年他一次性参与海豚设施的区域性联合收割机拍摄的图像以及海豚玩家的照片。阿格南特的骗局在2017年被揭露，但他从未被审判或定罪。虽然在这类案件中，缺乏同意是很明显的，但很难确切地说明一个人需要什么才能充分了解另一个人或即将发生的行为，才能将遵约视为同意。把陌生人之间的性当作非性行为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只是陌生人。
有两种相关但截然不同的情况，由于缺乏关于行为或一人在遵守之前本应拥有的另一人的信息，似乎缺乏同意。（i） 基于他人欺骗的性行为，以及（ii）基于第三方欺骗的性行为。让我们依次处理这些问题。
第二方欺骗：当另一方拥有另一方的信息，而另一方本应拒绝遵守时，将另一方的信息或与另一方的联合活动称为“个人重要信息”。
当然，并非所有个人重要信息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遵从性是否被视为同意。如果，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有一种新的性传播疾病，但还没有诊断试验，这一事实并不是你可以获得的信息。所以，你不可能告诉你的性伴侣。但是如果你的性伴侣在他们的pos上有信息
第三方欺骗：第三方的欺骗也会损害同意。如果第三方（不直接参与性行为）因其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而隐瞒了对同意人个人重要的信息，那么他们的遵守就不是基于被合理告知。因此，他们没有充分的知情权，无法对该行为给予知情同意。
这是一个真实的第三方欺骗的例子。2010年，罗格斯大学的学生泰勒·克莱门蒂要求他的室友达朗·拉维在9月19日和9月21日晚上使用他们的房间进行私人访问。9月19日，拉维打开了电脑网络摄像头，和他的朋友莫莉·魏一起呆在她的房间里，两人偷偷地在一次性接触中看到了克莱门蒂和他的男朋友。间谍事件发生后不久，拉维发布了一条关于此事的微博：“室友要求房间到午夜。我走进莫莉的房间，打开了网络摄像机。我看见他和一个男人约会。为了迎接克莱门蒂的第二个私人夜晚，拉维通过社交媒体邀请他的朋友们加入他对克莱门蒂的间谍活动，但是克莱门蒂通过禁用网络摄像头避免了这一企图，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他向学校官员报告了这一事件。9月22日，就在拍摄三天后，克莱门蒂从乔治华盛顿大桥跳下，在哈德逊河被发现死亡。拉维在2012年因与间谍活动有关的多项指控受审并被定罪，但他提出上诉，并被减刑为“侵犯隐私未遂”
这是一个悲惨的例子，第三方为了在不知道主要当事人的情况下观看性接触而隐瞒重要信息，从而损害了同意（在本例中，克莱门蒂和他的男朋友都同意）。由于克莱门蒂或他的男朋友当时不会同意发生性关系，如果他们知道远程观看的情况，也无法给予知情同意。因此，拉维和魏的行为是一个通过欺骗进行性行为不端的例子。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探讨非性行为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道德性的，而合意性行为则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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